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回歸文獻：書院研究何以突破瓶頸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回歸文獻：書院研究何以突破瓶頸

來源：光明日報

《禮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北宋歐陽修云：“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在中國源遠流長的禮樂文明中，教育一直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優先地位。而自唐代出現的書院，則日漸成為中古、近古時代文化教育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書院，蓋為中國古代圍繞知識生產、傳播的一種重要的文化教育組織，其核心功能包括藏書刻書、讀書講學、祭祀先賢、傳承學術、教化士人等。

百余年來，學界關于書院的研究成果層見疊出，近些年社會上甚至隨著“國學熱”而漸次出現“書院熱”。然而在此盛況背后，書院研究亦顯現出如經濟學意義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等研究水平陷阱”，即當書院研究進入中等研究水平之后，由于不能發現新的文獻或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導致學術研究增長乏力，因而出現研究水平發展頗為遲緩的一種狀態。此問題出現之原因，很大程度上可歸結于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進展緩慢。

回歸文獻，著力推進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是改變目前書院研究瓶頸狀態的突破口。近日，欣聞書院研究專家鄧洪波教授主編、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院文獻叢刊》（以下簡稱《叢刊》）第三輯即將上市，是為2018年第一輯、2019年第二輯之后的又一重磅力作。因其收錄文獻范圍之廣、內容之豐富，將成為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新的里程碑，同時亦將推動書院研究更深入、更具體。

中國書院研究的回望與反思

書院在中國擁有1000余年的發展史，其淵源可追溯至春秋時期的私學，講學功能則濫觴于兩漢的精舍講堂。書院之名源出于唐代的藏書機構，制度至南宋方確立定型，其后主要作為一種教育組織，對元、明、清的教育、學術等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

對書院的起源及制度的關注，古已有之，而近現代較為系統的研究則始于1901年光緒皇帝詔令全國書院改制為大、中、小三級學堂，特別是胡適1923年發表的兩篇名為《書院的歷史與精神》《書院制度史略》的演講，尤為引人注意。胡適指出，書院與當時教育界所倡導的“道爾頓制”(導師制)“精神大概相同”，因此號召研究已經廢棄了的書院制度。其后，百余年來書院研究蔚為大觀。據鄧洪波教授的《近百年書院研究論著目錄》統計，1923—2016年年底，中國學者發表的書院研究論文、資料達5452篇，出版專著、論文集、資料集250余部。

縱觀百年書院研究史，有數個議題頗具爭議。如關于書院的內涵和邊界、斷代的書院數量統計、書院與科舉的關系等，至今仍在學界探討不止。

在書院的內涵和邊界探究方面，目前仍眾說紛紜，此與唐宋時期尤其是宋代書院的多元發展，以及文獻的發掘整理程度有直接的關系。有論者認為，書院為中國古代的大學。然文獻中眾多的宗族書院如何處之？如宋末舒泌歸老故里，入宗族書院以教授子弟，廣平先生舒璘為其題名“廣平書塾”，而同時代大儒王應麟在為其撰寫記文時則稱為“廣平書院”。顯然在王應麟看來，此書塾即書院，與今日之“大學”相去甚遠。再如，部分論點將書院限定為學術大師討論學問的學術組織。那么，文獻中以教授科舉應試內容為主的書院將被置于何地？如南宋永康學派創立者陳亮為布衣時，“以教書為行戶”而辦書院，聚徒二三十人，以教授舉業為生。我們似不應將陳亮親筆所稱“書院”予以否認。縱觀之，以上均為書院的某些表現形態。若僅認為需具備某些特征的機構方可稱書院，則或是因論者未看到文獻中書院的多樣形態。明清時期，書院沿宋代形成之格局繼續發展，亦存在諸多如正誼書院等重視科舉的考課書院、學海堂書院等注重學術研究傳承的學術研究書院、玉巖書院等以宗族子弟讀書為主的宗族書院。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為書院下一個明確恰切而無爭議的定義，無異于敲冰索火，但也并非意味著書院無法被客觀地認識、概述。如果立足于文獻，站在時人視角來觀察彼時士人筆下何為書院，或可找到一條探察書院的相對客觀的路徑。

