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太行古樓，見證抗戰時期“財稅風云”

來源：中國稅務報

原標題：太行古樓，見證抗戰時期“財稅風云”

來源：中國稅務報

“龍吟清漳河，鳳鳴媧皇宮。索堡三閣樓，道合天下通。”這首詩寫的正是河北省涉縣索堡村的“三閣樓”。

在太行山深處的索堡村，形如碉堡、風格奇特的“三閣樓”雄踞村中央。這座有著一百多年歷史的古樓，曾是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稅務總局駐地。撥開歷史的塵埃，翻閱記憶的史冊，讓我們一起走進這個充滿傳奇的地方。

“三閣樓”里的紅色稅收記憶

索堡村位于涉縣縣城西北20多里處，歷史上的索堡是連接山西、河北兩省的重要交通樞紐，到清末已發展成為人口聚集、熱鬧繁華的集鎮。其鼎盛時期，鎮上開設的貨棧、票號等店鋪多達200余家。

清末，山西一位巨商看中索堡這片風水寶地，便在此買地，建了一座票號。票號的主樓形似碉堡，高大威嚴，是全村最高的建筑，被人稱為“三閣樓”。“三閣樓”有防盜防匪功能，樓閣外墻厚達一米多，進出屋門窄小。屋內一樓通往二樓的石梯，左右兩邊為墻壁，中間僅能容一人通過。走在這里，會自然聯想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在三樓頂上放眼望去，周圍的景象盡收眼底。

1941年9月1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在涉縣靳家會村成立，下設邊區稅務總局，局長為劉裕孚，駐扎索堡辦公。此后，晉冀魯豫邊區工商管理總局、交通總局、貿易總局、冀南銀行等重要核心部門陸續到“三閣樓”駐扎辦公，為加強太行山根據地經濟建設、強化邊區稅收征管、開展金融斗爭、發展郵政交通事業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晉冀魯豫邊區各專區設置稅務分局，根據事務繁簡、稅收收入數量，分局以下設特、甲、乙三等支局。支局以下在毗連敵占區的交通要道設立稽征所。在根據地內部各產煙縣分派煙產稅征收員，并在根據地轄內各交通要隘，根據實際情形和征收需要設置檢查所。

在晉冀魯豫邊區，出入口稅和煙酒稅是比較重要的稅種，發展也比較早。1938年9月，晉冀魯豫根據地成立冀南稅務局后，便開征了棉花運銷稅、外貨入境稅、皮毛入境稅等，并于1941年制定《晉冀魯豫邊區征收出入境稅暫行條例》。當時，邊區稅務總局的主要職責是征收出入境貨物稅和地方煙產稅，查驗登記出入境貨物，查緝禁止出入境及一切違章走私的貨物，處理漏稅違章事件，在各邊境線上設立稅站，核發出入境貨物證。1942年2月，邊區稅務總局因出入口稅收超額完成任務，全體干部受到邊區政府嘉獎，局長劉裕孚記一等功。

如今的“三閣樓”，已被改造成晉冀魯豫邊區稅務總局舊址陳列館。走進陳列館，透過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圖板，可以“看”到抗戰時期稅務人在這里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情形，了解晉冀魯豫邊區稅收發展歷史。陳列館的3層樓分別按主題展出與邊區稅務總局歷史相關的文物。一樓展廳主題為“抗日辦公場景還原”和“太行交通圖郵展”，舊桌椅、文件柜、油燈、賬冊等物品，還原了革命年代稅務人在此生活和工作的場景。二樓展廳主題為“機構沿革”“稅制建設”，介紹了抗日戰爭時期當地稅務機構的沿革、征收的稅種等。三樓展廳主題為“征收管理”“崢嶸歲月”，介紹抗戰時期邊區政府的各項財經制度、稅收使用情況以及邊區重要財經人物事跡。

晉冀魯豫邊區稅務總局首任局長劉裕孚

在陳列館三樓，有這樣一幅照片：5位穿著八路軍服裝的干部坐在一起，背后是寫著“團結起來”字樣的橫幅。照片最左側的八路軍干部看起來年近四十，臉型瘦削，笑得最為燦爛，他就是晉冀魯豫邊區稅務總局首任局長劉裕孚。在索堡，流傳著不少劉局長的故事。

劉裕孚是遼寧遼陽人，1901年出生，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1936年10月，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后，他轉戰太行，先后擔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游擊支隊司令部生產科科長、山西晉城縣稅務稽征局局長、“冀太聯辦”實業處副處長、太行貿易總局局長等職，擁有豐富的貿易和稅收工作經驗。他公私分明，愛護百姓，深受干部群眾好評。

劉裕孚在擔任邊區稅務總局局長后，時刻牢記“官兵平等”。他常教育身邊干部說：“不論局長還是普通干事、稽征員、馬夫，我們都是抗日戰線上的一個兵，都是平等的，誰也沒有特權，誰都不能違反革命紀律，損害群眾利益。”

1942年夏，日寇對太行山進行“大掃蕩”，八路軍針對“大掃蕩”展開反“掃蕩”，共殲敵3000余人。戰斗結束后，邊區稅務總局人員返回索堡村。村里一位老大娘非常熱情，蒸了一鍋玉米面窩頭送了過來。看著一筐黃澄澄的窩頭，幾個饑腸轆轆的同志實在忍不住，商量道：“等明天咱們烙出餅來，多還老大娘一些就是。”大家覺得這主意不錯，就將窩頭分吃了。

