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不出戶就能打官司?這一想法在杭州互聯網法院已經成為現實。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系統引入到審判過程中，我國的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適應互聯網改革的大趨勢，并試圖讓互聯網空間“法治化”。

作為全國首家互聯網法院，杭州互聯網法院正在探索如何用互聯網去審理相應的案件。它的目標之一便是能在“網上審理案件”。

“互聯網+法院”的挑戰

“既然網購變得非常便利，那么互聯網案子的審理為什么不能一樣方便和有效呢？”杭州互聯網法院院長杜前說。

8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和浙江省委書記車俊為杭州互聯網法院揭牌，這標志著中國涉互聯網案件的集中管轄、專業審判拉開了序幕。

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一件涉及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糾紛案件

這位70后院長早已開展相應的工作。她的工作履歷似乎就是杭州互聯網法院的誕生及其發展的“進程表”。

2015年4月，浙江省高院確定由杭州市西湖區、濱江區、余杭區3家基層法院和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網上法庭的試點法院。

“這3家法院分別審理網絡購物、互聯網借款、網絡著作權侵權3類多發且涉及互聯網糾紛的案件，這些試點法院構成了一個開放的在線糾紛解決平臺。”杜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杜前曾在當地中院及濱江法院工作過。

2017年5月，杭州鐵路運輸法院作為第一審法院，正式上線“網上訴訟平臺”，集中管轄杭州地區網絡購物合同糾紛等5類案件。杜前已調任該院擔任院長，該院成了杭州互聯網法院的前身。

杭州互聯網法院提供的數據顯示，自從該平臺運行以來，全省有15個法院陸續加入，累計處理案件近2.3萬件。

“這些工作可以被視作‘互聯網+法院’，但我們也碰到了很多瓶頸。”浙江省高院副院長朱深遠說，主要是審判的專業化程度不夠，還有網上審判的流程設計難以銜接，而現狀是每天幾乎都有新類型的案件出現，涉及知識產權、小額合同糾紛、產品責任侵權等。

互聯網的急劇發展對法院審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讓司法界人士感到困擾的問題在于，這些案子進入日常審理難度都不高，但當事人因為互聯網而分布在天南地北，法庭的取證調查工作難度激增。

“由于互聯網的虛擬性、跨地域審理、訴訟在線發生，以及去中心化等特征，對現有的法律理論和司法制度產生了巨大的挑戰。”朱深遠說，如果“線下審理”，那么當事人運用傳統司法規則、訴訟方式解決糾紛成本高、流程長，因此迫切需要一個“在線的司法通道”。

于是，客觀形勢的發展對司法提出的要求不僅僅是“互聯網+法院”，而是一座“互聯網法院”。

“網購”式便利訴訟

由于杭州互聯網法院被視為“司法主動適應互聯網發展大趨勢的重大制度創新”，因此，該院試圖利用互聯網技術構建專業、高效、便捷的司法運行體系。

杜前說，在反復測算和演練后上線的“網上訴訟平臺”，可以做到“5分鐘起訴立案”。

在杭州互聯網法院，記者看到了這樣的系統及其操作過程：原告可以使用手機號碼注冊賬號后，在線填寫訴狀、提交相應的證據材料，系統會自動提取電子商務平臺的當事人身份信息、網上交易過程及各類表單數據，實現網絡證據在線輸入。同時，該系統會自動計算訴訟費用，而且當事人可以通過支付寶或網銀繳納。

如果涉及到舉證環節，當事人還可以隨時在線提交各類證據，而質證也可以在網上完成。

杜前表示，這一系統不但在線庭審、判決和網上送達，而借助這一系統的平均開庭時間為25分鐘，審理期限32天。

由杭州互聯網法院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15日，該院共立案2605件，審理結案1444件，而且全部為“在線審理”。

杜前說，因為采取了互聯網審理，因此當事人足不出戶，便可以進入“杭州互聯網法院訴訟平臺”，從起訴、立案、送達、舉證、開庭、裁判和執行等每個環節全部“在線進行”，而訴訟參與人的任何步驟也可以做到即時連續記錄。

這意味著當事人可以“不用出差”，而在途時間幾乎為零。

在該法院使用系統一個多月后，也就是今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36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方案》。會議強調，要按照依法有序、積極穩妥、遵循司法規律、滿足群眾需求的要求，探索涉網案件訴訟規則，完善審理機制，提升審判效能，為維護網絡安全、化解涉網糾紛、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深度融合等提供司法保障。

8月8日，最高院印發了《關于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方案》，方案明確依托杭州鐵路運輸法院，試點設立專門審理涉互聯網案件的杭州互聯網法院。杜前就任該院首任院長。

來自深改組的“定位”

“按照中央深改組的定位，杭州互聯網法院是司法主動適應互聯網發展大趨勢的重大制度創新。”朱深遠說。

朱深遠認為的“創新”在于，法院的審判隊伍不僅要懂法律，而且要熟悉互聯網，知道網絡的發展趨勢，也了解最新技術的應用，還要在案件的管轄、審判職能等諸多方面有創新。

按照法院的官方表述，該院將集中管轄杭州市轄區內的下列涉互聯網的案件。這些案件大體有7類：互聯網購物、服務、小額金額借款等合同糾紛；互聯網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利用互聯網侵害他人人格權糾紛；互聯網購物產品責任侵權糾紛；互聯網域名糾紛和因互聯網行政管理引發的行政糾紛，以及上級人民法院指定杭州互聯網法院管轄的其他涉及互聯網民事、行政案件。

