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學畢業30年記

來源：檢察日報

本文作者在大學第一年

大學畢業合影，第二排右二為本文作者

1.

1988年我高中畢業時，填報志愿是在高考之前，替我把關的是班主任崔宗漢老師。崔老師對學生很負責，報志愿之前，先發一張表格讓學生用鉛筆試填。當時我還做著作家夢，就填山東大學中文系，而且“不服從調劑志愿”。過了半天，崔老師把表格發下來，“山東大學”被改成了“山東師范大學”，后面列了聊城師范學院等幾個本科、專科、中專學校。崔老師說，山東大學是全國重點，我的預選成績班里排第九，報山東大學錄取把握不大，如果第一志愿錄取不了，可能滑到專科學校去，不如報師范大學，只要過了本科線就能錄取。

我說再考慮考慮。我不報“師范”，主要是從小不愛說話。這次我“第一志愿”填了華東政法學院。表格發下來，又被改成了華東師大。跟同學交流，一些平時學習成績不如我的報了北大、復旦，老師卻沒有改。我說：“崔老師偏心，好學校讓你們報，讓我報‘師范’。”一個同學說：“哪里話，我們反正考不上本科，干脆報名牌大學過過癮。我們反正考不上，老師是懶得管我們，你們這些被改志愿的，都是本科苗子。”

正式表格發下來，崔老師說這是最后一次填寫，大家一定要考慮清楚。我翻了翻備選學校，一眼看到了武漢，想著去武漢能夠看長江，就在“第一志愿”填上了中南政法學院，崔老師沒再對我說什么。

離高考還有一個月，母親就開始緊張。因為我兄弟多，又是老大，考上大學，家里就可以少蓋三間房子，少拿或者不拿彩禮，娶兒媳婦的事父母就可以少操一份心。高考前幾天，母親不止一次問我怎么樣，我說考個大專應該沒問題，父親聽了很放心，說考上“半頭磚”（中專）也包分配。母親仍不放心，我說：“校長早就講了，要一顆紅心，兩手準備，考上大學光榮，考不上大學，種地也是為國家作貢獻。”母親一聽就急了：“他怎么不到鄉下來種地為國家作貢獻？咱家只做一種準備！”

轉眼到了7月6日，我和母親住進了縣城姨奶奶家，這是我家唯一的富親戚。姨奶奶特意做了幾個好菜為我壯行，可能是晚飯吃多了，熱量散發不出去，渾身熱得睡不著。母親搬了把椅子坐到床邊，用芭蕉扇給我扇風。我勸她去休息，母親說：“你安心睡吧，這么多年就看這三天了。”我一覺醒來，天已經亮了，發現母親仍在給我扇扇子。起床后，母親給我煮了十個雞蛋，說吃十個雞蛋考試可以十全十美。我吃了六個就吃不動了，說白煮的雞蛋沒味，想吃咸鴨蛋。母親說考試千萬不能“吃鴨蛋”，吃鴨蛋就是得零分！

我去考試，讓母親在家睡一會兒。考完語文出來，我發現母親正站在校門口。母親問我考得怎么樣，我說班主任早有交代，考完一門課就放在腦后別管了，也不要互相對答案。母親沒再問。后來，母親說我那樣回答，讓她認為是我考得不好，她擔心了好幾天。

高考三天，特別熱，母親給我扇了三晚上扇子，每天給我煮“十全十美”。考完最后一門，母親像大病了一場，再次問我考得怎么樣。我說不管學校如何，好歹能考上一個。母親對姨奶奶千恩萬謝，急著要回家睡覺。我讓她一個人先回家，自己和幾個要好的同學每人湊了2塊錢，找了個小飯店喝啤酒。一個家住縣城的同學發狠說：“今天回家后，我要把高中課本全燒掉，再也不看了！”我們都熱烈響應。第二天回家，面對保存完好的從小學到高中的所有課本和作業本，我一時不舍得燒掉。父親說：“先別燒，萬一考不上，這些書還用得著。”母親惱了：“凈說些不吉利的話！”

過了二十多天，還沒有一點消息，我心里也沒底了。這天，村里來了個收廢品的，我把前些天準備燒的課本和作業本拿出來賣。這時，鄰居丁二哥興沖沖跑來說：“我去城里趕集，到縣一中看了看，考大學的分數都貼墻上了，富彬在前幾名。”一向心直口快的母親激動得不知跟丁二哥說什么好，父親畢竟是村會計，激動但不慌亂，馬上安排我用賣書的錢到村代銷點買幾瓶啤酒，留丁二哥吃飯……

