原標題：問刑典范：晚明呂坤《刑戒》法文化解析

來源：人民法院報

原標題：問刑典范：晚明呂坤《刑戒》法文化解析

來源：人民法院報

呂坤（1536—1618年），字叔簡，晚明河南歸德府寧陵（今河南商丘寧陵縣）人。萬歷二年（1574年）中進士，初為山西襄垣知縣，因政績卓著，于萬歷三年（1575年）調任大同。萬歷十二年（1584年）后，任吏部主事。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任刑部右侍郎，旋轉左。在任期間，包括以《刑戒》為代表的問刑方案在內，呂坤的治世建議代表了當時士大夫群體對于國政頹廢的積極應對態度。（以下所引呂坤之內容參見《呂坤全集》，王國軒、王秀梅整理，中華書局2008版）

《刑戒》的內容要點與問世原因

面對明代中后期司法領域的嚴重弊端，身在刑曹的呂坤強烈呼吁“居官所慎，民命為先。民命所關，獄情為重”，《刑戒》當是因時而作，共八類32條，主要針對刑訊泛濫但又不得不刑訊問案的實際而制。正如呂坤所言：“紀綱法度整齊嚴密，政教號令委曲周詳，原是實踐躬行，期于有實用，得實力。今也自貪暴者奸法，昏惰者廢法，延及今日，萬事虛文。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遂欲并其文而去之。”于是，刑訊的技術直接簡化為“暫時不打”和“始終不打”兩個大類。“暫時不打”進一步細分為“莫輕打”“勿就打”“且緩打”“莫又打”四類；“始終不打”則進一步細分為“（絕）不打”“憐不打”“該打不打”“禁打”四類。從行刑者“我者”來看，有“且緩打”“莫又打”“憐不打”“禁打”四類，從受刑者“他者”的視角觀之，有“（絕）不打”“莫輕打”“勿就打”“該打不打”四類。八類32條又可任意組合，幾乎涵蓋了刑訊所涉的各種情形，且用朗朗上口、易于記誦的表達形式，傳教于官民，以期收到治理良效。

呂坤提出的“居官五要”之前兩要指出“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刑戒》便是具體行動方案，時任刑部尚書的蕭大亨與呂坤關系甚密，故而能助推其整頓問刑亂象。《刑戒》可謂以呂坤為代表的刑部規范刑訊的特別立法。呂坤認為：“法之立也，體其必至之情，寬以自生之路，而后繩其逾分之私，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刑戒》即是秉持著這一立法宗旨而設，32條的主要入選標準是是否關乎人倫、人法、人命和人案。但凡有違禮儀教化、有違律法規范、與受刑人性命攸關、有礙案件審斷的皆不可輕易用刑。人倫方面主要有尊長與卑幼訟不打。在禮法合一的時代，有違人倫和人法時有重合，主要包括：老、幼、病不打；宗室、官員、生員、婦人莫輕打。有違律法的主要是禁止性規范，包括重杖、從下（腿部以下）、佐貳非刑（官吏私自用刑）禁打，此三種情形也可能關乎受刑人性命。凡與性命攸關者需萬分謹慎，主要包括：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人急、人忿、人醉、人隨行遠路、人跑來喘息勿就打；已拶、已夾、要枷莫又打；盛寒炎暑、佳節令晨、人方傷心憐不打。有礙公正斷案的主要包括：我怒、我醉、我病、我見不真、我不能處分且緩打；百姓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為修私衙或及買辦自用物不打。最后只剩下“上司差人莫輕打”，以防得罪上司，此條亦可歸為有礙司法（執法）公正之列。總之，《刑戒》在于“戒昏”，為的是正大光明地刑訊斷案，以服人心，誠如他在《憂危疏》中所言：“刑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

