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寬嚴相濟 推動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地

來源：中國商報

原標題：寬嚴相濟 推動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地

來源：中國商報

許睿 本報記者 李海洋

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國輕罪治理的重要政策指引，訴前羈押率、不捕率和不訴率是評價和反映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實情況的重要指標。今年最高檢工作報告顯示，我國訴前羈押率從2018年54.9%降至2022年26.7%，為有司法統(tǒng)計以來最低；不捕率從22.1%升至43.4%，不訴率從7.7%升至26.3%，均為有司法統(tǒng)計以來最高。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表示，這“一低兩高”的數(shù)據(jù)指標，展現(xiàn)了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貫徹實施以來取得的積極成效。

轉變司法理念

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2020年，最高檢提出要堅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對于輕微犯罪案件，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把“堅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進非羈押強制措施適用”作為2021年度工作要點。2022年9月5日，“兩高兩部”印發(fā)《關于取保候審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第一條便強調了規(guī)范取保候審是貫徹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措施。

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延續(xù)和具體化，是對刑事司法政策的適時更新和調整。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法治建設日趨成熟，犯罪結構和刑罰結構都呈現(xiàn)輕緩化趨勢，在積極刑法觀的影響下，刑法越來越成為引導個體行為、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以“醉駕入刑”為標志的輕罪時代到來，網(wǎng)絡信息犯罪、環(huán)境犯罪等涉及的罪名越來越廣、涉罪人數(shù)越來越多，導致輕微刑事案件數(shù)量激增。在重罪比例下降、輕罪迅速增加、社會危險性較小的行政犯罪占多數(shù)的形勢下，逮捕羈押作為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是勢所必然。

刑事訴訟模式面臨深刻轉型。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認罪認罰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在與被害人達成賠償和解的情況下真誠悔罪，愿意接受處罰，與國家機關不再是單純的對抗關系，而是走向了合意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危險性較低，往往沒有羈押的必要性，而且檢察機關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還可以作出酌定不起訴的決定。目前，實踐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率已經(jīng)超過90%，“對抗性司法模式”正在向“協(xié)商性司法模式”轉變，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適用具有廣泛的制度空間。同時，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推動的企業(yè)合規(guī)改革正面向全國推廣試點，針對企業(yè)和企業(yè)家的合規(guī)從寬措施也需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支持。此外，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手機定位、“非羈碼”等電子監(jiān)控手段的廣泛應用，使得公安、司法機關對認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jiān)控能力顯著提升，即使在不予逮捕羈押的情況下也可以防止其脫逃，從而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基于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逮捕羈押社會危險性（風險）評估系統(tǒng)也在實踐中展露頭角，使得社會危險性評估更加客觀，不捕不訴有了更加科學的依據(jù)。

發(fā)揮檢察職能

“檢察機關在推進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概因監(jiān)督權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又享有公訴權等重要權力。”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郭爍認為，在推進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過程中，應時刻把握好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之關系，以“少捕”帶動“慎押”，進而推動“慎訴”。在犯罪結構日趨輕緩化的現(xiàn)實情勢下，少捕慎訴慎押與刑事法治現(xiàn)代化直接相關，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重要側面。若要充分發(fā)揮檢察職能，具體應從三個方面展開：

第一，發(fā)揮強制措施適用監(jiān)督職能，嚴格逮捕適用。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100條的規(guī)定，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時還應一并審查公安機關有無違法偵查，即可對拘留等強制措施適用展開審查；同時使強制措施回歸訴訟保障的本質面向，以“社會危險性要件”為核心構建逮捕審查機制，跳脫出“構罪即捕”之囹圄，嚴守《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規(guī)定的19種認定被追訴人社會危險性之情形。在適用逮捕措施后也應及時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持續(xù)貫徹比例原則，即倘若監(jiān)視居住、取保候審乃至解除強制措施足以防止社會危險性之發(fā)生，應當予以變更；《人民檢察院辦理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規(guī)定（試行）》中規(guī)定刑事執(zhí)行檢察部門在審查時只是“可以”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訴訟參與人的意見，了解被羈押人的具體情況，也可以采取書面審查之方式，訴訟化取向不足，實務中仍應致力提升被追訴人之于程序的參與程度。

第二，激活不起訴制度效能，充分運用檢察機關起訴裁量權。在審查起訴層面，法定不起訴、特殊不起訴等有特定的適用前提，但相對不起訴因賦予檢察機關以起訴裁量權，可以成為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抓手。數(shù)據(jù)顯示，2019年之前我國的酌定不起訴占比始終低于10%，2020年達到11%左右。這或許緣于相對不起訴在實務中被科以諸多適用限制，如犯罪類型須為輕罪等。應當注意，以2020年為例，生效刑事判決人數(shù)中被判處定罪免刑、管制、拘役、適用緩刑、單處附加刑及宣告無罪、不負刑事責任人數(shù)占比超過40%，其中蘊含著相對不起訴適用空間，這亦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繁簡分流”案件處理精神。

