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晚清數千鐵匠，緣何移聚煙臺？

來源：煙臺晚報

原標題：晚清數千鐵匠，緣何移聚煙臺？

來源：煙臺晚報

宋世民

一百多年前，煙臺打鐵業從釘掛牲畜的蹄鐵興起。在煙臺港開放后，鐵匠們的業務范圍逐漸擴大，由鍛打蹄鐵擴大到鍛造農具、豆餅模子等物件。打鐵業需求大增，導致外來鐵匠數量急劇增加，從業人員從1882年的約500人增加到1891年的約5000人，十年間擴大了十倍。據東海關統計，1891年煙臺城市人口總數約32500人，那么打鐵業人口約占總人口的六分之一。

這么短的時間，為何會有數千鐵匠移聚煙臺？

煙臺港開放后，打鐵業成熱門行當

查閱史料發現，依芝罘灣地理特征自然構成的煙臺港，雖然周圍沿岸灘平水淺，但其縱深陸地卻是丘陵地帶，進出通道坎坷曲折，有些地段“山路險僻至不能通騎”。囿于通往腹地陸路交通不便，港口物資在陸路集疏便只能靠牲畜和人力運輸了。

清同治五年（1866年），登萊青道道臺、東海關監督潘霨為改善港口腹地的交通條件，下令整修煙臺至黃縣的道路，即所謂煙黃大道，修好后使較多的輕便商品可通過此路運往內地。然而，這條大道畢竟是在山間小路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投入使用后又長期沒有得到維護，煙臺港的貨物疏運并沒能從根本上得到太大改善。

當年的目擊者曾留下不少記錄，從不同角度，陳述了那個年代煙臺陸路運輸的艱難狀況——

“轉運的交通工具僅是騾子、驢和馬以及笨重的車。他們吃力而且很慢地沿著所謂的公路行走，時常出入于被雨水沖垮的道路上。這些路面已被雨水沖得沒有東西了，只剩下巖石塊和凹凸不平的表面，甚至對腳步穩的騾馬來說都是很難通過的。在缺乏道路和河流的情況下，主要依靠這種慢而花費多的轉運。”

當時幾乎所有進出煙臺的貨物都是由馱畜運載的，每天有成千匹騾馬進出煙臺。開埠數十年后，這種運輸方式仍未改變。能夠行駛大車的，只有通往濟南府的一條大路。大車的用量很少，僅限于煙臺附近，要想通過城鎮外面的陡峭山嶺以及在城鎮里的街道通行，都是非常困難的。

史料記述：“在夏季和冬季，當其它運輸工具不能使用時，在丘陵地帶，馱畜就引人注目了。馱畜每天普遍走100里地，各自馱200～300斤的貨物。這一運輸方式的主要問題是裝貨時必須小心，兩邊重量必須相等，途中休息時必須卸下來，不然很可能被打翻……”

據東海關統計，每天有數以千計參與路運的人進出煙臺，而往返于路途之中的人數大大超過這個數字。每天進出煙臺的牲畜數量，約有三千匹。

從煙臺港開放之初至19世紀末，還有一種通過水路運輸疏散進口貨物的方式。清同治年間，“進口到本地的大部分商品由平底中國帆船運往大清河，在離該河口不遠的地方換載，即換到吃水淺的當地船上，運往內地的許多市場，其中最重要的有濟南府、東昌府、兗州府、曹州府、東平府，甚至運往直隸的大名府”。煙黃大道修整完畢之后，一些輕便的商品通過陸路運往內地，而價值較小且笨重的貨物則由船只上溯大清河。自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小清河疏浚之后，“內海商輪、民船運載客貨，每由煙臺出海經過蓬萊縣之天橋口，黃縣之龍口，掖縣之虎頭崖，抵羊角溝，換乘小船，取道該河上駛，經過坌河石村，直抵濟南省城東關之黃臺橋”。

由于水路運輸價格稍低，而且運輸速度較快，因此不少貨物常常不走陸路而走水路，經大清河、小清河、濰河等幾條入海河流進入內陸。當時，大約有2500艘帆船往來于煙臺港與山東沿海各小港之間為煙臺港集疏貨物。

為這樣一支水陸并驅、人員眾多，所用器具種類繁雜、數量巨大的運輸隊伍，長年進行損耗補充、維修保養，絕非單一行業少數工匠能夠承擔。在各類消耗材料中，鐵件數量所需最多，需要鍛鑄的蹄鐵、車架鐵件、船釘、扒鋦、鐵錨等，都離不開大量工匠持續生產和裝配。