《刑戒》32條是呂坤一直踐行的實學思想之體現。當時空疏遷腐之風盛行，呂坤卻強調事功和實政，令人別開生面，（馬濤：《論呂坤理學思想的特點》，《史學月刊》1989年第2期）以《刑戒》嚴厲要求官員“不敢刑、不能刑、不想刑”，讓官員能夠恰如其分地問刑辦案，把握分寸地積極履職，正是呂坤實政思想之核心“明職”與“定分”的展現。《刑戒》并非憑空而出，是呂坤為官一如既往地堅持實事求是和言行一致之累積。明末清初大儒李二曲曾在《四書反身錄》評價呂坤：“躬親講勸……視縣事若家事，視民產若己產。率作興事，不憚勞瘁。自作縣守府以至分巡濟南，布政陜右，巡撫山西，所在皆然。”為官一任，呂坤都要講“實用”：“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個實用。……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在自撰的墓志銘中，呂坤將“非日用不談，非切民生國計不講”作為言行標準，對可操作性技術和實務性細節一直相當重視。例如在任山西按察使期間，他制定的《按察事宜》將自己的職權范圍和工作要點條分縷析，還自撰《安民實務》等手冊指導下級官員處理政務，且多是從具體而微的技術指南出發踐行其實用主義的為政主張。（陳寒鳴：《呂坤啟蒙儒學散論》，載《儒藏論壇》2019年第1期）加之，呂坤認為官吏普遍缺乏處理政務的必要知識是導致官場腐敗的重要原因，〔解揚：《期成實務的困難——呂坤〈實政錄〉在地方上的施行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九輯）》，紫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刑訊技巧的缺乏亦包括在內。于是，呂坤在恰當的時機推出了《刑戒》以供同僚參鑒。

《刑戒》的適用傳播與時代影響

時值內憂外患，奸臣當道，朝政日墜，稅賦苛重，“民心如實炮，捻一點而烈焰震天；國勢如潰瓜，手一動而流液滿地矣。”在《刑戒》問世不久的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呂坤上奏《憂危疏》，言辭懇切地向萬歷皇帝直陳天下安危，指出要想挽救危局、延長國脈，“惟有‘固結人心’四字”。律法上則建議依律例辦事，減少詔獄，不要在真相沒有查清之前對宗室、勛戚、群臣、宮人以及百姓用刑，否則法令不嚴、用刑不一，造成過多的冤假錯案，致民心盡失。這自然是對《刑戒》精神和部分內容的重申。《刑戒》對下在前，《憂危疏》對上在后，呂坤希望君臣一體，同心同德，慎刑恤刑。然奏疏未能上報，且遭給事中戴士衡誣告，呂坤憤然稱病乞休。

解揚的研究指出，呂坤并非因上《憂危疏》得不到皇帝的反饋而乞歸致仕。堅持實用主義的呂坤一直都努力與萬歷皇帝保持了當時少見且較為融洽的君臣關系，這是包括《刑戒》在內的實用主義建議能夠得到推行的關鍵保障，也是當時身在廟堂的士大夫最想拯救萬民于水火的理想之法。當時黨爭已起，呂坤尚不能置之事外，他自撰的《墓志銘》曾言：“在都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君堅守一說，屹屹不為動。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為危。君一稟天日，不懲始念。”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標志著東林黨的形成。當時吏部已完全擺脫了內閣的控制，不愿內閣干預考察之事。主察者是吏部尚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當年五月，呂坤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正四品），因職位卑微，并未參與此次京察。到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四月吏部左侍郎員缺，呂坤成為京察對象，獲得會推但被詔另用。問題出在時任右都御史的沈思孝和內閣大學士張位，與呂坤和吏部尚書孫丕揚處在對立的政治陣營中。萬歷皇帝對牽涉黨爭的大臣十分厭惡，呂坤無意中觸犯了政治禁忌。時又恰逢震驚朝野的“董范之議”案，此案又與黨爭有關，呂坤仍上書直抒己見，指責天威過重，懇乞明正法律，以服公論。而后的“朝鮮之議”則是在他上呈《憂危疏》的十二天前案發，呂坤與因此被奪職的兵部尚書石星等人都有舊誼，他們在皇帝眼中皆屬于能務實理事而不務空言的黨派。呂坤頓感置身其中難以有所作為，遂決意求去避險。（解揚：《萬歷封貢之敗與君臣關系的惡化》，載《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因牽涉黨爭，《刑戒》問世之后或未能得到地方官的足夠重視。

