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約山東發展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制度，制度，還是制度。省委書記劉家義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我省最大的短板就是有效制度供給嚴重不足，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制度創新這個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盡快補齊短板、加固底板，以制度創新推動改革發展。”

但一段時間以來，對山東發展相對滯后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化影響的有之，歸結為性格因素的有之，歸結為區位因素的有之，歸結為國家戰略缺失的亦有之。

其中的一些論調，你可能也聽說過，我們來好好聊聊。

●其一：“文化論”——儒家文化跟市場經濟不兼容?

一些人把原因歸結為文化，認為山東作為儒家文化的發祥地，濃厚的儒家文化傳統使得山東人保守、缺乏創新，限制了市場經濟發展。

不可否認，文化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但這種所謂“文化決定論”的觀點，在理論上其實早已受到眾多批判，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也難以解釋現實。

從自身來看，深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的山東，在歷史上一直是我國富庶繁榮的地區，并沒有因為受到儒家文化影響而沒落。改革開放以來，山東也一直是我國沿海發達省份，經濟規模始終位居全國前三，甚至有4年位居全國第一。

跳出山東來看，全中國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國在歷史上不僅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而且經濟規模長期位居世界第一。據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麥迪遜的研究，1820年，中國GDP約占世界GDP總量的3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快速崛起，實現了9.5%的年均經濟增速，創造了“中國奇跡”。

從世界范圍看，二戰后，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不僅沒有因為受儒家文化影響而陷入經濟停滯，反而創造出舉世矚目的“日本奇跡”“東亞奇跡”。

由此，所謂的“文化決定論”可以休矣!

●其二：性格論——山東人豪爽、厚道、忠誠，但缺乏進取意識?

有些人把原因歸結到個性意識，認為山東人厚道、中庸、重義輕利，缺乏市場精神和進取意識，導致山東經濟缺乏活力。

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文化決定論”的演化。山東人豪爽、厚道、忠誠的性格特點，古已有之，也正是這樣的性格特點，使山東人養成了誠信經營、公道正派等商業精神，支撐了山東經濟社會的發展。

比如，山東古代不僅有管仲等善于經營國家的將相之才，也有被稱為中華儒商之祖的孔子學生端木賜等，近代更出現了孟洛川等名商巨賈，當代也有張瑞敏等眾多優秀企業家。此外，山東人不僅有闖關東的闖勁和豪邁，還開創了現代農業、農工貿一體化、“壽光模式”、“濰坊模式”等改革典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山東人厚道、誠信、正派等優良品質，理應更容易獲得商業伙伴的認可，獲取更多的市場機會。

所以，“性格論”可以休矣!

●其三：地緣論——山東處于京津冀和長三角之間，被兩者“虹吸”?

有些人把原因歸結到地緣特點，認為山東位居京滬兩個特大城市和京津冀與長三角兩大經濟區之間，人才、資金、技術等優質資源被吸納分散，影響了山東的快速發展。

這種觀點其實是由“區位決定論”演變而來的。區位影響經濟發展，但山東近年來相對落后并不能由區位完全解釋。

山東位居兩個特大城市和兩大經濟區之間，可以更便利地融入其中，參與區位分工，承接產業轉移。換句話說，山東區位并不一定是阻礙發展的因素，相反，如果利用得好，反而能夠轉化為發展的優勢。

從省外先進地區來看，江蘇蘇州并沒有因為身處上海、杭州、南京三大城市的三角中心地帶而影響發展，廣東東莞也沒有因為身處廣州和深圳兩個特大城市之間而逐步衰落，反而因其區位優勢獲得了發展的不竭動力。

區位，關鍵在于有沒有利用好!

所以，“區位論”可以休矣!

●其四：政策論——山東缺少國家政策支持，國家大戰略沒有山東的份兒?

還有人把原因歸結為缺少國家政策支持，認為山東缺少國家重點扶持的各類優惠政策，缺少各類國家戰略。

這顯然有失偏頗。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始終對山東發展寄予厚望。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紀要明確將部分城市列為沿海開放市。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正式決定進一步開放包括青島、煙臺在內的14個沿海港口城市，青島、煙臺對外開放駛入了“快車道”。

自此以后，從濟南、青島兩個副省級城市的政策創新架構之利，到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等國家戰略之利，山東一直得到中央的高度厚愛，而且各種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政策試點中也多見山東的身影。

因此，把原因歸結為缺乏國家支持，既不客觀也不準確，沒有說服力。

由以上分析可見，文化論、性格論、地緣論、整合論，均有失偏頗，未能把握住問題的實質，更沒有找準近年來山東發展相對滯后的深層次原因。

一個地區的發展優勢的積累，是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其中的關鍵在制度，在根據發展階段變化不斷改革不斷創新，從而為企業充分發展、資源優化配置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抓住了這一點，就抓住了奮起直追、比拼超越的“牛鼻子”。

原作者：王金勝[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教授]

(原文刊于5月22日《大眾日報》第9版論叢周刊·思想縱橫)

制約山東發展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制度，制度，還是制度。省委書記劉家義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我省最大的短板就是有效制度供給嚴重不足，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制度創新這個最根本、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盡快補齊短板、加固底板，以制度創新推動改革發展。”

但一段時間以來，對山東發展相對滯后的原因，歸結為傳統文化影響的有之，歸結為性格因素的有之，歸結為區位因素的有之，歸結為國家戰略缺失的亦有之。

其中的一些論調，你可能也聽說過，我們來好好聊聊。

●其一：“文化論”——儒家文化跟市場經濟不兼容?

