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宋斐如為馮玉祥講學的歲月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宋斐如為馮玉祥講學的歲月

來源：人民政協報

作者：藍博洲

悲憤的呼聲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沈陽、長春及南滿鐵路沿線地區的重要城市相繼淪亡。在日本軍部、內閣的支持下，關東軍有恃無恐，向北滿、遼西擴大侵略。千百萬東北人民也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中唱著《流亡三部曲》。9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言》，提出“組織東北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打擊”。25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在北平成立。接著，北平、上海、長沙、開封、廣州等地各界民眾陸續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中國歷史進入局部抗戰階段。

流亡的東北人民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了同樣飽嘗故土淪陷之苦的宋斐如的心。他心痛于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又陷入敵手。雪夜中，他因為思鄉而失眠。他相信，“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行動”，“必須有相當豐富而深刻的理論修養和經過無數次的艱難的實際斗爭，才有正確認識成功的希望。如果沒有革命的理論修養，就不能了解和把握客觀現實的發展規律。同時，如果沒有把握客觀的規律，也就不能有正確的主觀行動，而就會必然地變成盲目的空洞的行為。”為此，他搜集相關材料，撰寫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1年12月出版的《新東方》月刊，針對九一八事變制作了一期“最近遠東問題專號”。在這卷專號上，宋斐如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署名：蕉農）、《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署名：沉底）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署名：劍華）等3篇專論。此外，宋斐如另有相關佚文：《日本果非侵外則不能存立嗎？》與《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本方法》。

形勢的發展果然如同宋斐如在《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推測那樣不幸而言中了。“國聯”（國際聯盟）處置東北事件的中日問題的態度，不但沒有引發一般人期待的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反而“慫恿”日本帝國主義干預在僑居外國人最多、帝國主義商品集散場、外國軍備完全的淞滬地帶，再次發動侵華戰爭。

投奔馮玉祥

值此國難當頭之際，宋斐如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吁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于是毅然辭去了北大的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

據載，馮玉祥1931年讀過的書有52種，其中就包括宋斐如經常發表文章的《新東方》。此外，馮玉祥也沒有忘記正在遭受日本殖民的臺灣，他對臺灣是有感情的。同年8月12日，他“讀《臺灣傷心史》，真令人傷心，其四百萬人有五分之四為我國人，而日本人則名之為新國民。有志救國者當如何？”9月20日，他又在日記中再次強調：“臺灣原是四百萬人，內有五分之四為中國人，日人名之曰新國民。”

《臺灣傷心史》很可能就是宋斐如（筆名“蕉農”）譯成中文的山川均的《殖民政策下之臺灣》；1930年9月1日，北京新亞洲書局以《臺灣民眾的悲哀》為書名刊發。這也許就是馮玉祥日后邀請宋斐如上泰山講學的機緣吧。不管事實是否如此？總之，正因為馮玉祥有那么強烈的求知欲望，宋斐如又敬佩富有正義感和愛國心的馮玉祥將軍；他于是辭去北大教職，通過陳豹隱的推薦，登上泰山，為馮玉祥講學。

1932年7月4日，宋斐如登上泰山。當天，馮玉祥在日記中寫道：“見宋先生等，談政治經濟報告的事，定為每星期一、三、五日來談，下次將談研究的綱領及其辦法。”

7月11日的日記中載，“宋斐如說經濟學的動靜兩點，頗有意思。”

7月27日的日記中載，“宋先生報告國際政治、經濟情形甚詳，又談及南美洲等地革命浪潮之高漲，有一日千里之勢，堪為注意。我以為這是好現象，不革命沒有出路。”

當年10月7日，馮玉祥離開泰山來到張家口。宋斐如也隨同馮玉祥到了張家口。在那里，他與各路抗日志士討論抗日形勢，商談抗日大計，負責主編宣傳刊物《抗日救國》，喚醒民眾，奮起抗日。除此之外，他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與馮玉祥等人討論并撰寫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李頓調查報告書的批判文章。