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由呂坤的門生、湖廣監察御史趙文炳匯集校刻的《實政錄》面世，將呂坤之實用政治主張和為官技術操作和盤托出，惠及后人。《實政錄》卷六《風憲約》所含“提刑事宜”52款，為呂坤出任山西等處提刑按察使時所頒告示，約成書于萬歷十八年（1590年），主要是針對“民生未奠”的六類事項“追呼苦于太濫、問斷苦于太淹、擬罪苦于太密、追贖苦于太刻、拘禁苦于太易、隸卒苦于太縱”，這些無不與刑訊相關。其中包括“監禁十款、聽訟十二款、用刑四款”，成為《刑戒》的經驗依據，再次印證了《刑戒》并非無源之水。

《刑戒》是否作為正式公文而發放全國不得而知，但在官場卻不脛而走，成為明末清初問刑的不二法門。《刑戒》能在明末清初產生廣泛影響正是得益于《實政錄》的盛名。2013年河南內黃縣城關鎮發現的一方清康熙十年（1671年）《呂叔簡刑戒八章》碑與《刑戒》內容一致，足見地方官問案之依賴程度，更是刻石立碑，以戒來者。（李克玉：《呂坤〈刑戒〉流布略考》，載《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明末清初人董含（1624—1697年）《三岡識略》收錄的呂坤《刑戒》一書，僅將“五莫輕打”刪減成“三莫輕打”。在董含看來，宗室和官員可以刑訊，不必有所忌諱，比呂坤更激進。同樣是明末清初人趙吉士（1628—1706年）《寄園寄所寄》收錄的《刑戒》則將“五莫輕打”增加至“八莫輕打”，更加小心地將童生、舊族名門子弟、援例等項生員也作為“莫輕打”的對象，比呂坤更謹慎。同時，還增加了一個類別，即“五禁甚于打”：“小事用夾棍甚于打，夜間用刑甚于打，決責不如法甚于打，濫禁淹禁甚于打，重罰甚于打。”“禁甚于打”的前兩項尚屬于用刑，尤其是“夜間用刑”是呂坤所沒有考慮到的；后三項顯然超出了刑訊的范疇，但是給承刑人帶來的痛楚卻遠大于刑訊。此三項并非趙吉士所處時代之獨有，他將其列入《刑戒》肯定是希望把依賴刑訊的三大審判基本要求——“依法裁決、速裁速決、平允裁決”也作為戒律加以重申，便于嚴格執行。

董含和趙吉士的不同態度既是代表個人的，也是代表時代的。在明清交替之際，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明代制度遺產可謂見仁見智，但基本的刑訊技術方案還得參考呂坤的《刑戒》，這顯然已經成為當時司法領域的共識，畢竟獄訟之成敗關鍵在于能否嫻熟地巧妙地刑訊。清乾隆年間陳宏謀的《五種遺規》將《刑戒》收錄并以“遺規”的形式希望后人繼承發揚；道光年間徐棟所編的《牧令書》亦輯錄了《刑戒》，影響甚廣；同治年間胡文炳在編纂《折獄龜鑒補》時便將《刑戒》置于篇首，自言：“即以為折獄者之凡例云。”之所以將其作為“凡例”，皆是因當時問案還是以刑訊為憑借，故而茲事體大，正如《實政錄》所言：“邇來鞫獄，只恃嚴加考掠一法耳，果自信無冤民乎？……夫決獄弗慎，有司之罪。”

《刑戒》的同類比較與異同分析

萬歷二十年（1592年），以《寶坻政書》聞名于世的袁黃經由京東寶坻（今屬天津市寶坻區）縣令擢升為兵部職方司主事，適倭寇侵略朝鮮，與呂坤所涉的“朝鮮之議”同為一事。在該場戰事中，袁黃遭誣陷而削職，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離職。《寶坻政書》成書于袁黃離開寶坻五六年之后，故而在呂坤《刑戒》一書之后。然《寶坻政書》卷六《刑書》并未將《刑戒》收入，原因或是該書由袁黃的弟子劉邦謨、王好善編輯，主要是袁黃為政期間的公文、告示、政令和案卷等，為的是如實反映袁黃的治理功業。

