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高質量城市化推動中國式現代化

來源：經濟參考報

原標題：以高質量城市化推動中國式現代化

來源：經濟參考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集體崛起，創造了人類城市史上的奇跡，留下了生動精彩的傳奇故事，形成了與眾不同的發展軌跡，積累了別具一格的寶貴經驗。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城市的成功經驗代表著中國的千城萬鎮，從多個角度扛鼎和解釋了中國城市和中國經濟的偉大奇跡。

城市是中國經濟發展重要推動力量

城市經濟發展主要是由城市經濟主體推動的，這些主體不僅包括各類企業、城鄉家庭，還包括各級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探索，“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結合”已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共識。合肥市“時時處處找準政府位置，從始至終堅守科創經濟”。一方面，始終堅持發展實體經濟，利用科技推動從制造到創造轉型。另一方面，在不同領域、不同時期，找準政府定位，不斷提升優化政府與市場關系，釋放最大化的市場和政府合力，推動城市實現堅實的經濟增長和快速轉型升級。

家庭既是物質產品和知識產品的消費者，也是勞動和人力資本的供給者。多樣化的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平衡促進家庭和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長沙市“堅持房住不炒定位，促進家城協調發展”。近20年來，長沙市一方面讓利于民，拒絕炒賣土地，加大住房供給覆蓋面。另一方面，完善長效機制，加強市場監管，使房價地價保持在合理水平。不僅在微觀上促進家庭合理支出，宏觀上也確保了住房與產業（制造業服務業）、民生的良性互動，促進了家庭和城市均衡和可持續發展。截至2022年，長沙連續13年被評為“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

企業是物質財富和知識財富的創造者和組織者。長春市把“強化龍頭企業帶動，聚力實體經濟升級”，作為城市發展的主線，順應全國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強化中國一汽集團、中車長客等龍頭企業作用，突出發展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發揮中科院、吉林大學等機構科技創新優勢，促進產業升級，全面強化城市發展和產業發展的韌性，助力產業結構升級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40多年來，中國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為中國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杭州市“弘揚民營經濟傳統，塑造宜居宜商環境”，將民營經濟作為立市之本、發展之魂。堅守重商的歷史傳統，形成全民皆商、人人重商的社會共識和價值取向，塑造高品質的人居環境。堅持引導服務并重，創造一流的營商環境。良好的營商環境不僅為企業創造安心謀發展的便利條件和市場環境，助力企業破解發展難題，也吸引到更多人才集聚，充分激發民營企業創造活力。連續19年成為“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上榜企業數全國第一的城市。

制度創新助推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

要素是驅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蘊藏的巨大存量要素即土地、勞動力獲得充分釋放，外部要素即資金、技術、管理迅速流入，增量要素即人力資本等迅速積累，形成驅動中國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巨大動能。釋放、吸引和培育這些動能要素，中國城市創造了諸多成功經驗。

物質和資金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要素。中國香港“匯聚全球資本，服務國家戰略”，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獨特的制度優勢和地處亞太地理中心的區位優勢，適應國家戰略需要，打造自由開放透明的營商環境，吸引全球高端金融資源，匯聚全球資本，既促進了內地城市經濟發展，也極大提升和鞏固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人力資本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要素，它既是中國城市崛起的關鍵因素，也是城市快速發展的重要標志，人力資本的快速發展是中國城市發展的最大成功。政府、家庭與企業都高度重視人力資本投入是中國城市獲得成功最重要的經驗。武漢市以“優質教育驅動精尖科研，精尖科研驅動科技產業”。以教育資源和人才優勢為依托，發展科技和產學研結合，并依靠人才和科技優勢發展產業，從而實現人才、科技、經濟的良性循環和共贏，強化了其國家中心城市的地位，提升了城市競爭力和吸引力。

科學技術是城市經濟發展的核心動能。中國城市高速發展和集體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內外先進科學技術在產業上的廣泛應用和先進技術產業的擴散。北京市“培育科創高精尖，融合科創產學研”。基于首都的功能定位和資源優勢，北京著力打造一流宜居環境，吸引全球頂尖資源，以市場化機制和政府型平臺，融合科創大中小企業和產學研環節，發展高精尖科創經濟，建設國際科技中心。不僅支撐了首都經濟高速增長和轉型升級，也帶動了京津冀甚至全國城市的科技和經濟快速發展。

