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供圖)

【環球時報記者 張妮】今年年初，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剛過完87歲生日。此后不久現身“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并做壓軸發言的他，看起來與十年前并無很大變化：忙，且精神矍鑠。從“吳市場”到“吳法治”，他說出的每句話，都讓傾聽者深刻回味、思考。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建言，這位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反復表達同一個觀點：“政策很好，關鍵要落實”。

如何增強民營企業家的財富安全感

環球時報：前段時間，中國外匯儲備跌破3萬億美元，有分析認為，這與人民幣貶值、資本外流等因素有關，您是否認同？

吳敬璉：人民幣匯率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越來越呈現隨行就市的特點。這也是給我們發了一個警告，要趕快提高競爭力。目前資本有外流現象，但我們需要研究為什么外流。我認為原因之一是，有些企業家對未來資本的安全性沒有信心。

環球時報：應如何增強民營企業家的財富安全感？

吳敬璉：中央很重視這個問題。去年11月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中，一開頭就明確提出，“有恒產者有恒心，經濟主體財產權的有效保障和實現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文件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實際，能解決困擾多年的許多問題。比如，提出平等保護，“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加大對非公財產的刑法保護力度。再比如，堅持有錯必究，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等。這個文件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非常重要的舉措，使大家有信心。關鍵是要想辦法把它貫徹落實。它的執行涉及到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宣傳部門等多個部門很多方面的工作。我們應該花更大的力氣，使它真正落地。

環球時報：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曾表示，虛擬經濟把實體經濟搞亂了。二者是矛盾關系嗎？

吳敬璉：首先，什么叫虛擬經濟，什么叫實體經濟？有人認為房地產是虛擬經濟，這完全不對，房地產是實體經濟。金融是典型的虛擬經濟。二者在某種層面上是矛盾的。在經濟學研究中早就有過相關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學者是辜振甫的侄子、日本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他寫過一本書，認為當出現資產負債表問題時，就會表現為現金為王，即使貨幣政策再放松，資本也不會到實體去，因為它要找流動性高的地方，如資本市場。現在，我們確實出現了資產負債表問題，簡單說就是杠桿率太高，有可能發生系統性風險，資本就要準備隨時跑，不愿投到實體經濟里。所以，這個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只是號召資本投實業起不到太大作用，還是要通過改革讓實體經濟能賺錢。

如何看產業政策大討論

環球時報：林毅夫、張維迎兩位教授去年發起了關于中國是否需要產業政策的討論，引起政學商各界人士熱議。您如何看待這場辯論？

吳敬璉：前段時間，我們召開了一個“產業政策研討會”。產業政策是中國政府工具箱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政策工具，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因此，對它進行深入研究和討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不言自明的。

其實，上世紀70年代后，國際經濟學界對產業政策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和深入探討。這些與實踐密切結合的研討已取得了許多有助于各國行政當局改進工作的重要成果。但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去年那場討論中，主要發言人幾乎完全沒有提及這些討論及其成果，使討論變成對產業政策全稱肯定或者全稱否定的各自經濟哲學的宣示。

環球時報：您對中國產業政策的觀點是什么？

吳敬璉：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引進了日本的“硬性”產業政策，也就是政府在“宏觀調控”名義下以產業政策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但后來，日本國內外出現了用批判眼光看待硬性產業政策的論著，否定意見逐漸成為主流。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由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等主編的《日本的產業政策》(1984)一書。其主要觀點是，多數在日本取得高速發展的產業，如照相機、半導體、彩色電視機、鐘表、機器人等，都是在沒有得到政府扶持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產業政策只是從側面支援了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該書本可以成為幫助我們汲取日本戰后產業政策經驗教訓的有益參考書，然而它銷行不廣，印了一次就告絕版，以致于沒引起人們對這類批評意見的足夠重視。

直接干預市場和限制競爭的產業政策在中國的執行效果乏善可陳，使我國產業結構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變得越發扭曲，由行政力量推動下形成的大型企業集團的競爭力下降成為一個明顯的事實，以致“三去一降一補”，即“去過剩產能、去房地產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供給短板”成為當前必須面對的緊迫而沉重的任務。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了一項十分重要的要求，就是“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這意味著，必須摒棄直接干預、限制競爭的傳統產業政策做法，使產業政策成為促進競爭、提升市場功能的輔助手段。這將是我國產業政策理論和實踐的歷史性轉變。我們應當努力促成這一轉變的順利實現。

供給側改革取得進展

環球時報：“三去一降一補”目前實施的效果如何？

吳敬璉：對于“三去一降一補”，有人把它叫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另一種說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我比較同意第二種說法。從它要達到的目的來看，去年我們在實現“三去一降一補”的目標上，取得了一些進展。特別是在去產能、去庫存和補短板上，成效比較明顯。但它的另外兩個方面，成效不那么顯著，甚至“去杠桿”方面，不但沒有去，而且杠桿率有所提高。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話，叫“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累，部分地區困難增多”。

我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得失互現的主要原因，在于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不夠快、不夠實，不能通過激勵創新、獎優罰劣、優勝劣汰，達到優化經濟結構、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我這里講的結構性改革，不是結構調整，而是體制結構和政府監管框架結構的改革。在這種情況下，出路就在于切實推進改革，使市場在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

環球時報：在您看來，今年中國經濟重點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吳敬璉：過去的一年里，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路線圖和時間表的基礎上，發布了多方面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這些文件規定的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執行上花更大力氣，使這些決定、文件得到真正落實，為我國的資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給效率的提高提供一個堅實的制度基礎。(本文未經吳敬璉先生本人審核)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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