去年春節我回單縣，在村口碰到在附近打工回來的丁二哥，他有些駝背，顯得有些蒼老。他對我母親說：“還是上大學好，你看俺兄弟富彬多顯年輕！”我說：“二哥，我那年考上大學還是您給報的喜呢。”丁二哥撓撓頭說：“記不起來了。”我對他說：“您喝了俺家的兩瓶啤酒，我記得可清楚了。”旁邊幾個鄰居都笑起來。我說：“不忙的時候你們一起到聊城玩幾天吧，有很多景點，還有武大郎潘金蓮開的店鋪，我陪著轉轉。”丁二哥說：“中，找機會去看看你上班的地方。”

又過了幾天，錄取通知書下來。父親母親和我一起到學校，在一中大門對面找了一個飯店，飯店就一個單間，被人提前訂下了，聽老板說也是學生家長訂的。我們就在大廳找了個大桌，請崔老師把幾個代課老師叫上一起吃飯，老師們都很高興，喝了很多啤酒。崔老師說：第一志愿幸好沒填報“師范”。他后來當了一中副校長，退休后去青島照看外孫，已近十年沒有見過他了。教語文的高啟貞老師對每個學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語文成績好的學生更是她的驕傲。她說：“我平時沒喝過酒，今天破例喝杯啤酒，給我的學生慶賀慶賀！”十多年前，高老師到濟南看病，我去醫院兩次后她就不讓我去了，說不想耽誤我工作，她去世時我正在外地辦案，沒能趕上……

母親問我考的是啥學校，我說是法律本科，母親說：“是不是畢了業到公安局工作？要是個大專就更好了。”我說：“本科比大專還大，大專上三年，本科得上四年。”母親說：“四年大學不算長，領個媳婦來見娘。”父親用一貫的口氣說：“先把學習搞好再說，先把學習搞好再說。”

2.

送我報到那天，父親騎著自行車載著我，母親騎著從二叔家借的自行車，載著我的被子，弟弟騎著從五叔家借的自行車，載著妹妹。妹妹提著包，包里是鄰居們送給我的炒花生、煮雞蛋。對大學毫無概念的大娘也想跟著去城里汽車站送我，因為她坐不穩自行車，只好步行送到村邊，站在一棵柳樹下，抹著淚看我走遠。我大學畢業到濟南工作十年左右，讓堂姐陪著大娘去濟南住了幾天，到我上班的地方看了看，她說了好幾遍：“這樓真高……”

臨近幾個村認識父親的人很多，路邊干活的熟人跟他打招呼：“老賈，您這是干啥去？”父親說：“送大孩子上大學去。”父親說著話就下車，也讓我下車跟“大爺”“三叔”們打招呼。父親說：“上大學就不是小孩子了，見到熟人要熱情打招呼，要不人家會覺得咱架子大。”到了單縣汽車站，父親買了票，陪我一起上車。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汽車還沒有啟動，母親和妹妹就哭起來。

單縣一中的王同學也考到了中南政法學院，也是法律系法學專業。接到錄取通知書時我倆就約好一起去武漢，他剛剛大學畢業的大哥送他。畢業后他先是回到縣法院工作，23年后他到我單位任院領導，直接分管了我半年多。

我們到了商丘火車站，商丘一天只有一趟早晨去武昌的火車，213次，從青島開過來的。王大哥經常出門，很有經驗，在車站附近找了個賓館。這是我第一次住賓館，從窗戶往外看，火車站廣場的燈亮得晃眼。學生票半價七塊五，我對父親說：“您買張票一起去武漢吧，也坐坐火車，看看長江、黃鶴樓，看看我的學校。”父親說：“這次就不去了，以后還有機會。”他是舍不得花錢。

火車7點20分左右到商丘，父親一直擔心睡過點，5點多就起來了。從賓館到車站有幾百米，父親扛著我的行李，我幾次要替換他，他都不讓，說：“過一會兒坐火車挺累的。”王大哥買了兩張站臺票，給了父親一張，一起送到站臺上。正值暑假結束之際，火車上人特別多，車門口擠滿了人，父親把我推進車廂，又使勁兒把被子等行李塞進來，火車就緩緩移動了。父親沖我擺著手，跟著火車走了幾步就停下了。