制度通過決定經濟主體的預期收益影響城市經濟發展。中國城市發展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通過制度創新驅動經濟主體迸發出巨大動力。中國澳門“用足一國與兩制優勢，促進一國與兩制雙贏”。澳門自回歸以來，始終堅持并充分利用“一國”與“兩制”的雙重優勢，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和內地的發展，擴展了澳門的外部市場和要素資源。澳門成熟市場的力量與中央大力支持、內地地方政府合作的力量形成合力，使得“一國”與“兩制”相互支撐共贏，確保了澳門的持續繁榮穩定。

城市文化通過塑造經濟主體的意愿偏好影響城市經濟發展。成都市“弘揚傳統商業精神，激發主體內生動力”。傳承了從古至今的消費與生產平衡文化，將古代工作與休閑文化嫁接為現代的創新文化，將古代盆地外向文化發展為現代國際化文化，將古代的重文精神弘揚為現代的商業化文化，不僅激發了市場主體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而且較好地滿足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

公共產品既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標內容。中國城市發展奇跡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廈門市通過“高端設施與服務同建，優質生活與工作共贏”，實現了發展手段和發展目標的雙優統一。基于經濟、地理、生態等海島優勢，廈門致力于打造高端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構建優質的生活和工作（就業及創業）環境，滿足了當地高質量的生活和工作需求，同時吸引了高端企業產業、人才和要素，創造了更多財富，實現了經濟社會發展手段和目標的良性循環。

生態環境是重要的公共產品。青島市“打破先污染后治理常規，保持生態與發展雙贏”。以強烈守護環境的意識不斷強化城市生態環境優勢，以生態環境的優化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以走在前的擔當和勇氣推進生態環境領域先行先試，實現了“環境一直好，經濟一直強”的良性循環。

全球分工是中國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

生產、交換與服務是城市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具體內容和主要活動。

在生產方面，廣州市“順應城市發展規律，促進產業持續升級”。20年來，廣州市始終順應城市與產業發展規律，立足城市歷史文化底蘊和階段演進特征，適應國內外新形勢新要求，著眼于理順產業與經濟社會關系、產業內不同產業關系、產業與空間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不斷調整優化現代產業體系發展思路目標，政府與市場合力促進產業升級。實施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三輪”驅動。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強化都市圈產業鏈合作共建與協同布局，推動經濟動能轉換和高質量發展。

在交換方面，義烏市“降低聚散交易費用，成就商品世界中心”。改革開放以來，義烏弘揚歷史傳統，在堅守和擴展小商品市場方面，緊緊圍繞不斷解決制約市場交易的關鍵因素，通過不斷降低交易成本、信用成本、空間成本、協調成本，助力小商品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從地方走向全國和世界各地，將一個窮鄉僻壤的義烏，發展成為世界商品交易中心。

在服務方面，西安市以“文旅帶動全局發展，多方圍繞文旅服務”。作為有著悠久輝煌歷史的古城，西安充分利用文旅資源優勢，以文化旅游作為戰略突破口、著重點和主引擎，促進文旅與生產要素、產業升級和城市建設協同發展。一方面，將科技、金融、人才等要素與城市建設、產業配套、制度政策等相結合，促進文旅發展，另一方面，又通過文旅發展倒逼城市建設、改善營商環境、集聚高端要素。不僅促進了西安文旅發展，也逐步集聚和釋放西安厚重的潛能，使西安逐步走向加速發展的快車道。

中國城市大規模的學習，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模仿創新和自主創新，是城市低成本高速發展的重要法寶。

在學習方面，天津市向“全球學習兼顧全國學習，政府學習帶動社會學習”。天津通過走出去和引進來、干中學和學中干、合作中學與競爭中學、對標對表和博采眾長、政府示范和制度激勵等學習途徑和方法，不僅建成全國領先的學習型城市，而且通過學習迅速獲得了科技、制度文化、管理經驗，促進了天津的轉型發展。