“從這些案件可以理解互聯網法院承擔著的5項職能，也就是‘新載體’、‘試驗田’、‘先行者’、‘孵化器’、‘主導者’。”朱深遠說。

按照他的解釋，該法院將為深度依賴網絡的大眾提供便利的司法服務。其次是通過審理、研究案件，對網絡平臺制定自治性規則進行規范化指引，防范和化解網上各類交易的法律風險。再次，因應互聯網審理機制的變革，法院將對訴訟進行全流程再造，制定包括訴訟規程、庭審規范、當事人操作指南等新型互聯網審判方式。

同時，作為“孵化器”，該院致力于推動互聯網法律法規的完善。在這些基礎上，法院將探索建立涉網糾紛“一站式”解決機制，整合仲裁、調節和行政機關等其他組織的法律服務資源。

“在實施數據共享后，最終構建一個以互聯網法院為終端的糾紛化解通道。”朱深遠稱。

原被告身份如何確認？

雖然杭州互聯網法院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套以訴訟平臺操作規程和網絡視頻庭審規范為中心的“程序規則”，但在訴訟主體身份確認、當事人在線質證、在線行為控制等方面仍面臨不少難題。

與其他普通法院不一樣的是，如在原被告雙方“身份確認”上，由于網絡的匿名性和虛擬性，要想確認當事人的身份是件“難事”。

根據《杭州互聯網法院訴訟規則》，當事人要提起“網絡訴訟”，首先要在訴訟平臺上進行身份認證。

杜前介紹，通過網絡實名認證、人臉識別或法院線下認證等方式完成“認證”工作。

這一“認證”具體包括登陸法院域名，利用手機號進行注冊并進行實名認證和綁定，再根據自身訴訟地位，如“原告”和“被告”起訴或應訴。

此外，法院為了確認是真實身份，個人需要同時提交身份證正反面，法人或非法人組織需要提交相應的營業執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這些證明還需要一個“線下驗證”的程序，才確保真實身份。

那么，主審法官又如何確定雙方提交的證據是真實的呢？杜前表示，當事人將證據予以拍照、掃描或電子證據上傳到訴訟平臺，如果涉及實物證據，一般還要求當事人在庭審前郵寄給審理法官。同時在庭審時，在線展示給各方當事人。在案件判決生效后，當事人還可以在線申請執行。

另一個難題發生于庭審期間的網絡條件。一旦有人故意中斷庭審，那將如何處理呢？

杜前說，按照《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規范》，技術人員會在開庭前確保當事人使用的網絡條件，如果查明確實因為網絡技術、網絡故障等原因導致庭審無法進行；如果庭審中原告擅自退出，則按照撤訴處理；如果被告擅自退出，則按照缺席繼續審理。

“庭審期間我們全部錄音錄像，并采用智能語音識別技術，而這些錄音錄像可以作為追究破壞法庭秩序、妨礙訴訟活動等行為的依據。”杜前說。

杭州互聯網法院方面表示，將進一步強化審判數據結構化、模塊化的功能，推進審判業務與技術、數據的融合，打造案件數據體系，逐步開發服務當事人的訴訟風險評估系統和類似案件智能推送系統，并開展互聯網產業發展的專業風險分析，讓司法大數據服務審判和執行。

杭州互聯網法院的設立開啟了法院的互聯網時代。作為一次重大制度創新，全國首家互聯網法院誕生于杭州或許絕非偶然。

為什么是杭州？

對于互聯網法院在杭州誕生，杭州中院副院長邵景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是“應運而生”。

他表示，正如習近平在2016年G20峰會開幕式上所說，在杭州點擊鼠標，聯通的是整個世界。也正是因為杭州目前的信息經濟對地區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超過50%，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杭州網站數量、B2B、B2C、C2C、第三方支付均位居全國首位，云計算、大數據、移動支付、智慧物流等領域的產業發展也位居世界先進水平。”邵景騰說，“加上國家信息經濟產業示范區、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及國家電子商務產品質量風險監測中心等多項國家級戰略政策和平臺也落戶在杭州，由此讓杭州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跨境電商、網上產品質量監督、網上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信用示范體系。”

同樣，杭州特有的城市發展定位也推動杭州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這一目標就是將杭州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互聯網+’創新創業中心。”邵景騰說。

目前，杭州互聯網法院在性質上屬于專門法院，與負責專門管轄的海事法院、軍事法院、鐵路法院、森林法院等屬于同一類法院。

另一法律界人士認為，由于杭州在全球電子商務發展上處于高速階段，而目前電子商務國際規則并不成熟，特別是對跨境電子商務糾紛的依法處理仍處于起步階段。在該人士看來，這對日后主導網絡空間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也將意義重大。

（第一財經新聞）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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