當天傍晚，劉裕孚回到機關，得知吃窩頭的事，馬上從自己口袋掏出錢來，吩咐一位干部上門歸還給老大娘，并批評幾個稅務人員道:“現在生活困難，老百姓也都是勒緊褲腰帶過，我們怎么能隨便給群眾增加負擔。”事后，老大娘感慨地對左鄰右舍說：“這些八路干部真是實在，吃幾個窩頭也要給錢，他們這是不想讓咱老百姓吃一點兒虧！”

還有一次，劉裕孚到基層檢查工作，發現一個伙夫把廚房的鍋巴和剩飯倒在一個盆里，準備扔掉。他當即嚴厲批評：“浪費也是一種貪污，現在正是困難時候，有的地方已經餓死人，你怎么能不珍惜糧食，要把東西扔掉呢？”伙夫趕忙解釋：“這是昨天剩下的，本來想摻到飯鍋里，可聞了聞，有餿味，我想肯定壞了，讓同志們吃壞肚子可不好，所以才準備扔掉。”劉裕孚知道誤會了伙夫，語氣緩和下來：“糧食對我們太重要了，困難時候，一粒米都不應該浪費。”

革命烽火中，有很多像劉裕孚這樣的稅務前輩，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一心為民的公仆精神，在紅色稅收史上留下閃光的足跡，也給后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閣樓”中謀劃千里大調款

當時，邊區工商總局、稅務總局、貿易總局、冀南銀行、交通總局等重要部門都在“三閣樓”辦公，一項項有關邊區經濟、稅收、金融、交通等事業發展的政策和命令從這里發出，為加強經濟建設、鞏固根據地、支持抗日和解放戰爭作出了卓越貢獻。

陳列館一樓擺放著老式桌椅、木箱、油燈、賬冊等物品，還原了抗戰時期這里的工作場景。1943年—1944年，時任邊區工商管理總局局長王興讓正是在這棟樓內，指揮了千里大調款行動。

1942年，太行山遭遇百年難遇的旱災，加上蝗災嚴重、瘟疫流行，日寇又加緊“掃蕩”和經濟封鎖，根據地軍民面臨嚴峻危機。1943年初，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得知這一情況，向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發電，表示蘇北、山東地處沿海，糧食、海產品等物產豐富，除新四軍自用外，可抽調一部分支援八路軍。彭德懷經與身邊人員商議，決定接受援助，并讓足智多謀的王興讓擔任行動總指揮。

新四軍根據地與太行山遠隔千山萬水，中途敵人層層關卡、碉堡林立，如何將援助的錢物順利轉到太行山呢？當時的邊區財稅部門，為打破敵人經濟封鎖，在敵占區建立了一張地下商業網絡。王興讓經過苦苦思索，決定在這些地下商業網點“做文章”。不久，行動方案出爐：那就是在日寇占領的天津、青島、上海分別設立一個商業站點，在太行山根據地邊沿的林縣、武安設立兩個商業站點，通過中途將貨賣成錢、錢買成貨、倒換幣種的方式，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援助款物送到太行山。

整個行動從1943年夏開始，到1944年10月結束，工作十分保密，絕大部分人不知內情。經統計，八路軍共接收新四軍匯款3716萬余元（以汪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的“儲備券”為核算標準），其中太行山留用1800萬元左右，解了燃眉之急，1900萬元上解延安黨中央。

而這一行動，也成為紅色財經史上的一段傳奇佳話。

護糧英雄鑄就不屈豐碑

“小米飯，香又香，爸爸趕驢送公糧，公糧送給八路軍，早日打敗狗豺狼。”抗戰時太行山流傳的這首童謠，充分反映了群眾繳糧納稅、支持抗戰的熱情和積極性。

當時在財稅戰線上，很多干部和群眾犧牲在敵人的刺刀與槍口下，用他們的錚錚鐵骨和英勇不屈，為后人鑄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豐碑。陳列館通過相關資料，講述了財糧干部李吉昌壯烈犧牲的英雄事跡。

李吉昌是涉縣固新鎮林旺村人，1941年參加革命，負責管理財糧。1942年6月，日軍到林旺村一帶掃蕩。李吉昌幫八路軍埋藏完軍械物資，又乘著夜色，領著其他同志翻山越嶺走到安全地帶。這時他才想起家里人，便連夜趕回村子。不料敵人已經進村，他不幸被捕。

敵人從李吉昌的口袋里搜出一支鋼筆和一疊公糧條子，知道他是村里干部，對他嚴刑拷打，各種酷刑試過，李吉昌始終沒有吐露公糧的秘密。心狠手辣的敵人不甘心，找來一根鐵絲，硬生生穿過李吉昌的鎖骨，拖著他趕路。李吉昌頭上、身上鮮血直流，肋骨也斷了幾根，可不論敵人如何折磨和毆打，他始終英勇不屈，最終被敵人殘酷殺害，時年30歲。

正是像李吉昌這樣的革命先烈，用生命支援著革命事業，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后人沿著前輩的足跡，不畏艱難，奮力前行。

參觀完舊址，走出展館大門，再次回眸這座傲然聳立的“三閣樓”，驀然發現，風中鎮定自如的它如同一位老人，歷經滄桑、飽經風霜，似乎還有很多話要向人們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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