在創新方面，深圳市“保持領先倒逼持續創新，開放學習驅動綜合創新”。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中央要求并支持深圳先行先試，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深圳以制度創新驅動產業創新和科技創新，以開放學習推動制度創新和產業創新，推動綜合創新，實現由“跟跑”向“并跑”“領跑”的轉變。

競爭與合作是城市經濟發展和財富創造的必然選擇和重要活動。過去40年，中國城市在與國內外城市上演的競爭與學習“劇目”中，不僅成就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開拓了人類經濟行為的新空間。

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并向全球重要中心城市邁進的上海“構筑雙循環樞紐和通道，推進三層次的競爭與合作”。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始終致力于打造平臺城市，將自身建設成為全球、全國、長三角的重要樞紐和通道。不僅直接參與和引領國際城市的競爭與合作，國內區域之間和長三角城市之間的競爭與合作，而且充分發揮內部循環、外部循環和內外循環的作用，促進全球、國家和區域經濟資源流動和要素配置。激發和提升了經濟主體的動力，有力促進了上海、長三角、中國甚至世界城市增長與發展。

非農集聚是中國城市發展的關鍵支撐

經濟增長和結構升級最終要落地在空間上。在歷經幾千年的農業經濟和農村緩慢發展之后，中國開啟了城市空間發展的新時代，具體表現在單個城市的快速建立和發展，現代城市體系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城市化不斷提升和城鄉一體化。

在城市發展上，改革開放后，中國在依次經歷的小城鎮、開發區和新城新區中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在新城新區建設方面，鄭州市“建設現代高端服務新城，提升國家中心城市功能”。鄭州作為人口中心城市，需要盡快適應做大人口和產業載體的空間和提高國家中心城市能級的需求，通過高起點規劃和形象營銷，實現大規模的土地融資，實現高標準新區建設。通過高起點規劃和形象營銷，導入高端產業及人口。高端產業和人口導入和高標準城市建設，支撐了國家中心城市的高功能提升，也帶動鄭州及中原城市群快速發展。

在城市體系上，競爭與合作使得城市之間的關系變得復雜而特別，也使得中國的城市體系及其演化有自己的特色。合作共贏驅動城市之間從小尺度的競爭主導走向合作主導，從大尺度的合作主導轉向競爭主導，應對競合變化，都市圈尤其是跨行政區都市圈的發展考驗著各城市政府的智慧。南京市“建設跨省都市圈，打造城市體系典范”，積極主動構建跨省城市間多級協調機制，助力高質量發展；促進互聯互通，共建軌道上的基礎設施都市圈；聚力產業集群，打造“鏈”上都市圈，跨域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構建便民生活都市圈。推動都市圈參與城市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成為城市間跨域融合發展典范。

在城市化上，作為中國農業轉移人口最多的城市，重慶“探索市場城鎮化，保障新型城鎮化”，積極探索戶籍、土地、住房和融資制度的改革創新。一方面，讓市場在城鎮化中發揮決定作用，促進勞動力、土地、住房、金融等要素和資產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和轉移。另一方面，圍繞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使農業轉移人口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的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和住房保障。既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健康發展道路，也促進了經濟高速增長和不斷轉型。

作為地處東南沿海的縣級市，晉江市“致力產城人融合發展，打造新型城市化典范”，遵循城市化發展規律，探索和踐行新型城鎮化模式。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從需求和供給兩端促進城市建設和產業發展；以產業非農化為依托，吸引和支持人口城鎮化，推動城市建設即空間城鎮化；以空間城鎮化為載體，支持人口城鎮化和產業非農化。

作為中國東部沿海最強的地級市，蘇州市幾乎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所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這集中反映在它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域領先和均衡化方面。在制度創新上，蘇州“放權”讓全域共同發展，“讓利”促進城鄉均衡一體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放權使市縣鎮競相爭先，弘揚奮勇爭先的歷史文化，激發全民發展的內在動力，從而共同繁榮。將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作為發力重點，讓利讓城鎮村互利多贏，從而實現一體均衡，推進經濟、生態、文化、社會全面發展。（執筆人：倪鵬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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