一些人把原因歸結為文化，認為山東作為儒家文化的發祥地，濃厚的儒家文化傳統使得山東人保守、缺乏創新，限制了市場經濟發展。

不可否認，文化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但這種所謂“文化決定論”的觀點，在理論上其實早已受到眾多批判，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也難以解釋現實。

從自身來看，深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的山東，在歷史上一直是我國富庶繁榮的地區，并沒有因為受到儒家文化影響而沒落。改革開放以來，山東也一直是我國沿海發達省份，經濟規模始終位居全國前三，甚至有4年位居全國第一。

跳出山東來看，全中國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國在歷史上不僅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而且經濟規模長期位居世界第一。據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麥迪遜的研究，1820年，中國GDP約占世界GDP總量的3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快速崛起，實現了9.5%的年均經濟增速，創造了“中國奇跡”。

從世界范圍看，二戰后，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的香港、臺灣地區，不僅沒有因為受儒家文化影響而陷入經濟停滯，反而創造出舉世矚目的“日本奇跡”“東亞奇跡”。

由此，所謂的“文化決定論”可以休矣!

●其二：性格論——山東人豪爽、厚道、忠誠，但缺乏進取意識?

有些人把原因歸結到個性意識，認為山東人厚道、中庸、重義輕利，缺乏市場精神和進取意識，導致山東經濟缺乏活力。

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文化決定論”的演化。山東人豪爽、厚道、忠誠的性格特點，古已有之，也正是這樣的性格特點，使山東人養成了誠信經營、公道正派等商業精神，支撐了山東經濟社會的發展。

比如，山東古代不僅有管仲等善于經營國家的將相之才，也有被稱為中華儒商之祖的孔子學生端木賜等，近代更出現了孟洛川等名商巨賈，當代也有張瑞敏等眾多優秀企業家。此外，山東人不僅有闖關東的闖勁和豪邁，還開創了現代農業、農工貿一體化、“壽光模式”、“濰坊模式”等改革典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山東人厚道、誠信、正派等優良品質，理應更容易獲得商業伙伴的認可，獲取更多的市場機會。

所以，“性格論”可以休矣!

●其三：地緣論——山東處于京津冀和長三角之間，被兩者“虹吸”?

有些人把原因歸結到地緣特點，認為山東位居京滬兩個特大城市和京津冀與長三角兩大經濟區之間，人才、資金、技術等優質資源被吸納分散，影響了山東的快速發展。

這種觀點其實是由“區位決定論”演變而來的。區位影響經濟發展，但山東近年來相對落后并不能由區位完全解釋。

山東位居兩個特大城市和兩大經濟區之間，可以更便利地融入其中，參與區位分工，承接產業轉移。換句話說，山東區位并不一定是阻礙發展的因素，相反，如果利用得好，反而能夠轉化為發展的優勢。

從省外先進地區來看，江蘇蘇州并沒有因為身處上海、杭州、南京三大城市的三角中心地帶而影響發展，廣東東莞也沒有因為身處廣州和深圳兩個特大城市之間而逐步衰落，反而因其區位優勢獲得了發展的不竭動力。

區位，關鍵在于有沒有利用好!

所以，“區位論”可以休矣!

●其四：政策論——山東缺少國家政策支持，國家大戰略沒有山東的份兒?

還有人把原因歸結為缺少國家政策支持，認為山東缺少國家重點扶持的各類優惠政策，缺少各類國家戰略。

這顯然有失偏頗。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始終對山東發展寄予厚望。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紀要明確將部分城市列為沿海開放市。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正式決定進一步開放包括青島、煙臺在內的14個沿海港口城市，青島、煙臺對外開放駛入了“快車道”。

自此以后，從濟南、青島兩個副省級城市的政策創新架構之利，到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等國家戰略之利，山東一直得到中央的高度厚愛，而且各種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政策試點中也多見山東的身影。

因此，把原因歸結為缺乏國家支持，既不客觀也不準確，沒有說服力。

由以上分析可見，文化論、性格論、地緣論、整合論，均有失偏頗，未能把握住問題的實質，更沒有找準近年來山東發展相對滯后的深層次原因。

一個地區的發展優勢的積累，是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其中的關鍵在制度，在根據發展階段變化不斷改革不斷創新，從而為企業充分發展、資源優化配置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抓住了這一點，就抓住了奮起直追、比拼超越的“牛鼻子”。

原作者：王金勝[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教授]

[責任編輯：楊凡、杜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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