斷代書院的數量推定，是書院研究的另一個長期論爭的議題。在唐至清代書院中，唐代書院數量少，基本無可爭議；而明清時期文獻數量又過于龐大，較難確定；宋代書院文獻數量處于中值，基本可確定其規模。不過由于以往學界對方志文獻未深入利用，即大多數書院文獻乃從各省通志鉤稽，而對縣志利用不夠，造成書院數量統計判若云泥。如李材棟先生統計宋代書院總量為400多所，后又有712所、764所等新的統計數字。筆者借助方志庫等數據庫遍檢今所能見的全部涉及宋代書院的方志，充分發掘宋人文集、宋代史學著作中的書院文獻，統計其最新數量為886所。各統計數字之所以出現差異，數量甚多的縣志難以悉數翻閱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充分發掘方志文獻，是解決宋代書院數量問題的重要突破口。明、清、近代書院規模的測定，在現有條件下，因海量文獻的問題，較難以確定。

在書院的研究中，關于其與科舉、官學的關系論述，存在一種過度美化的傾向，如認為“宋代書院教育具有反科舉精神，而此反科舉精神，正是宋代書院教育之另一大特色”。事實上，在宋代書院的發展歷程中，科舉一直是書院教學無法繞開的議題。北宋天圣三年，李及上《乞應天府發解進士添解三人奏》言應天府書院甚有學徒，請于發解進士名額之外，增加三人，奏章最終獲允，此為北宋時科舉與書院教學活動緊密聯系的有力證明。至南宋，諸多書院更是圍繞科舉而興，如明道書院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舉業”，分別考經書、史學和科舉方面的內容。若將此類書院文獻納入研究視野，當不會誤認為宋代書院具有反科舉精神。

無論是唐宋抑或明清時期的書院，其精神內核實源自漢唐私人講學與官學教育兩大方面。因此，書院雖然內涵多元，數量龐大，總而言之，其路徑皆沿官、私兩途發展。無論官或私，均可認為書院一般為具備公共性的學術生產、交流與傳播的機構，而公共性的強弱決定了其規模的大小。所有的變態異名，皆不出此范疇。因岳麓、嵩陽等四大書院過于有名，以至于在眾人的認知中，擁有教育功能的方為“真書院”，其他無非假借其名罷了。事實上，一種類型的事物，其中有代表性的個體會提高整個群體的聲望，但同時亦會遮蔽其他小眾的類型，而影響人們認知的可靠性。比如古代有一種書院實際上主要作為廬墓之所，此類書院乍看頗令人費解，似乎與普遍意義上的書院相去甚遠，但考慮到其私人屬性與知識的生產傳播相結合，也不難理解其作為精舍式書院形態的一種變體的合理性。如朱熹所建寒泉精舍是為亡母守孝，按禮制需服斬衰，時間長達三年，在如此漫長且不可安排瑣事的情形下，讀書授徒，著書立說，以慰哀思，即成為學者不違禮制的較優選項。此處雖為廬墓之所，其主人在守孝的同時，亦著書立說，與師友交流學問，書院主要是私人性的，但顯然有一定的公共性在其中。宋至清的精舍式書院，最能體現承自漢唐的私人講學精神，其中亦滲透著古代學術傳承與發展的脈絡與精神。

總而言之，書院在發展過程中，與科舉、思想、文學、地方社會等領域發生了深層次的互動，我們若以書院文獻的辨析與研究為基礎，不斷拓展書院文獻范圍，將會極大推動書院與其他領域的交叉研究。

