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聆聽中華文明的歷史樂音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聆聽中華文明的歷史樂音

來源：人民政協報

主講人簡介：

王清雷，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音樂史學會副會長。主攻音樂考古學、中國古代音樂史。出版著作有《西周樂懸制度的音樂考古學研究》等。主持多個國家級課題，參與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主持考古項目出土樂器的資料采錄、整理與研究工作。

編者的話：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歷史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保護、傳承、利用，進行了一系列考察調研，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一定要重視歷史文化保護傳承，保護好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

日前，國家文物局就開展2023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活動發出通知，明確今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的各項工作。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是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堅定民族自信自強的深厚根基。從本期講壇開始，將邀請文化遺產等業界專家、學者以及政協委員，講述文化遺產背后的文化內涵及價值意義。

作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海昏侯劉賀墓，因其出土文物種類多、數量大、品質精，被稱為是一部反映漢代鼎盛時期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的百科全書，特別是其出土的大量樂器，反映了中國古代音樂藝術的輝煌成就，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本期講壇邀請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王清雷研究員講述海昏侯墓樂器背后的故事，這是他近期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的講座內容。現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海昏侯墓樂器的豐富內涵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目前中國考古發掘的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出土文物最多的漢代列侯墓葬，被列入“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讓音樂考古學家最為關注的是，墓中出土的大量音樂文物——精美的編鈕鐘、厚重的編磬、悠久的古琴，種類繁多的樂器，堪稱21世紀初音樂考古的重大發現。

2017年2月25日至27日，我和團隊第一次赴南昌，與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海昏侯墓音樂文物的整理與研究事宜進行交流，并對該墓出土的音樂文物做了初步考察。4月25日，雙方正式簽訂了合作協議，成立了音樂考古專家組，開啟了共計4次的海昏侯墓音樂文物考察之旅。在一次次的資料采錄、整理與研究中，漸漸發現海昏侯墓樂器蘊含的豐富內涵，現就此列舉幾例。

編鈕鐘編列中的

一個“特殊”存在

海昏侯墓編鈕鐘出土于海昏侯墓槨室北藏槨的樂器庫，共計14件。從其紋飾來看，可以分為兩式：一式為鎏金鈕鐘，共計13件；二式為非鎏金鈕鐘，1件，也就是最小的一件。從其器表紋飾來看，這兩式鈕鐘并非一套，也就是說海昏侯墓編鈕鐘為拼湊而成。由此，我們不禁要問，二式鈕鐘的功能何在？

2016年，我在首都博物館第一次見到這套編鈕鐘，發現了一個特別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在這套金光燦燦、鑄造精美的編鈕鐘當中摻雜著一件鐵黑色的小鈕鐘，顯得非常不協調，就像13只白天鵝之中混進了1只“丑小鴨”。這件鐵黑色的小鈕鐘，就是二式鈕鐘，在后來的考察中我們親切地稱之為“小黑”。由此，不禁要追問，西漢時期的樂官為何要將這件鐵黑色的二式鈕鐘編入海昏侯劉賀的樂懸之中呢？

一是西漢樂懸禮制的需要。在海昏侯墓編鈕鐘出土之前，迄今所知編列完整的西漢編鈕鐘共計3例，分別為廣州南越王墓編鈕鐘、山東章丘洛莊漢墓14號陪葬坑編鈕鐘和江蘇盱眙大云山1號墓編鈕鐘。這3例編鈕鐘的編列完全相同，均為14件一肆。同時，每例編鈕鐘的14件鐘均紋飾相同、大小相次，為一次鑄造而成，故14件一肆是其完整編列。而且，這3例編鈕鐘的墓葬墓主分別為南越王趙眜、呂王呂臺、江都王劉非，均為西漢諸侯王級。由此可以推定，西漢諸侯王級樂懸規制編鈕鐘的編列均為14件一肆。那么，海昏侯墓編鈕鐘編列的墓主劉賀當過昌邑王、皇帝和海昏侯，去世時是以海昏侯身份下葬。按照西漢諸侯王級樂懸制度編鈕鐘的編列規定為14件一肆，而海昏侯墓一式鈕鐘僅有13件，顯然不符合劉賀的身份等級要求，只能另找一件鈕鐘來“拼湊”了。故此，海昏侯墓二式鈕鐘的功能，僅是使其與一式鈕鐘（13件）湊成14件一肆的西漢樂懸規制，從而在編列上符合西漢諸侯王級樂懸禮制的要求，這就是我們最初對二式鈕鐘功能的認識。

