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風吹稻花香兩岸

來源：金融時報

杜甫《吹笛》前四句：“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

聽老歌的老人因老歌而年輕，因為我們彼此是對方的音樂。

而且，聽任何動心的老歌都會想家。

昨夜今晨，一直在聽喬羽，一直想家——筆者家在豫東，喬羽先生家在魯西南，同飲一條大河里的水，很近。

我們已經分別得太久太久

七天了。從6月20日喬羽先生離去，筆者就一直在聽他的歌，想寫一篇短文。然而，直到現在，“忘卻的救主”即將來到之際，才匆匆落筆。

“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對于喬羽先生這樣的偉大歌者，吾儕“藐予小子，何敢贊一詞”。

從小學一年級在合唱團唱“讓我們蕩起雙槳”，到如今在老干部活動中心唱“最美不過夕陽紅”，半個多世紀的靈魂陪伴，我無法感激；隨時隨地的審美滋養，我無法答謝，唯有寫幾行字作為回報。

得知噩耗，李谷一哭了，她說：“難忘我的喬老爺”“人世間雖再無他的身影，但他高尚愛國愛民的精神，樸實無華，善良可愛、幽默的人品性格，無人能超越的偉大藝術才能和作品，卻永遠留在人世間，留在億萬人的心中。”她說只要自己活一天，就會繼續唱喬老爺的歌。

是的，先生活在每一個除夕，每一個“今宵”，每一次“思念”的前前后后。

深夜，看著李谷一的話，聽著喬羽的歌，突然記起了寧可不開音樂會也不讓煙草商贊助的施光南。于是驀然明白了關牧村為什么登臺只唱了一句“打起手鼓唱起歌”便泣不成聲。

施光南的葬禮上沒有放哀樂，放的是他的《多情的土地》。是的，喬羽先生，我們都會為您放那首《我的祖國》。

一位網民在某社交平臺上評論說：“估計您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熱搜，那些一見熱點都往上撲的流量主播，怎么沒有一個說喬爺爺，因為喬爺爺的時代過去了，說喬爺爺的故事點贊少，漲不了粉……您是山東人，山西人要特別感謝您，因為您寫了《人說山西好風光》，再也沒人寫過比這首歌兒更好的贊美山西的歌兒了。您是漢族人，廣西的壯族同胞更要感謝您，以前一直以為電影《劉三姐》里的歌兒是壯鄉老輩人傳下來的，原來歌詞是您寫的……”“謝謝喬爺爺，是您讓我們感到：甭管什么年代，都是最美好的年華。”

七天光陰是如此短暫，七天思念是如此綿長。

這是英雄的祖國

“雄偉的天安門，/雄偉的廣場，/第一面五星紅旗升起的地方。/打從這面戰旗在這里升起，/中國人民的心中從此充滿陽光。”——1976年冬，筆者在部隊任文書，每天早上起床號吹過之后，都要放幾分鐘的樂曲，用塑料唱片，在小小的留聲機上播出。記得播放最多的，就是這首質樸而高亢的《雄偉的天安門》。

十年后的某一天，突然發現歌詞的作者是喬羽先生，他實實在在地寫出人民對于祖國的熱愛，讓我們至今還有十分清晰的音樂記憶。

晨楓《中國當代歌詞史》評論喬羽先生：“一冊《喬羽的歌詞》，加上《小船兒輕輕》，一共收入他從事歌詞創作以來的101首作品。這個數量在當代歌詞作家中確實是不足稱道的。但是，一向在創作中主張重質而不主張以數量取勝的他，所捧給世人的，是可以稱得上篇篇珠璣的藝術珍品。”

其實，即便喬羽先生一輩子只寫了一首《我的祖國》，已經足以彪炳史冊。這就是歌詞于音樂的永恒性。

“有一個故事只有一個故事，值得你細細地講述。”可以說，“我的祖國”與“我的人民”是喬羽永恒的主題與創作靈感的武庫。

網上至今還有錄像，臺灣某學者在香港大學演講之際提問，對你一生影響最大的歌是什么？沒想到，一句“第一句怎么唱”，引發全場香港同胞一起唱起了《我的祖國》。當初《上甘嶺》導演沙蒙的大愿——“我希望有一天片子沒人看了，歌曲也能流傳下來”——喬羽做到了。