推動書院研究走向深入

書院文獻，是記載書院發展歷史、教學管理、建筑功能、師生活動等相關內容的文獻。按鄧洪波教授團隊之分類與統計，書院文獻的存在形式一般可以分為專書文獻和單篇文獻。書院專書文獻可自成一體，內容豐富，宋元時期書院專書文獻較少，有近十種，明代大量增長，近200種，而清代則達數百種。書院文獻按照內容可分為六種，即綜合體現書院歷史文化與規制的書院志，反映書院講學與學術活動的書院文集、詩集、講義、會語、語錄，反映書院教學的課藝、日記、同門錄，反映書院制度的學規、學則、會規、規條、章程，反映書院藏書、刻書的目錄等，顯示書院刻書成就的大型學術著作。這些文獻記錄著書院的歷史進程及其所從事的文化、教育與學術事業，能夠比較系統地呈現書院的悠久歷史、內部規制、多種功能、文化內涵，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史料價值。

《中國書院文獻叢刊》所收錄皆專書文獻。現以宋代書院文獻為例，談談單篇文獻的特點及常見問題，以作元明清單篇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之參考。

宋代書院文獻總量在350篇以上，筆者迄今已搜集整理了超過110萬字的宋代書院文獻，按照類別，將宋代書院文獻分為書院記、奏札、奏狀、詔令、詩文、序、辭賦、碑銘、人物傳記等，文獻來源有正史、宋人文集、宋人筆記、宋元明清時期方志、書院志、家族譜牒、傳世及出土的碑刻等。在眾多書院文獻中，書院志為記載書院沿革、建造、藝文、學田、祭祀藏書等文獻的專門史志。與明清書院研究的一大不同之處在于，宋代書院無專門史志傳世，皆為散存各處的篇章，因此宋代書院文獻的研究需建立在文獻的搜集、整理之上。

書院志是書院信息最為集中的文獻，對全面了解一座書院具有頗高的價值。通過輯考發現，文獻中仍可尋到部分宋代書院志之斷篇殘章，此類只語片言亦可管窺其部分特點。以筆者所考，宋代書院至少編有《南湖書院志》《白鷺書院志》《南溪書院志》《萊山書院志》和《延平書院志》五部書院志。其中《南湖書院志》為壽昌軍南湖書院之志，其藏書目錄為宋代書院所僅見，可謂滄海遺珠。

在種類繁多的書院文獻中，書院記存量較大，內容豐富，包含著較多的書院建設、發展過程、內涵設定等信息，最應當成為研究者關注的書院文獻。目前學界對于書院記使用較多的是宋人文集中的部分，而較少注意到散落在方志中的，且其數量亦可觀。部分散落于方志中的書院記，或未注明作者年代，或誤記作者年代，此為辨識造成一定的困擾。如《（光緒）江西通志》卷四六載有“明嚴萬全”《柳溪書院記》，然《（同治）泰和縣志》卷十一言嚴萬全通過紹興二十三年癸酉解試，《（正德）瑞州府志》卷六、《（嘉靖）江西通志》卷三一均載嚴萬全為宋上高縣縣尉。且記文中有“德卿始辟廬左為家塾，以專講習”語，以此知記文作者嚴萬全與書院創建者陳德卿較熟悉，《（嘉靖）江西通志》卷二六云陳德卿曾通過宋淳熙十三年丙午吉州解試，故可知《（光緒）江西通志》認為嚴萬全為明人顯誤，此書院記為宋人所撰無疑。柳溪書院可作為研究宋代家族型書院的一個重要樣本。

書院記文之外，尚有如請狀、謝表、敕令、書信、上梁文等其他文獻。如寶祐三年知軍事吳革撰《道源書院請敕額狀》、咸淳三年馮夢得撰《將樂縣奏立龜山書院疏》、端平元年趙善璙撰《濂溪書堂謚告石文》、柴望《崧山書院上梁文》、佚名《書坊同文書院上梁文》等。整體而言，書院記的研究成果較其他文獻為多，上梁文亦有專文研究，但書院詩賦等與書院相關的文學體裁則缺乏深入性的研究，其中有不少詩文有獨特的文獻價值。另，宋代書院詩歌有200余首，賦有數首，雖為文學作品，其中所言未必是信史，但亦可作為書院研究之參據。