二是海昏侯墓編鈕鐘音列的本質需求。2017年2月，我們對海昏侯墓編鈕鐘的第一次考察是在江西省博物館。當時編鈕鐘僅存8件（另外6件在美國借展），受場地等條件所限，當時測音只能拴一件測一件，整體音列如何并不明了。在第二次考察中，通過對當時留存的8件海昏侯墓編鈕鐘（另外6件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借展）現場耳測音列的分析，我們對二式鈕鐘的功能有了新的認識，即：二式鈕鐘的功能絕非僅僅是使海昏侯墓編鈕鐘的編列湊成14件一肆的西漢樂懸常制，而要將整套編鈕鐘的音列補全才是最重要的。在第三、四次對這套編鈕鐘的考察中，我和團隊對其進行了試奏工作，期間切切實實體會到二式鈕鐘的不可或缺。如果缺少了二式鈕鐘，那么海昏侯墓編鈕鐘高音區的音列便不完整，將無法構成五聲音階或七聲音階，其音樂的表現力會大打折扣，甚至整套編鈕鐘都會蛻變為一套僅能用于擺設的禮器，而不能用于當時的禮樂演奏活動。

因此可以判定，盡管14件海昏侯墓編鈕鐘是由兩式鈕鐘拼湊而成，但從其音列來看卻是編列完整的一肆。由此還可發現，由1件二式鈕鐘和13件一式鈕鐘拼合成14件一肆的編列，僅是西漢樂懸禮制功能的表象；而要將整套編鈕鐘的音列補全，才是對二式鈕鐘的本質需求。這正是音樂考古學反哺考古學所作的獨有貢獻和價值。同時，一式鈕鐘和二式鈕鐘在音列上的接合可謂天衣無縫，實屬罕見，堪稱完美之作。由此不難發現，漢代的編鐘音樂藝術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一鐘雙音”的編鐘演奏

先秦編鐘的“一鐘雙音”是我國以及世界音樂科技史上的一項輝煌成就，為中國所獨有。所謂“一鐘雙音”，就是分別敲擊編鐘的正鼓部和側鼓部均可以發出一個樂音，著名音樂理論家黃翔鵬先生稱之為“隧音”和“右鼓音”，目前音樂學界一般稱之為正鼓音和側鼓音。

目前所見的編鐘實物，標記側鼓音的紋飾均標記在編鐘背面的右側鼓部。曾侯乙編鐘的標音銘文均銘于編鐘背面的正鼓部和右側鼓部。從實物資料來看，所謂的側鼓音其實可以等同于黃先生所言的“右鼓音”。但是從海昏侯墓編鈕鐘來看，在實際的編鐘演奏中并非如此。編鈕鐘正面的鎏金紋飾絕大部分保存完好，而背面的鎏金紋飾則磨損較多，有的甚至非常嚴重，這顯然是由于經常敲擊演奏磨損而造成的。從演奏痕跡來看，編鐘在演奏側鼓音時，并非如原來認為的只敲擊右側鼓部，而是根據實際演奏的需要，編鐘的左側鼓部和右側鼓部均可以演奏。