開埠前，煙臺域內已有鐵工、木工和筐簍編制業，為往來船只生產釘子、扒鋦、鐵錨和魚筐等，后逐步發展到生產小農具及木工工具。當時煙臺人口稀少，1860年尚被稱為“海隅僻處”，處于自然經濟狀態，這種使用簡單工具操作的家庭手工業，依舊從屬于農業。

當時，煙臺這處自然港灣，不僅是海上運輸線站點，更是河海聯運與水陸聯運的樞紐，以原來極其薄弱的生產能力，難以應對開埠后大規模運輸業的后勤需求。于是，山東域內的鄉村鐵匠，為獲取這份一年四季有活干、能養家糊口的職業，肩挑車載簡陋的生產工具，絡繹不絕奔赴港口附近擇地落腳，使煙臺從事打鐵業群體短期內迅速擴大，成為少數能夠吸納大量勞力的熱門工種。

各地鐵匠移聚煙臺“抱團”謀生路

數以千計的牲畜長年奔走在坎坷山路，蹄上鐵掌磨損很快，承擔打掛蹄鐵的工匠須臾不得缺失。這項平時并不被特別關注的工作，將大批原在農村半工半農的各類鐵匠，吸引到市鎮專事鍛制蹄鐵生意。一時間，煙臺街頭巷尾隨處可見鐵匠棚及為牲畜更換蹄鐵用的原木門架。

早期的蹄鐵多由為牲口釘掛蹄鐵的工匠自己打造。蹄鐵看似不起眼，形狀也不盡相同，成品分大、中、小三個規格。馬和騾的蹄鐵一邊都是三個釘孔。驢掌少一些，兩個釘孔。牛是兩半掌，所以蹄鐵不能U形，而是要釘掛兩塊鐵。蹄鐵的厚度約1厘米，釘子是楔形專用釘，釘尖是扁的，長約3厘米。

這些在釘掛蹄鐵時還需隨時修整的小鍛件以往消耗不多，由釘掛蹄鐵工匠自制比較方便，后來用量劇增，自家難以承擔，便逐漸改由烘爐鐵匠專業批量生產。

別看單只蹄鐵用料不多，要滿足數千匹馱畜的損耗，原材料需求數量也不小。廢舊鐵是打鐵業的主要原料，山東原有鐵業主要依靠山西供鐵。自1873年后，鐵匠們在實踐中發現洋鐵質量較高而且韌性也比較好，寧肯購買70銅錢一斤的洋鐵，也不愿節省20銅錢去買省內及山西生產的土鐵。到19世紀70年代末，煙臺港廢舊鐵每年進口已近3萬擔。在1879年東海關檔案中留下這樣的記錄：“據說為了獲得這種廢舊鐵，英國的舊鐵店都被搜掘一空，并且預定了來年的貨。這些舊鐵均按需要加工，其中許多是用來制造本地馱畜的蹄鐵。”

這一時期，煙臺的鐵匠和蹄鐵匠主要來自萊州。1862年，登萊青道由萊州移駐煙臺，原本在衙門駐地謀生的蹄鐵匠們，借海口開放之勢，不失時機隨貨運馱幫同步遷移，使打鐵業中心逐漸由萊州轉向了煙臺，成為相繼移聚煙臺的鐵匠群體先驅。后來，隨著造船業及營運船隊的發展，制作木船的工具，如斧頭、刨錛、鑿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鐵制用具大量增加，煙臺附近各縣擅長不同技藝的打鐵匠人，也陸續來煙臺攬活謀生。

當時域內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口也不斷增加，使打鐵工匠占市區人口比例逐步縮小，但是，這一群體隨著海港運輸及城鎮發展的需求，從業人口總數仍然與日俱增，屬煙臺域內人口增長的主要成分。

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鐵匠，以縣域或相鄰地區為單位自發組合，逐步散居在市區許多街巷。被稱為“萊州幫”的烘爐鐵匠，大多在毗鄰太平灣的大關前街附近落戶。以威海、榮成人為主的烘爐鐵匠，多聚集在西南河口兩岸開店立戶，專事船具、鐵錨生產，時人稱其為“威榮幫”。專門打制刃具、菜刀、魚刀、鍘刀、紙刀的“章丘幫”鐵匠，多居住在南洪街、四道灣一帶。專門打鎖鏈、鐵锨、火鏟、勺子、剁銼等小鐵件的“濰縣幫”，多居住在毓璜頂下的百業市場附近。專門生產家用剪子、鐵剪子、理發剪子等各種剪刀的“臨沂幫”，則密居于大海陽宴芳街周圍，故其街得名“打剪子胡同”，與同期形成的“勺子胡同”“鐵爐巷”等街名一起，見證了當年打鐵行業的興旺景象。