1932年1月24日，國聯完成“國聯遠東調查團”分別來自英、美、法、意、德5個資本主義大國的團員委任工作，28日日軍即發動“上海事變”，2月5日，整個東北淪入日軍之手，3月1日發布“滿洲國”建國宣言。面對這樣的國際形勢，馮玉祥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個“有強權無公理之世界”，因而對國聯調查團的“調查”不抱任何幻想。3月15日，馮玉祥也在日記中激憤地寫道：“國聯如此混賬，誠是一個強盜組織。中日的問題絕不是強盜組織的國聯所能解決的。”宋斐如也通過同年七八月發刊的《新東方》發表《東方民族運動與中國西北開發——帝國主義侵略的新轉變與東方民族運動的新階段》，清醒指出：“資本主義最后階段的帝國主義，專靠本國無產階級的極度榨取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剝削之兩管‘補血針’來延長他們的殘喘。”

同年10月2日，國聯李頓調查團發表長達20余萬字的《李頓報告書》，宣稱九一八事變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犯中國邊界，而是為了對付“赤色危險”，同時主張東北脫離中國管轄，設立所謂“滿洲自治政府”，并提議在中國東北組織特別憲兵，不準中國軍隊駐扎，規定“自治政府”聘請外籍顧問，把一切政治、財政、警察等權力都交由外國人組成的顧問會議控制。這個調查報告立即激起全國人民無比的憤慨。

10月10、18、19日，馮玉祥針對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連續召開了3次討論會。宋斐如也參與了討論。24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基本接受調查團報告書。26日，國民政府不惜出賣民族利益，對報告書表示原則接受。同一天，馮玉祥又與宋斐如、北大經濟系畢業的張勃川（張百川，1909-）及徐先生一起討論反調查團報告書的寫法。其后，宋斐如前往北平看病，張勃川也有事暫離泰山。馮玉祥于11月12日托人“給宋帶五十元醫費”。宋斐如與張勃川隨后又回到泰山。19日起，馮玉祥又同宋斐如、張勃川、徐先生和王先生一起閱讀已經寫好的《反調查團報告書》。其中，宋斐如負責撰寫第五章至第十章。他們逐章閱讀討論，因為“九、十兩章關系太大，故改為攜回詳看”。馮玉祥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宋先生文字活而輕視人，人似尚慎重。”20日，馮玉祥“將反調查團的報告書第九章、第十章大概看了一看”。21日，馮玉祥校看完《反調查團報告書》，“當晚即交彭秉信往北平送去，請高興亞先生斟酌修改。”30日，馮玉祥在日記中清算當月所做的重要事情時強調指出：“作《反調查團報告書》，宋、張兩先生頗努力。”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集中反映了西方列強對日本采取的欲抑又縱的綏靖政策，從而大大助長了日本法西斯爭霸侵略擴張的野心。

1933年1月8日，馮玉祥領導的“《反調查團報告書》換面已成”，對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斗爭也告一段落。2月14日，國聯十九人委員會決定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并宣布不承認偽“滿洲國”。27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國聯。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終于成為一紙空文。

組辦研究室形式的學習

1933年8月17日，馮玉祥回到泰山西麓的五賢祠，以“讀書救國”為口號，開始了第二次在泰山的隱居。8月25日，宋斐如也來到泰山五賢祠，并與馮玉祥“談現代世界潮流與我等今后應負之責任”。

據馮玉祥日記中載，其間他與宋斐如談到設置研究室，擴大邀請進步學者，進行有計劃的講學事宜。馮玉祥同時提出了設置辦法的五點考慮：“一、須有長久性。二、須有一固定地方。三、如何能推進一切。四、注重研究討論。五、找人才。”他“以為此事關系極重大也”。

在10月11日，馮玉祥同宋斐如商談了由宋斐如草擬的研究室設置辦法，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擬確實去辦，我們以后的努力是什么，須有一個計劃”，并把“研究室弄一個確實的辦法”，列為“本月要辦的幾樣事”之一。30日，馮玉祥結算這個月所做的事，其中第三條是“研究班（室）已成立”。