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說是“坐”，其實是站，一直站了12個小時，到武漢的前一站孝感，才知道了坐火車的感覺。車廂里擠得水泄不通，座位下面全是人，我和王同學中間隔了一個人，想轉身說話都困難。晚上10點多到武昌站，一點兒也不覺得累，一路沒有喝水吃飯也不覺得渴和餓。站在學校接站的卡車車廂里，高樓大廈、繁華街道撲面而來，霓虹閃爍，路燈如晝，汽車如梭，行人如織，第一次知道了大城市是什么樣子。

離開單縣時一直以為大學四年時間很長，離畢業工作拿工資遙遙無期，后來才發現四年時間實在是太短了，短得轉眼間就畢業了，短得沒有發生什么值得書寫的故事就畢業了，短得父母親都沒有去武漢看看他們培養兒子上的大學是什么樣就畢業了。

畢業前夕，學校推薦我去珠海市中級法院，我趕緊給父母寫信報告這一喜訊，說南方收入高，以后家里經濟上再也不會困難了。隔了幾天，我收到父親的信，說母親希望我能回單縣工作，方便照顧弟弟妹妹。次日，我又收到家里的信，母親說我到菏澤工作也行，菏澤離家也不算遠。我寫了封回信，試圖說服父母讓自己到南方闖一闖，信還沒發走，父親的信又到了，這次母親給了我更加寬松的政策——只要回山東，哪里都行。

我把沒發走的信扔進廢紙簍，找到校領導說：“我想回家鄉工作。”領導有些遺憾：“回去吧，可惜浪費了一個名額。”又問我：“院黨委宣傳部缺人，你想不想留校？”我很想留校，但直接謝絕了，沒有再寫信征求父母意見。2019年夏天在北京遇到在珠海市中級法院工作的大學同級同系同專業校友，我們都有些遺憾沒能成為同事。同學說：“你畢業時如果去了珠海，把老母親接到珠海，生活環境條件可能比濟南更好一些。”我說：“很多如果，都不是個人能夠決定的。”

7月4日畢業離校那天，送站的大巴一輛輛陸續開出學校。一些同學哭得撕心裂肺，生離死別一般。那時候交通很不方便，聯系主要靠寫信，天南海北，誰也不知道這輩子還能不能見面。事實上，畢業30年，班里還有近10名同學沒有見過，多數同學至今只見過一次。我心情平靜地與幾個還沒有上車的同學握手道別，就上了大巴車。火車經過長江大橋，看著滔滔江水和高高的黃鶴樓，我就想不知道以后還能不能再回來，什么時候能再回來。

2002年國慶節畢業10周年聚會，我心里很想參加，因為準備在職法碩考試沒有回學校。2005年夏天去武漢考察選調生，我才有機會第一次回母校，“中南政法學院”已于2000年換成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園面積擴大了好幾倍，漂亮而陌生。2012年國慶節畢業20周年聚會，我在學校見到了班里的一半同學，20年見一面，從青年到中年，恍如隔世。2017年11月11日，入校相識30周年聚會提前半年舉行，安排在濟南紅葉谷，班里來了20多個同學，兩天聚會很開心。紅葉谷頭一天還紅葉滿枝，一夜寒潮黃葉遍地，歲月滄桑，誰也擋不住。

2019年11月2日我出差武漢，返程特意改簽了晚上的綠皮火車回濟南，想重溫一下當年擠普通火車上大學的感覺，卻沒有找到一點點。可能因為坐硬臥，也可能因為上車前同事買了幾罐啤酒和武漢鴨頭鴨脖，還有南方水果，與上學時站13個小時喝不上一口水反差太大。一夜沒有睡著，到商丘火車站時，我特意起身拉開窗簾看了看。當年從這里上車、下車各8次。商丘火車站如今是高鐵站，到武漢的時間從13個小時縮短到3個小時。

3.

