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周末講壇丨“紅色經典”的編輯與出版

來源：大眾報業·大眾日報

□本報記者 劉蘭慧

黃發有，山東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特聘教授，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研究基地負責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獲得魯迅文學獎、教育部高等學校科研成果獎二等獎等獎項，入選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山東省齊魯文化名家等人才計劃，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日前，黃發有做客由省文化和旅游廳主辦、省圖書館尼山書院承辦的“共和國的紅色豐碑——紅色經典公開課”。為讓廣大讀者更全面地了解“紅色經典”的創作歷程，黃發有以“‘紅色經典’的編輯與出版”為題，解讀“紅色經典”誕生背后的故事，講解紅色作品的創作歷程與文學價值。

“紅色經典”的審美特征

“紅色經典”的審美特征與“紅色經典”的編輯與出版有著很大的關聯，“紅色經典”作品大多具有自傳性或親歷性的審美特征。作家大多對自身所書寫的生活和塑造的人物都非常熟悉。例如，很多研究者認為小說《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靜身上有作者楊沫的投影；柳青對《創業史》主人公梁生寶的原型王家斌則非常了解。在小說《紅旗譜》中，梁斌依據自身在保定二師的一些經歷進行某些情節的書寫。杜鵬程寫《保衛延安》時，也是將自己做戰地記者時所親身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作為根據。

除了創作的自傳性，“紅色經典”作品也大都繼承著本土的文學傳統。小說的形式方面，閱讀《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等“紅色經典”作品時，讀者可以發現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借鑒了中國古代章回體小說；從小說語言方面，很多“紅色經典”作品都繼承、發揚了中國本土的小說語言傳統。其中，不乏借助方言進行寫作的作品，例如周立波在《山鄉巨變》中便用到很多方言俚語。此外，不少“紅色經典”作品還書寫了各地區的風俗民情，深度地描寫當地民間的文化傳統，這也是對本土文化傳統的一種宣揚。

“紅色經典”另一個審美特征則是塑造英雄或新人形象。《創業史》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背景下，塑造了梁生寶這一新時代農民人物形象，作家在塑造人物時深刻地注意到人物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著力書寫出一個具有高度覺悟的新人所經歷的成長過程。作品還塑造了一個次要女性人物形象素芳，父親年輕時被壞人引誘去賭博抽鴉片，因此家道中落，素芳又不幸被鎮上流氓誘奸而懷孕。為了遮丑，草草嫁給梁生寶的鄰居。這個人物還深刻地影響了陳忠實對《白鹿原》中田小娥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素芳和田小娥這兩個女性人物身上都具有復雜性，在某種程度上展示了新時代進程之中農村變革的重要性。

《紅旗譜》中的朱老忠與嚴志和等人物形象身上都具有一定的英雄性。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圍繞家族展開敘事的作品很多，最經典的當屬《紅樓夢》。而《紅旗譜》這本小說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從中國傳統家族敘事框架中梳理出中國革命的發展歷程，小說采用家族敘事的形式對當代文學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保衛延安》寫到了彭德懷與周大勇兩個人物形象；《紅日》則塑造了人物群像，但是小說中也存在識別度較高的沈振新、丁元善這兩個人物形象，兩部作品都是塑造革命英雄之作。《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是一個女性知識分子，這部小說經常被解讀為成長小說。小說中塑造的余永澤、盧嘉川等人物形象，在不少研究者看來都存在著現實生活中的原型。《紅巖》塑造了江姐與許云峰等正面人物，包括一些負面人物形象。《林海雪原》重點塑造了少劍波與楊子榮兩個人物形象。此外，“紅色經典”還建構了內涵是英雄主義、樂觀主義的革命詩學。

歷經多番修改打磨

從整體而言，“紅色經典”的創作、出版、改編是一個系統的過程，傾注著作家和編輯的心血。例如，在杜鵬程《保衛延安》的編輯出版過程中，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馮雪峰敏銳地意識到作品的特殊價值和意義，稱其為“一部史詩的初稿”。馮雪峰曾三次邀請作者到家里徹夜長談并交換修改意見對作品精雕細琢，他還親筆為《保衛延安》起草《出版說明》，并撰寫了兩萬字左右的《論》，高度肯定作品“在英雄史詩上的成就，在我們創作上就有一種新紀錄的意義；它的顯著的創造性，顯然有推進我們現實主義創作運動的作用”。在黃發有看來，作為“紅色經典”開篇之作，《保衛延安》開啟了關于革命戰爭的一種新的敘事模式，馮雪峰的貢獻不應被埋沒。

吳強的《紅日》是中青社的作者沈默君介紹給江曉天的，此前吳強先將稿件寄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一直沒有音信，后來吳強跑到出版社要回稿子，親自送到總政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交給文藝處處長馬寒冰，過了半年也沒有消息。中青社很快把它作為重點書稿處理，并安排熟悉山東解放區情況的文學編輯室副主任陶國鑒做責任編輯。

黃發有介紹，“紅色經典”的書稿大多都經過了編輯大幅度的修改與加工。面對文學基礎較為薄弱的稿件，一些“紅色經典”作品的編輯只能與作者協作，甚至親力親為，對稿件進行修改與加工。一些書稿干脆推倒重來，進行改寫和重寫。

“青山保林”中的另一部作品《林海雪原》的編輯出版過程也頗費周折。作者曲波對初稿進行一次修改后，認為只讀過6年書的自己改起來吃力，期待得到編輯部的幫助進而讓作品脫胎換骨。編輯龍世輝投入3個多月時間，對書稿進行深度加工。小說出版面世后很快脫銷，反響熱烈。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王任叔（筆名巴人）曾經調閱書稿檔案，逐頁比對原稿和修改情況，看完后在原稿留下批語：“應該這樣改。”1958年，《文藝報》《文學研究》發表的有關《林海雪原》的評論，總體上肯定其藝術貢獻。

多樣化改編助力傳播

“紅色經典”作品之所以能夠產生廣泛的影響，與跨媒介傳播的推動有很大的關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旗譜》《紅日》等具有代表性的“紅色經典”都曾被改編成電影，且大多由名導演執導，在“紅色經典”的傳播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后一直好評如潮，巨大的發行量就足以證明讀者的喜愛和認可，電影導演崔嵬又把它搬上銀幕為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前后用時僅5個多月，由彭真親自審查樣片，電影公映后獲得了巨大成功，北京各家影院全部爆滿，很多影院甚至24小時上映，楊沫和林道靜也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

此外，因“紅色經典”作品中的插圖與故事形成互文性的特點，連環畫改編也是紅色作品傳播的方式之一。1961年7月起，由賀友直繪、董子畏改編的《山鄉巨變》連環畫（前三冊）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陸續出版，并于1963年獲得第一屆全國連環畫創作評獎的一等獎。1964年6月，本著“供連環畫初學者、連環畫愛好者及連環畫家觀摩、研究和參考”的原則，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從《山鄉巨變》連環畫中摘選十二幅，與《鐵道游擊隊》《白毛女》《紅巖》等選頁合并出版。摘選過程中，出版社也對原作的腳本進行了一定的修改。由于董子畏于1962年去世，《山鄉巨變》連環畫第四冊由新吾改編并于1965年出版。

黃發有從作者和出版機構兩個角度總結了“紅色經典”編輯與出版過程中的一些啟示，“紅色經典”寫的都是作者熟悉了解的內容，深入生活是有必要的。不同的“紅色經典”作品寫法是不一樣的，因而現實主義創作需要創新，同時要與編輯密切合作。同時，對于出版機構而言，則需要在發掘新人、尊重作者、跨媒介協作與傳播等方面進行一番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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