第三，完善檢察聽證制度，推動相關制度機制良性交互。檢察聽證因吸納被追訴人、被害人等訴訟參與人，能夠更好反映控辯雙方意見、提升訴訟化程度，契合司法化的法治走向。在羈押必要性審查中，根據(jù)制定法的規(guī)定羈押聽證啟動并非必經(jīng)程序，該種情況下被追訴方意見很難對審查結果產(chǎn)生實質性影響，因此，實務中應努力貫徹“能聽證盡聽證”原則。《人民檢察院辦理不起訴案件質量標準（試行）》中僅對涉及案件類型作出規(guī)定，未牽涉不起訴決定程序，在實踐中可以考慮明確賦予被追訴人、被害人啟動檢察聽證的權利，此舉既可保證各方主體之程序參與權利，亦可提升不起訴決定之公信力、減少可能的質疑。

此外，應當注重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與相關制度的銜接，例如，在認罪認罰案件中，根據(jù)《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第140條規(guī)定，應將認罪認罰情況作為強制措施適用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涉案企業(yè)合規(guī)類案件中，檢察聽證制度已經(jīng)初步發(fā)揮良好效能，應結合第三方監(jiān)督評估機制，進一步提升企業(yè)整改體系之公正性。

推進政策落實

山東省淄博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魏玉民表示，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發(fā)揮承前啟后的作用，是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推動者、落實者，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僅靠檢察機關單打獨斗就能把這一政策落實好，相反需要公檢法司等各機關、偵捕訴審執(zhí)各環(huán)節(jié)的聯(lián)動發(fā)力。

“公安機關是大多數(shù)刑事案件進入訴訟活動的第一道關口。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要在偵查階段從源頭上進行案件分流，做到可不提請逮捕的不提請、可不繼續(xù)羈押的及時辦理取保候審。具體而言，要準確把握逮捕的條件和功能，轉變傳統(tǒng)的以捕代偵、以捕促供、以捕促調等陳舊理念，使逮捕回歸保障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本來功能，而非將其作為打擊犯罪的手段，對沒有社會危險性的犯罪嫌疑人原則上不提請逮捕。”魏玉民表示，在堅持系統(tǒng)觀念，一體化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視野下，“慎押”不應局限于審前，還應包含審中、審后全過程。具體執(zhí)行中，應通過對法律條文進行實質解釋限縮羈押的條件，實現(xiàn)少捕慎訴慎押的效果。其中慎重決定逮捕要求對“嚴重影響訴訟活動正常進行”作出更為實質化的判斷，充分聽取被告人辯解和辯護人意見，對雖有妨礙訴訟行為但因客觀原因所致或主觀惡性不大的也不應逮捕。對采取取保候審強制措施的被告人一審判處實刑的，在判決生效前不能僅因實刑判決而決定逮捕，理順強制措施與實刑判決的關系。準確適用緩刑，可判實刑、可判緩刑的應當判處緩刑，特別是對“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qū)沒有重大不良影響”進行具體判斷。

魏玉民建議，執(zhí)行機關要積極完善非羈押的配套保障措施。要借助科技手段不斷滿足對緩刑和假釋社區(qū)矯正的監(jiān)管需要，保障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最后一公里”落地。實踐中，非羈碼、電子手環(huán)對保障訴訟活動順利進行、降低羈押率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對此，應注重加強頂層設計，破除知識產(chǎn)權壁壘，讓科技成果更全面、更充分地惠及不同地方。需要指出的是，科技手段的運用應盡量避免標簽化，在保障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護相關人員的隱私和自由，防止造成隱性處刑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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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把握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最高檢4月15日舉行新聞發(fā)布會，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在會上表示，少捕慎訴慎押決不等同于只講從寬而不講從嚴，更不是放縱犯罪。

陳國慶表示，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準確把握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要從兩個方面分析：

一方面對嚴重犯罪應當依法嚴懲，如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犯罪，嚴重暴力、涉黑涉惡主犯、拐賣婦女兒童等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犯罪等。這類嚴重犯罪雖然占比較小，大概在6%左右，對于主觀惡性大，情節(jié)惡劣，后果嚴重，總體上應當堅持從嚴從重處罰。

另一方面對輕微犯罪，一般應當體現(xiàn)少捕慎訴慎押的輕緩政策取向，如醉駕、輕微盜竊、輕傷害，以及社會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過失犯、未成年犯等。當前，輕微犯罪占比已經(jīng)超過80%，應當盡量從矛盾化解、分化犯罪、減少對立、促進和諧角度規(guī)范適用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能不捕的依法不捕，能不訴的依法不訴，能不押的依法不押。當然，對于輕微犯罪也不是一味從寬，對于情節(jié)惡劣，人身危險性大，特別是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犯罪，要依法從嚴予以追訴。

陳國慶表示，要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指導，全面準確把握“寬”與“嚴”的辯證關系，充分考慮具體個案的特殊情況和社會公眾的心理感受，區(qū)分情形、區(qū)別對待，對嚴重犯罪依法從嚴從重，對輕微犯罪特別是認罪認罰的依法從寬從輕，任何時候不能顧此失彼，可以說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并不是一味從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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