對于書院文獻而言，判斷其準確與可靠性，不可以文獻產生的時代為絕對標準，而需進行具體辨析。關于宋代書院的相關記載，部分研究者認為明清方志等后世文獻多不可靠，不可多加使用。方志在編纂和流傳過程中，或因主觀、客觀因素，會產生較多訛誤，進而影響其可靠性。誠然，史料發生時間與史實愈近，其可靠性愈強，然宋人筆下的書院文獻亦不能完全保證其所載信息的準確性。

部分書院存在書院記等相關文獻僅存于個人文集，而方志中相關信息闕如的現象。今日研究宋代史實，眾多文獻需從元明清方志中搜集。當代人記當代事，準確性無疑要高于后世的追述，因而宋代文集中的書院文獻一般情況下較后世更為準確。不過，作為史官的非重點關注對象，正史對宋代書院的記載寥寥無幾，部分宋代書院的資料僅在宋代文集中可循其跡，后世方志及其他文獻并未傳抄下來。而此類失傳的文獻，以家族書院為多，此為宋代書院文獻的一個特點。如位于泗州盱眙縣的盱山書院，迄今所見信息，僅有南宋包恢所撰《旴山書院記》一篇。從書院記中我們可以發現，盱山書院為唐準集全族之力而建的家族書院，講堂、齋舍、廊廡、廚房、浴室齊全，其匾額“旴山書院”四個大字為朱熹所書，書院山長為唐準，其下設有堂長、學長、齋長等職，學生主要為家族子弟，十步芳草，規矩森嚴，有考課等制度，蓋以舉業為主。宋代家族書院一般規模不大，影響范圍僅限于家族或者同鄉，因而相關文獻較少，存于今者更為少見，文集中的此類書院記為我們了解家族書院的具體情況提供了寶貴的信息。

對于方志中的書院文獻，眾多研究者認為方志編纂者往往因“好古”之情結，而故意將書院創建時間往前推移，造成諸多元明時代的書院誤入宋代書院行列之現象。誠然，宋元以后的方志中的確存在此類現象，但通過對史料的研究就會發現，此類現象并不普遍，正如方志編纂者將宋代書院誤入明清書院行列中一樣，更多的是史料在流傳過程中出現偶然的訛誤。宋代書院文獻中，時而會發生宋人書院記與元代方志記載之抵牾的現象。此因在宋代，一個機構并非如今日之組織有完善的規章制度，可明確其相關信息，書院作為一機構，絕大多數由祠堂、講堂、學田、齋舍、山長堂長廳、庖湢、周垣等多個部分組成，間或非一時而就，因此文獻關于其記載，描述部分側重點不同，以致產生分歧。宋之書院入元后，絕大多數被官府接收，并改為官辦書院，連眾多較小的書院亦派山長管理，因此元人對書院的理解標準更高，其認為書院建筑未完備，學田尚未完善，因而并不能認為已建成。兩代人理解不同，并無正誤之分。

從以上論述與辨析來看，單篇書院文獻較為分散，且數量龐大，對其搜集整理與分析存在一定難度。若將此類問題置于明清書院文獻中，所面臨的困難無疑將會倍增。因此，在現有學術研究條件下，欲推動書院研究，需以書院專書文獻整理與研究為主，此為最佳選擇。

首次全面揭示現存書院文獻面貌

《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第三輯為最新一批書院專書文獻，規模與形制均與前兩輯相同，仍主要以影印形式出版100冊。此為鄧洪波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國家重大社科項目“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最新一批研究成果。鄧洪波教授數十年來專精覃思，孜孜矻矻，出版了《中國書院史》等20余部書院研究著作。“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兼具整理與研究，以影印、點校兩種方式，將“書院文獻”體系的框架構建起來。該項目體量巨大，是對古代書院文獻的通貫整理與研究，無疑將推動書院文獻及書院史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該項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第三輯及前兩輯的編纂與出版，具有以下幾個重要意義：