海昏侯墓的樂懸規制

樂懸，本是指必須懸掛才能演奏的大型編懸樂器，西周統治者賦予它們以政治內涵，形成了以鐘磬為代表、嚴格等級化的樂懸制度。

海昏侯墓樂器庫所出10件編甬鐘，根據甬鐘鉦部紋飾的不同，我們將其分為四式：一式甬鐘鉦部飾“重環三角紋”，二式甬鐘鉦部飾“散螭紋”，三式甬鐘鉦部飾“散螭方格紋”，四式甬鐘鉦部飾“變形虎紋”。從其紋飾來看，顯然不能將這套編甬鐘分為5件一肆的兩肆，同樣也不是10件一肆的一套。從其銘文來看，刻銘“東道”的有3件，刻銘“西道”的有2件，還有5件沒有銘文，同樣不能將這套編甬鐘分為5件一肆的兩肆。從編甬鐘音列分析來看，也無規律可循。為此可以得知，海昏侯墓樂器庫所出的10件編甬鐘為臨時拼湊的一堵一肆，而不是一堵兩肆、每肆5件，也不是原配的一堵一肆。

相比西漢三王墓（呂王呂臺、江都王劉非和南越王趙眜）編鐘，海昏侯墓的編鐘不是多5件或多一組，而是多一堵編鐘，這才是海昏侯墓樂懸規制最為特殊之處。西漢三王墓的編鐘樂懸規制均為一堵，其樂懸組合為14件編鈕鐘和5件編甬鐘，而海昏侯墓編鐘樂懸規制是兩堵，一堵為14件編鈕鐘，一堵為10件編甬鐘，另有一堵編磬，這恰好可以構成諸侯的軒懸之制，與海昏侯劉賀的身份完全吻合。

樂車庫中的青銅樂鐘

海昏侯墓中不僅有樂器庫，還有樂車庫。2016年3月2日，我在首都博物館舉辦的“五色炫曜──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上看到，海昏侯墓樂車庫出土有兩件青銅樂鐘。2017年2月26日下午，在江西省博物館展廳又看到了這兩件青銅樂鐘，展牌上均被稱為“鐃”。

從展出實物看，這兩件被稱為“鐃”的青銅樂鐘既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在于：甬柄基本相同，均飾兩圈竹節紋，有斡，演奏方式均為懸奏。相異之處在于：一件器表有枚，鐘體較為短闊；另一件無枚，鐘體較為修長。

《周禮·地官·鼓人》載：“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其中的鐲和鐃這兩種青銅樂鐘在《周禮》中曾多次同時出現。歷代經學家以及當今的諸多學者對其多有探討，然至今尚無定論。那么，海昏侯墓樂車庫出土的這兩件青銅樂鐘是不是就是這段文獻中所說的“鐲”或“鐃”呢？我們或許從東漢鄭玄的注釋中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從鄭注可知，鐲和鐃是在軍行中使用的兩種不同的青銅樂鐘，二者的區別是比較明顯的：1.二者功能不同：鐲為鼓節，鐃為止鼓。2.二者器型不同：鐲的器型是“形如小鐘”，這里所言的小鐘當為體型較小的甬鐘；鐃的器型如鈴，但和鈴又不同，鐃體內沒有鈴舌，舞部上面不是鈴鈕，而是柄。3.二者演奏方式不同：鐃的演奏方式為執奏，即“執而鳴之”，海昏侯墓樂車庫出土的這兩件青銅樂鐘有斡，確為宣奏，僅憑演奏方式這一點就可以確定將其稱為“鐃”是不妥當的。從鄭注中還可發現，鐲應為懸奏。因為，鄭玄在論述鐃的時候，是與鐲相比較而言的，既然后面說鐃是“執而鳴之”，那么前面的鐲自然就是“懸而鳴之”，否則后面的“執而鳴之”就沒有意義了。

因此，從器型而言，樂車庫所出的這兩件青銅樂鐘確實“形如小鐘”，且屬于軍旅樂器，符合“鐲”的功能屬性，故此應該將其定名為“鐲”。由此，海昏侯墓出土的鐲，就成為有關“鐲”的第一例實物標本，意義重大。

出土樂器類文物原件試奏的價值和意義

海昏侯墓出土的這些古代音樂寶藏，尤其是對海昏侯墓編鈕鐘文物原件進行的試奏工作，對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增強中國人的審美教育、增強中國人的文化自信等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與教學的需要。在中國高等院校中國音樂史的教學中，中國古代音樂史和西方音樂史的教學有著諸多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西方音樂史課程中，會有各個時期豐富的音響資料可以欣賞；而中國古代音樂史的課程，卻僅有極少的一點音響可以聽，如楊蔭瀏、陰法魯翻譯的宋代《白石道人歌曲》，傳承有序的明代“智化寺京音樂”以及少數古琴曲等，但是唐代音樂、漢代音樂、先秦音樂等到底是什么效果，卻極少可知。

