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成長的速度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無論是受益于外部機遇還是警醒于內生動力。十年前，這座城市被《新周刊》評價為“鈍感之城”，指稱濟南溫吞、緩慢、內斂、保守。以如此夸張、奪人眼球的方式去定義一座城市，難免有失客觀、公正，但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戳中了很多濟南人的內心。眼下，在濟南建設“四個中心”、擺脫“大省小省會”尷尬的當下，再重新審視濟南最近兩年的發展不難看出，一條城市發展與思想突圍的道路已然清晰。

異樣的官場生態

如果不是“團結湖參考”的一次有心梳理，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現任山東省委副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是近二十年來濟南唯一一位外省籍的黨政一把手。

這個北京青年報的時政類微信公號并不多見地把觀察視角放在了千里之外的濟南，并提到政治生態的問題——“在反思濟南發展之落后時，大家普遍認為濟南人的觀念也許是最根本的惰性。而濟南官員的觀念，則起著最關鍵的作用。”

“團結湖參考”顯然對此頗有研究。王文濤主政濟南之后的多次講話，“政治生態”是一個高頻詞。查詢“為敢于擔當者擔當”的講話會發現，這個詞語先后四次在前半部分講話中密集出現。

盡管王文濤曾說“我個人不喜歡被貼上什么標簽”，但在不同的公開場合，他還是喜歡拿此前的工作經歷來和濟南對比，盡管這種對比讓濟南并不是那么好看。

王文濤曾回憶，2007年從昆明回上海黃浦區擔任區長時，正是籌備“世博會”的關鍵期，拆遷任務很重，有很多棚戶區，不用說消防車走不進去，連擔架都走不進去。“但是，這一棒交到我們手上了，這就是歷史使命，輪到我們了，就只有干，背水一戰。”反觀濟南，他并沒有留情面，“這里有個例子，就是二環路的拆遷，市政府多次協調，但是有些干部能拖就拖，以至于下達了9次最后期限，以至于我們覺得必須紀委介入，目前進展算是比較快。”

齊魯晚報記者梳理發現，王文濤在多個場合自揭干部作風和工作陳疾，批評干部保守、消極以及缺少擔當，直言“請對號入座”。

如果從反向的維度去看王文濤所說的政治生態，“當前，不愿擔當、不敢擔當，消極應付、為官不為，行動遲緩、不推不動，推諉扯皮、皮厚難纏等現象，在一些黨員干部身上還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曾先后在濟南北部和東部工作過的基層干部王堂（化名）或許對此深有體會，這位有專長有想法的干部被兩年前的不作為的頂頭上司“傷得不輕”。

“當時我剛去北部一個辦事處擔任副主任，負責轄區某個項目的拆遷工作，但拆遷進展不順利。”有著豐富拆遷經驗的王堂很快發現，拆遷不力是因為補償政策制定不合理，很多人性化的問題并沒有考慮到，“熬了幾個晚上我把建議做成了文字性的材料，改善了細節。”但方案隨后被否定了。

比較之下的危機感

濟南迫切地需要重新定位，認識自己。

無論是在官方的公開表述中還是在民間的話語體系中，舉目四望，站在全國、全省和自身三個維度上的濟南，無不充滿了危機感。

廣為傳播的論調來自于濟南的“一把手”王文濤。“說濟南像個縣城就是這個感覺。”今年3月2日，王文濤、王忠林調研拆違拆臨工作，在查看建綠透綠進展情況時，王文濤指著展示牌上違建未拆除之前的照片說。旁邊的王忠林補了一句：“它連縣城都不如，就像個農村大市場。”

有意思的是，十幾年來，濟南市民常常樂此不疲地以這樣的形容來埋汰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每當堵車、霧霾嚴重的時候，朋友圈里的段子似乎都比平時多了不少。

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濟南市區頻繁修路導致交通長時間極度擁堵。去年10月25日，有網友在濟南市政府官方網站市長信箱欄目中，抱怨又戲謔道：“麻煩借顆原子彈把濟南炸了重建。”更沒想到的是，市政府網站竟然回復了：“您的來信已收到，請說明詳細情況，以便于我們進一步落實處理。”

在去年開放型經濟發展大會上披露的數字能顯示濟南在全國維度比較的地位：外貿方面，2015年進出口總量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列第14位。從省內維度看，濟南也并不避諱和兄弟城市青島作比較，在山東全省來講，17個城市中，濟南排在第7位。這個第7位是個什么概念?是青島的15%左右。

這就是濟南的現狀，同時還要面對大省小省會的尷尬。

5月初，濟南史上最高規格的黨政考察團開啟杭州合肥鄭州三城之行，明面上，這是一次對標的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的考察學習之旅，實際上則是一次生出危機感的臉紅出汗之旅。