首先，該叢書的出版標志著書院文獻從初級的局部整理進入到體系化的整理研究階段。書院文獻較早的整理成果有1995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趙所生和薛正興主編的《中國歷代書院志》，該叢書選收影印中國歷代的書院志等115種，主要包括書院志和課藝兩大類，此可視為書院文獻整理的初級階段。而今鄧洪波教授團隊在影印書院志、課藝、藏書目、章程等文獻之后，陸續出版《中國書院文獻薈要》《中國書院文獻總目提要》等，此類整理、點校、研究成果彼唱此和，形成了完整的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體系。

其次，該叢書是目前整理較為徹底、規模最為龐大的一次書院文獻匯集。據鄧洪波教授團隊統計，中國書院專書文獻總量在2000種以上，其中亡佚約500種，存世1500種左右。《中國書院文獻叢刊》即其中1000余種的存世書院文獻，將分十輯陸續影印出版。為了便于讀者了解書院文獻內容，研究團隊仿《四庫提要》撰寫了數萬字的提要，不僅著錄了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存缺卷數，還將館藏單位以及書院沿革等加以補充。與此同時，團隊又擇其中尤為重要者約150種點校出版，成《中國書院文獻薈要》。故該叢書乃第一次全面揭示了現存書院文獻的面貌，并進行了深度整理。

再者，該叢書對部分書院文獻進行了及時、搶救性的整理，保存了部分珍稀的專門性文獻。其中部分文獻史料價值較高，不僅僅在書院研究領域，與文獻相關的研究者亦值得深入研讀。如《叢書》第三輯第90冊影印楊樹達撰《求實書院讀書札記》一卷〔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稿本〕。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自序》云：“余生平無他嗜好，惟喜讀書。心有所會，則筆之于書，以為至樂。憶公元一千九百年，即前清光緒庚子年，余入求實書院，有《讀書日記》。……除偶因病缺記外，日日有記。”書院文獻中，學生個體每日學習生活記錄較為罕見，而作為一種嗜好，楊樹達每日所寫日記，無疑成為研究近代書院生徒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此前，2021年出版的《楊樹達日記》為1948—1954年間日記，已引起學界極大重視，其中存留了楊樹達古文字、古文獻的研究記錄，與陳寅恪、郭沫若等學者書信往返內容，乃至對當時著名人物的品評等，此《求實書院讀書札記》必將成為學者研究近現代學術史、教育史的第一手極為生動的資料。

以上種種，充分顯示了《中國書院文獻叢刊》在書院文獻和書院研究史上的特殊意義。不過，若求全責備，古籍整理難免存在瑕疵。在翻閱第三輯及前兩輯時，發現部分文獻編排似有不便閱覽使用之處。如書中存在同一書院文獻而見于不同輯目之現象。如《白鹿書院志》嘉靖本見于第一輯第68冊，而乾隆本則收錄于第二輯68—70冊。第三輯第54—58冊收錄清楊念棨《紫陽書院課藝》十五卷、《續編》一卷，而清潘遵祁等編《紫陽書院課藝》及續編、三編至十七編卻收錄于第一輯第18—30冊。《正誼書院課選》收錄于第一輯第30—33冊，34冊尚有《紫陽正誼課藝合選》，然第三輯第43—45冊又收錄《正誼書院小課》、課作、書院志三類文獻。諸如此類，若將同一書院之志、課藝集中排印，可能更便于檢索、對比閱讀。

當然，瑕不掩瑜，我們不能以一眚掩大德。一方面，《叢刊》規模較為龐大，整理之任甚為艱巨；另一方面，《叢刊》所收錄諸多文獻版本復雜，同一書院文獻或難同時畢集。整體而言，《叢刊》對于書院文獻體系構建之功史無前例。

與研究著作相比，文獻整理是多勞而少功的工作。置身于學術發展史來看，絕大部分領域的論著和論點代有更迭，隨時代演進而不斷被裁汰，但那些經過學者悉心整理的文獻，特別是基本文獻，常被學者置于案頭，日月經天，成為本領域研究的基礎和各種思想生發的源泉。從此意義上講，回歸文獻，不斷回到歷史現場，方能汲取前進的能量。

（作者：劉向培，系青島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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