當然，在戰亂中長大的喬羽，看到樣片中志愿軍戰士的英勇，產生了飽滿的“音樂種子”，抓住了“一條大河”的“主題意象”，這是歌詞產生的直接誘因。同時，對“英雄的祖國”與“遼闊的土地”的始終如一的癡愛，與晉冀魯豫邊區創辦的北方大學藝術學院、華北大學三部創作室的藝術磨礪，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且，喬羽絕不空喊口號，即便寫戰火紛飛、硝煙彌漫，他的抒情依舊剛柔并濟，發自底腔。記得他在央視面對記者時說，自己寫“風吹稻花香兩岸”之際并沒有見過“稻花”的模樣——歌詞的概括性與形象化特征，彌補了他生活經驗的不足。

數十年來，他的歌詞始終保持沉實而質樸的風格。眾所周知，沙蒙建議把“一條大河”改成“萬里長江”而“增強氣勢”，喬羽解釋說：這條大河并非指某一條河，而是每個人心中的那條，或許是家門口的那條——既是長江又是黃河，聽到歌曲立刻就能讓想到祖國和家鄉的“大河”。

更具有“音樂美學”意味的是：“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與“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豺狼來了迎接他的有獵槍”置于同一位置、用同一個旋律唱出來，讓我們在理解嵇康“聲無哀樂”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體會到“聲無對錯”。

所以，真正“講好中國故事”而值得效法的“主旋律楷模”，恰恰是喬羽這樣的藝術家。

明年春來再相邀

1958年，志愿軍從朝鮮凱旋，周總理帶喬羽赴宴，喝到最后只剩下喬羽能夠與總理“匹敵”。喬羽說過，他一生中喝過無數的酒，唯有這一次最為盡興。

然而，一生低調的喬羽很少提及自己的“輝煌”。他平凡得像那只落在窗口的蝴蝶，沒有誰記得他當選過全國第八屆政協委員和北京大學歌劇研究院名譽院長。

“在我心靈的深處，開著一朵玫瑰。我用生命的泉水，把它澆灌栽培。”筆者真正“認識”喬老爺，是1979年，在河南大學禮堂看電影《淚痕》，插曲《心中的玫瑰》催得不少同學黯然淚下。找到詞曲，才知道與《我的祖國》是同一位詞作者。而彼時，喬羽先生已經到了“創作的第二春”。與“第一春”的“宏大敘事”相比，進入新時期之后的喬老爺，越來越顯現出獨領風騷的“雅俗共賞”特色。他更多關注平民的情緒，1985年的“難忘今宵”，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共祝愿，祖國好”的舉國同心，表達得淋漓盡致，堪稱《我的祖國》的和平、建設時代版。他更多的使用淺近的比喻，如“歷盡貧寒”而“孕育著生機一片”的牡丹與把“聚會當成一次分手”普普通通的蝴蝶。他更加注意歌詞體裁風格多樣化，如從影視插曲潛入歷史題材——《說聊齋》《說溥儀》《說北京》《說雍正》：“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怪，牛鬼蛇神倒比正人君子更可愛。笑中也有淚，樂中也有哀。幾分莊嚴，幾分詼諧，幾分玩笑，幾分感慨，此中滋味誰能解得開。”其文化厚度、思考深度、口語化程度，實實在在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其“寓深刻于淺顯，寓隱約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既是成熟的藝術風格，又是獨到的歌詞藝術觀。前前后后兩座創作的高峰，奠定了他的當代音樂史上無可替代的地位。

更為重要的是，他始終保有赤子之心，對于流行歌曲虛懷若谷。例如談及流行歌曲創作，他說：“《老鼠愛大米》這個歌寫得不錯哎，我看還可以寫得更大膽一點，老鼠愛上貓。”說完老人家自己先捂著嘴笑了。

不愧是孟子的同鄉，其儒家氣息不離須臾。我的一位朋友說得好：“我們能從喬老爺身上看到‘詩三百’創生天真爛漫的年代，他的歌詞與《國殤》，與《木蘭辭》，與岳飛的《滿江紅》一脈相承，思想光芒浸透了藝術，藝術風骨支撐著思想。”

得知喬羽馭鶴的訊息，默默流淚之后，筆者寫了挽聯，托朋友帶給他的女兒：“難忘今宵，泛舟不敢蕩雙槳；易懷三姐，把盞還思歌大河。”

他自己早就準備了墓志銘：“這里埋葬著一個寫過幾首歌詞的人”。這句上善若水的話，讓我記起王陽明的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明年春來再相邀，青山在，人未老。”轉眼就是下半年，很快就是“明年春來”，喬羽先生怎么可能走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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