澄城劉家洼東周墓地編鐘與編磬、海昏侯劉賀墓編鈕鐘等出土的周代和漢代鐘磬，作為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的物化形式，以其精美的紋飾和考究的造型靜靜地在展柜中向我們訴說著古代“金石之樂”的璀璨與輝煌。作為一名音樂考古工作者，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對其中保存完好、音高準確、音列完整的編鐘、編磬文物原件進行試奏，恢復其禮樂重器的本來面目，回歸歷史舞臺，以檢驗這些古樂器的實際演奏性能，為研究當時樂學、律學、古樂器學等提供一份不可替代的音響資料。

二、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的公眾教育的需要。我從事音樂考古學研究20余年，考察過大量精美而珍貴的古樂器文物，并深深被其所蘊含的古老而璀璨的音樂文化所震撼、所折服。如果不是從事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我可能不會相信距今9000-7800年前的賈湖骨笛竟然可以吹奏當今世界普遍使用的七聲音階，也不會相信戰國早期的曾侯乙編鐘竟然可以演奏今天鋼琴上的半音階。因為如果有了半音階，那就可以自由的旋宮轉調。一般認為，在音樂上實現自由的旋宮轉調應該是明代朱載堉發明“新法密率”，也就是十二平均律之后的事情。而曾侯乙編鐘至少是2400多年前鑄造的樂器，其音樂性能真是不可思議。美國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E·G·麥克倫高度贊譽曾侯乙編鐘：“曾侯鐘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統和調律都顯示出‘結構’上的成熟；復雜的律制與高超的工藝都超過了我們迄今對古代音樂世界一切東西的猜想。……同是處在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卻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堪與之比較的具有音樂價值的工藝品，雖然我們一向習慣于崇拜希臘。”“如果曾侯鐘為其同代希臘人希羅多德所知，我們可能早已聽說到它們并視其為古代世界第八奇跡……現今中國人知道了他們的祖先在公元前5世紀時在音樂方面已達到了如何驚人的高度，而且我們的世界教導我們所相信的東西是無法與這一成就相比的。”

可是，對于諸如此類震驚世界的重要音樂考古發現，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又知道多少呢？我們希望通過對編鐘、編磬等文物的試奏工作，打開一扇了解古代音樂文化的窗戶。在博物院館等人流如織、摩肩接踵的公眾場合，在人們欣賞古代禮樂重器的時候，通過聆聽穿越千年的鐘磬和鳴的原聲音樂，真切地了解我國璀璨的古代音樂文化，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

三、建立“文化自信”的時代需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丟掉了思想文化這個靈魂，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

就音樂學來說，如何才能建立文化自信？我想，只有讓廣大人民群眾切實了解到我國古老而璀璨的音樂文化，為其驕傲，為其自豪，才能從心里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孔子曾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編鐘和編磬等禮樂重器絕非只是樂器，它們是我國古代音樂文化、禮樂文明的物化與重要載體，更是中國幾千年來高文化、高藝術、高科技的產物。

2018年5月，在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徐長青先生的支持下，在我的導師劉緒先生指導下，我帶領研究團隊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庫房對海昏侯墓編鈕鐘文物原件進行了試奏工作，試奏曲目有《梅花三弄》《神人暢》《在水一方》《滄海一聲笑》等。所試奏的編鈕鐘就是海昏侯劉賀在當時禮樂活動中使用過的禮樂重器，其音階、音高、音色基本保留著西漢音樂歷史的原有樣貌和特征，從而使我們可以聆聽到2000多年前、穿越時空的西漢禮樂重器的原聲。

為此，我們不禁由衷贊嘆，我國古代音樂文化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的璀璨與輝煌。我想，這對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也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讓文物活起來”的重要手段和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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