“無論是參觀城市還是考察企業，所形成的視覺沖擊和直觀感受十分強烈。”說起此次考察，濟陽縣縣委書記孫斌有這樣的感受。

頭腦風暴

像“團結湖參考”期待的“王文濤給保守沉悶的濟南官場帶去攪動”一樣，濟南人也在等待，重新出發的濟南會迎來什么樣的新氣象。

翻看王文濤的履歷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作為復旦大學哲學系哲學專業高材生的他，從積累高校工作經歷之后轉戰政壇的“跨界”并無特殊之處，但哲學出身的從政者，在當下政壇卻不多見。

學哲學出身的王文濤顯然也希望在意識方面“喚醒”濟南黨員干部，從而劃定一條思想突圍的實現路徑——從要求摒棄官本位、反對自以為是，到看不到危機才是最大的危機，再到為擔當者擔當、讓實干者實惠，則是這條路徑中的一個個腳步。

王文濤到任濟南三個月后，隨即召開全市“解放思想大討論務虛會”，濟南市四套班子領導同志“紅臉出汗”地直陳發展瓶頸、改革壁壘、思想真空、行動羈絆。

“為什么要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其實是市里面更準確把握了干部的思想狀況，找準了各級領導干部在思想方面存在問題的關鍵和要害，針對性應該是非常強的。”濟南市一位相關負責人如此表示。

“黨員干部思想上不突破，直接嚴重影響城市的發展。”在山東大學政管學院教授王佃利看來，從大的發展環境來看，濟南進入改革轉型期、深度發展期，涉及很多的利益沖突和矛盾，大踏步向前需要敢于擔當的人面對更多的風險,“突破以前的障礙，要求黨員干部大膽闖，就需要思想上的解壓和制度上的保障，才能給直面問題的干部底氣，一內一外，構成整體的良好的發展環境。”

“這兩年，王書記基本上是在給我們換腦子改思路。”在不少黨政人士的意識中，思路一換，往往工作的局面也就打開了。

干部觀

思路一變天地寬，謝玉波作為一名基層干部，這樣的感受是明顯的。

“只有思路打開了，領導有擔當了，才能給你撐腰，下面的人才能干事。”現任歷城區港溝街道辦事處主任的謝玉波堪稱拆遷專家，從2005年開始就負責拆遷，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去年，謝玉波被歷城區區委書記吳承丙點名調任港溝，專門負責萬達文旅城片區的拆遷，創造了拆遷的“濟南速度”。謝玉波工作作風硬氣，他自己也知道，這種硬氣是有風險的，“有的時候不是不想干，而是缺少干事的環境和氛圍。”

萬達文旅城項目拆遷之前的潘莊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解放思想統一思路之后，接下來需要明確，濟南干實事、大發展，需要什么樣的干部。

王文濤從群眾的反應中總結出了三種官：占位子、裝樣子的“太平官”；遇問題繞著走、見群眾躲著行的“逍遙官”；遇事找借口、有事找托詞的“滑頭官”。在濟南市委十屆九次全體會議閉幕會上，王文濤在總結講話中把“為官不為”定性為可怕的“軟腐敗”，提出建立容錯機制、考評機制和保護機制三個機制，以對抗這三種“不作為”的官員。從另一個角度，王文濤也將新形勢下敢于作為、敢于擔當者描述為四種：沖鋒陷陣者、敢于亮劍者、勇于改革者、無私忘我者。

“同志們請對號入座。自己對對號看，有沒有群眾描述的這些現象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反映，所以要對號入座。”

可以說，“讓實干者實惠”的激勵機制與“為擔當者擔當”的保障機制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促進干部“想干事、敢干事”的制度體系。

“之前濟南確實存在‘孫連城’式的干部，這些干部信奉不干事、不出事，在自己的崗位上碌碌無為，也缺乏相應的約束機制和考核機制來制約他們。”濟南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吳學軍認為。

“選人用人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風向標。作為個體，干部固然應該具有一定的思想覺悟，但也會不可避免地去權衡利弊得失。作為組織，市委固然應該對干部提出嚴格要求，但也要不可或缺地為干部保駕護航。唯有干部與組織之間形成制度性的良性互動，才能營造有利于干事創業的寬松環境和濃厚氛圍。”山東省委黨校副校長孫黎海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王佃利看來，“干一個什么樣的事業，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思想，更需要一個什么樣的隊伍。”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劉雅菲 任鵬 實習生 劉曉）

[責任編輯：楊凡、劉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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