孟醒仁、曹書凡《馮玉祥傳》載稱，“研究室的任務主要是組織、安排馮玉祥個人的讀書學習，也擴大到他的隨員。研究人員經常有七八人，主要為馮玉祥講經濟學原理、政治學、辯證唯物論、國際政治、古典文學以及物理、化學、史地等。每周上課二至四次。每次兩小時。地點設在馮居住的五賢祠。……馮的住室墻上有‘救國安有息肩日，革命方為絕頂人’的聯語，為讀書和工作的座右銘。……講學則在馮的會議室內，聽課的主要是馮玉祥和他的夫人李德全，馮的少數部屬也參加聽課。座談會每隔一兩周舉行一次，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或某些專題。討論題目確定后，由研究室有關人員先做準備，在座談會時做中心發言人。參加座談的除馮、李外，還有隨馮的高級軍官、幕僚等，研究室的人員全體參加。”研究室成立之后，馮玉祥與宋斐如的互動更加緊密。

研究班在1934年12月解散了。馮玉祥的日記雖然沒有載明理由，但對“不可對人說無錢二字，以保我之不求人的態度”的他而言，經濟問題應該還是最重要的因素吧。就這樣，宋斐如暫離泰山，前往北平。

1935年1月11日，宋斐如又由北平回到泰山。馮玉祥的日記續載：1月13日：“宋（斐如）先生同田先生、賴先生來……談及在今日政府之下，國家民族所吃之大虧，又說道說實話之得罪人。午后，把讀書之事又重新定規一次。”賴先生，就是后來接替宋斐如擔任研究室負責人的賴亞力。由此可見，此時，宋斐如已經準備去日本留學了。

總之，在宋斐如等人的努力下，泰山的讀書活動搞得有聲有色。誠所謂“五賢祠下人才濟，普照寺旁是學府”。當然，這幾年的讀書活動，對日后馮玉祥的革命傾向，積極抗日，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留學日本研究敵情

宋斐如認識到，“抗日民族解放斗爭少不了日本敵情的研究，而日本研究又離不開日文資料和正確的研究功底。”于是后來也到了日本。

1935年2月1日，馮玉祥同宋斐如第一次“談其到南京的事及見孫（科）、鄧等事”。17日，馮玉祥為宋斐如寫了5封介紹信，分別給“李（石曾）、孫（科）、簡、梁（寒操）、馬（超俊）”。第二天（18日）早上9時半，馮玉祥同宋斐如“談他走的事”，并且提到：“我寫的五封介紹信給孫、李、梁、馬、簡五位，有無效果，誠不敢定。”然后，宋斐如就帶著馮玉祥所寫的五封介紹信下山。28日，馮玉祥在日記上紀錄當月“已辦的事”，其中包括“宋之留學去”。

3月15日，宋斐如自上海、南京回到泰山，并向馮玉祥報告說，他已同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訂有二年的合同，月支150元，聘為日本政治經濟研究員；同時提到，他見了孫科，談了話，也看了他寫的東西；見了南京市市長馬超俊，談話數次，“并有精神團結事；也見了‘三民主義的理論家’楊某及李石曾和薛德煜，分別談了話。”

其后，馮玉祥的日記有近3個月沒提到宋斐如，到了6月9日才又見到“宋先生往濟南，不知何事”的記載。20日，又有一條記事寫道：“宋斐如先生自日本來函，并有剪報，詳說良心之不安，并問我之所以。尚未復之。”這樣看來，宋斐如應該是在6月9日以后前往南京，任職孫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館日本政治經濟研究員；然后于6月20日之前派赴日本東京帝大研究院，進行大約3個月的短期研究。

9月24日，宋斐如自日本回來，再上泰山，見馮玉祥，“定規自明日起講書。”第二天，也就是9月25日，宋斐如又開始給馮玉祥講課。馮玉祥請宋斐如“講其到日本所研究之心得，言語之間，問其所以”。馮玉祥認為宋斐如“對日本史不十分清楚”，因而深刻體認到“史書之重而且要也”。27日，宋斐如講“日本農村情形”。

10月1日，宋斐如再給馮玉祥講“在日本之所得”。2日，宋斐如再為馮玉祥“把日本的政治、社會各情形，均詳述了一次”。

這之后，宋斐如再下泰山，前往南京，然后再往東京帝大研究院，繼續進行日本國情的研究。一直到1937年2月28日，與中山文化教育館訂定的兩年合同期滿（3月）之前，他才從東京歸國，并在南京面見已經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投入即將展開的全國人民抗日戰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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