處江湖之遠的縣令遇到的用刑難題，以天津寶坻為代表的地區主要表現為刑具違制和濫用。袁黃“初至本縣之枷有重七八十斤者皆棄去不用，依律造二十斤之枷”，且視情節輕重，刑具不可濫用：夾棍系詢刑，非強盜不得妄用。針對當時行刑“五板一換人”的通弊，袁黃規定“用刑雖多，不許換人”，且遵循“宜少不宜多”的原則，“故堂上刑不常用。即用，三板五板足以示懲矣”，總體按照“慎用刑，常終日不笞一人，經月不擬一罪，縣中刑具，皆依律改正。民有犯罪者，必反復曉諭，令其悔悟”的方針執行，重申了明代所倡的“明刑弼教”——“主威之道，不在刑罰，而在威儀。”在袁黃看來，刑名之事有四要：“一曰以求生為主，二曰以原情為據，三曰以名義為教，四曰以案牘為跡。”呂坤的《刑戒》正是從技術上來實現“求生”和“原情”的。就此而言，袁黃無非是對此前明代司法和用刑理念與制度的重新強調和執行而已，當時的多數官員往往會打著太祖“明刑弼教”的旗號濫刑，呂坤譏之謂“御世之術窮矣”，故而袁黃著眼于重新闡釋“明刑弼教”的實踐方式。基層治理的目標還是在于教化，袁黃的主要策略在于對官員提倡記功過格加以教化，對百姓則勸人積善改過，以治心來強化自我修養。在袁黃任寶坻知縣的萬歷十六年（1588年），呂坤出任山東參政，當時他也認為“五刑不如一恥”，且認為民風應從兒童抓起，于是設立社學，頗重啟蒙教育。其父呂德勝已著有《小兒語》《女小兒語》（各一卷）等兒童啟蒙讀物，頗受歡迎，呂坤又作《續小兒語》（三卷）和《演小兒語》（一卷），尤其是《演小兒語》乃史上最早的兒歌集，利用包括河南、山西、山東、陜西等地民間流傳的46首兒歌為訓蒙之用，寓教于樂，是為“理義身心之學”。這一辦法雖更實用，但與袁黃的思路異曲同工。

不久，呂坤便成為執掌晉陜的地方大員，更需要從具體而微的細節技術上來指導更大范圍的下級官員實心用事，這與袁黃所處的一縣之獄不可同日而語，此乃高級官員和基層官員在對待政事上的不同立場和身處的地理環境所致。呂坤也在萬歷二十年進入中央，先后在都察院和刑部任職，身處廟堂之高，更能認清用刑之奧秘，且更有職責和使命在用刑的經驗推廣上更進一步，這是呂坤的《刑戒》與袁黃的《寶坁政書》在治理濫刑策略上不同的主因。

袁黃面對的只是一縣之難題，而呂坤需要考慮的是全局之改觀。尤其是在晚明濫刑的“亂世”，已經在沒有時間等待教化之效，他認為當時需要“下猛藥治積久之弊”，以32條的直白戒律試圖改變全國刑官“慢而自是者，教而不率者，浮而不注意者，惰而不奮力者，相應以虛文而實之不務者，才短而智慮不足者，庸軟而為左右所用者，識昏而為左右所蔽者……”“滅紀法以樹私交，怠職業而相玩愒，工機械而丑誠直……”等惡習。以刑訊為能是在下者驕橫的表現，放任下官濫刑則是在上者柔懦的明證，故呂坤主張以剛猛矯柔懦。（張學智：《呂坤對晚明政弊的抉發及其修身之學》，《中國哲學史》2009年第1期）《刑戒》又可以視作呂坤政治剛猛的體現，戒律性的技術要點顯然比袁黃在寶坻以德行為范的教化更為剛硬。

（作者單位：山西省委黨校政治與法律教研部；廣州商學院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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