畢業后分到濟南，離單縣300公里。從濟南的家出門，公交車、長途客車、三輪、單縣的家，需要10個小時以上，但母親感覺很近，說畢竟是咱山東。母親第一次來濟南時說：“以前我一直以為濟南在單縣的南面，上了車看見車往東北開，還以為司機掉向了呢。”

參加工作不到半年，父親腦溢血，住了70天醫院，左肢體偏癱，但神志和說話都很清楚。當時村里沒有電話，主要靠寫信聯系。我每十天往家寫一封信，問一下父親的病情怎么樣了，母親身體好不好，家里忙不忙，收成好不好，五叔（是親叔）全家和二叔（姓吳的鄰居）全家好不好，最后再說我在單位一切都好，等單位分了房子就把父母接濟南來住。三年時間寫了上百封信，內容都差不多，有時我為一次次重復同樣的話感覺乏味，為自己寫不出更高水平的信感到慚愧，但父母喜歡讀這些信，從沒有感覺重復。父親偏癱在床，母親坐在床邊，父親把我的信先看一遍，再讀給母親聽。

1996年4月，我在泰安辦案期間，父親偏癱三年后病情復發去世了，帶著沒能來濟南看看我工作的單位和未見過面的不滿周歲的孫女的遺憾。他54歲，沒有坐過火車，沒有坐過飛機，坐汽車去過一次河南商丘火車站。記憶中父親就出過這么一次遠門，再有出遠門就是有幾個冬季農閑時帶領村里男勞力去30公里外，單縣與金鄉縣交界的紅衛河（后改名“東魚河”）挖河道，工地上發給他的白面饅頭舍不得吃，攢著帶回家給我們吃。

父親去世后，我很長時間沒有寫信，因為母親不識字。春節回家，母親問我：“你是不是太忙了，這半年多沒有給家寫一封信。”我說：“寫了你又不認識。”母親說：“我可以讓你五叔念給我聽，你二叔也能給我念。”

我在武漢上學四年，父親沒有舍得去看看，因為家里沒有錢；畢業我到濟南工作，父親沒有來得及去看看，因為單位還沒有分房子他就去世了。為了不增加同樣的遺憾，單位分房子后，我每年都讓母親來濟南一次，坐汽車，有時候為了讓她感受一下火車，特意安排她從濟寧轉火車來。不論坐汽車還是火車，車開五分鐘母親就開始暈車嘔吐，每次都暈得生不如死。這樣暈車十多年后，一個過路人向母親要碗水喝，告訴母親一個防暈車的偏方：坐車前兩個小時吃一片維生素B6和一片撲爾敏可以防暈車。從此，母親再也沒有暈過車。

有一次我去北京辦事，再三動員母親和我一起去。從濟南出發時坐動車，到北京坐地鐵，同學陪她去了八達嶺長城，我陪她去了天安門廣場，瞻仰了毛主席遺容。從北京乘飛機回濟南，母親很高興坐了50分鐘的飛機，為450塊錢的機票心疼了至少5個月。那次我回母校聚會，想讓母親一起去武漢，看看長江，看看我的母校，她嫌機票貴堅決不去，至今也沒去過武漢。

大約十年前，單縣農村陸續通了公交車，“王土城村”的站牌距離母親和弟弟的家門16米。王土城村從孫六鎮劃歸開發區，村子四周新修了四條街道，村子拆后建了東部新城，在原址建的小區叫“湖西印象”，微山湖西的意思。全村人都不用再種地，成了城里人。弟弟和村里很多家一樣，買了六七萬一輛的汽車，家家好幾個手機。弟弟望著家門口的路燈說：“咱這和城里一樣了。”母親說：“不是和城里一樣，咱這就是城里。”

2019年9月，侄女賈茹考上山東財經大學，報到時母親和弟弟全家送她到學校，我和妹妹全家從濟南家里趕到學校祝賀。在裝有空調、衛生間的學生宿舍內，沒有上過大學的弟弟爬到上鋪，替賈茹整理行李。弟弟和父親長得比較像，平時也不善于表達，此時的歡喜和激動表露無遺，那一刻我仿佛看到父親來到了我的大學宿舍。母親對賈茹說：“你爺爺沒福，他的福都讓我享了。”辦完報到手續，幾家人在校門口拍了合影。妹夫提前安排吃飯，母親說：“這一桌得好幾百塊錢吧？”妹妹說：“又不花您的錢，就別操這個心了。”

2021年1月，我調到聊城工作。宿舍一墻之隔是聊城大學，也就是當初崔老師給我填報的第二志愿“聊城師范學院”。母親已經來過聊城三次，最近一次在聊城住了6個多月，她經常站在陽臺上看聊城大學校園的景色，偶爾還會念叨一句：“還是上大學好啊！你大大沒福，他的福都讓我享了……”

（作者單位：山東省聊城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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