有史料記述，在夜間，當這些勤勞的手工業者干活時，爐火將烘爐附近的夜色照得通紅。真個是“爐火照天地”，一簇一團，隨處可聞錘子擊打在鐵砧上的叮當響聲。正是這些背井離鄉的外地鐵匠，日夜艱辛勞作，以傳承千百年的鍛造方式，構成當時城鎮初級物流系統的重要環節，為港口貨物集疏運輸提供了后勤支持，也為后期煙臺手工業乃至輕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最苦是鐵匠，出路在哪里？

烘爐均無廠房，多是露天作業，在煙臺開埠后的幾十年里一度星羅棋布，僅西南河口附近、毓璜頂、東馬路、二道街一帶就有130余家。

鐵匠們多是四五人組合，師傅掌鉗，徒弟打錘。這種看似沉重又簡單的行當也有其傳統規則，雖因區域有別，但大體相似。如鐵錘擊打就分頭錘、二錘、三錘，有時三錘由雜工兼顧。掌鉗師傅的小錘呈扁形，鐵合金制作，敲起來特別響，俗稱響錘。這響錘就是指揮棒，點哪兒大錘就砸向哪兒，要打得準、力度大、有節奏，“當咚咚、當咚咚”持續不斷。若響錘不敲鐵塊，而是快速敲鐵砧，這是快打信號，掄大錘的徒弟就要加快擊打速度。當響錘敲在鐵砧耳子上發出“嘟嚕嚕”的聲音時，這是停止敲打的信號，大錘即停。

這些一年四季披星戴月辛勤操勞的鐵匠們，生產環境及生活條件是極差的。徒工們白天汗流浹背地掄大錘，一錘下去火星四濺，落到衣服上就是個洞，落到身上結個疤。夜晚就睡在滿是鐵屑、煤渣的烘爐旁。

有女不嫁打鐵郎，成年累月守空房；

正月初三去出工，出門帶的狗干糧；

臨走難湊盤腳錢，跪了二叔求大娘。

外出一年無音信，愁的青絲掛寒霜；

離家兩載不捎錢，家中老小炊斷糧；

出走三年無蹤影，多半尸骨埋他鄉。

夢里相約見一面，醒來淚水灑土炕；

又恨又氣鐵匠漢，活該你去見閻王。

當時鄉間流傳的這首歌謠，是這個群體生活和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進城從業的徒工處境就更艱難了，辛苦一年，有的過年竟吃不上一頓餃子。煙臺德豐爐的窮兄弟曾留下這樣一首歌謠：

鐵錘叮當響，晝夜辛苦忙；

煙熏又火燎，爐前汗如漿。

累斷脊梁骨，難養爹和娘；

三百六十行，最苦是鐵匠。

在白、黑、紅三類鐵匠中，更苦的是那些以打制水桶、水壺、煙筒、撮子、籠屜、水舀子為主的鐵匠鋪徒工。這些小學徒多是家庭生活拮據，為家里少個吃飯的出門學徒，平日挨打挨罵也得忍受。

1946年5月25日，煙臺第一次解放后創刊的《煙臺日報》，曾在頭版刊發過一條題為《大關街鐵匠學徒改善了待遇》的消息，文中有徒工孫小喜對敵偽時期生活狀況的一段哭訴：“咱房無間，地無垅，父親拉的饑荒無法還，讓財主撞進井里灌死了。我11歲到鐵匠鋪學徒，每天雞叫起來干活，直到天黑，晚上還得干零活。凈吃些花生餅、豆餅及橡子面……”

新中國成立后，這個身處社會底層、飽受困苦的鐵匠群體，終于獲得了勞動者應有的社會地位。經過合作聯組、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單干戶逐步歸集到大集體，到1960年前后，域內烘爐鐵匠集中到煙臺木瓦農具社、煙臺刃具社和煙臺剪刀社這三個手工業管理局的大集體企業中。

從那時起，那些自古以來便以手工體力勞動為主的烘爐鐵匠們，陸陸續續放下手中沉重的大錘，生產方式一步步走上機械化操作，成為煙臺輕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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