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

來源：人民法院報

原標題：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

來源：人民法院報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民法典頒布后人格權司法保護典型民事案例。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出臺《關于進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意見》，上述舉措均是我國保障人權法治實踐的生動體現，客觀反映了人民法院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統一，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和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的顯著特色。回溯中國共產黨保障人權法治實踐的歷程，爭取人權、尊重人權、保障人權、發展人權作為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生動闡釋，也是始終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實踐中的主旋律。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開展的法治實踐即遵循著這一主線，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法治建設的有效融合，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權法治實踐的深厚底蘊。

隨著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的執政基礎不斷鞏固，加強法治建設對于強化政治認同、凝聚民族共識、維護社會秩序、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一時期的法治實踐中產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案例，例如“黃克功槍殺劉茜案”“李延德、白占山等學療人命案”“李森潔盜竊案”“侯丁卯與侯張氏婚姻涉訟案”“馮秀山與馮崇明土地所有權涉訟案”等，涉及人權的不同類型問題。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起草出臺了大量關涉人權的法律、判例、政策等規范性文件，依法保障人權成為法治實踐的顯著特征。

1939年4月中國共產黨頒布實施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以下簡稱《施政綱領》）是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憲法性文件。其中第八條明確規定了“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與通信之自由”。第十三條提出“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檢舉與告發任何工作人員的罪行之自由”。這一法律規定為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提供了法理依據，也為破解“歷史興亡周期率”提供了基本的法治依循。在保障人民的政治權利與自由的同時，《施政綱領》在人權保障方面的先進性還體現在其規制范圍進一步延展到關于男女、長幼、干群等方面的平等性上。

1941年5月頒布實施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以下簡稱《綱領》）充分繼承了1939年《施政綱領》的精神內核，在主體屬性、行使范圍以及保障機制方面對人民的政治權利與自由進行了規范，提出“保證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并且明確規定了人民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的權利；在司法制度方面，堅決廢止肉刑，強調司法審判重證據而不重口供。從法治實踐的角度來看，這些權利表征著中國法治接軌“現代化”的特點，是對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刑法“重刑主義”這一傾向的轉變。同年11月，由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通過，次年2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布實施的《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是一部關于保護人權的專門條例，其立法目的即為“以保障邊區人民之人權財權，不受非法之侵害”，強調“邊區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階級、黨派、性別、職業與宗教，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權利”。為切實保障人民上述權利與自由，在法律實施過程中，進一步對證據提取、審訊時效、司法管轄權等方面進行了明確規定，尤其是對處罰權歸屬于司法機關和公安機關進行了確認，并明令“除司法機關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處罰，但現行犯不在此例”。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法律規定中對權利主體、權利范圍、法定程序等方面的界定逐步具體化、規范化，充分保障了陜甘寧邊區人民對于人權的普遍享有、依法享有，這一法治實踐既有助于抗日戰爭時期統一戰線的形成與鞏固，也充分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人在維護人權方面的先進性和法治化等特點。

1942年在陜甘寧邊區實施執行的《陜甘寧邊區刑法總、分則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在開篇說明中，確立了“以教育感化為主，使受刑人能在受刑期內，得到適當教育，轉惡習化為社會上善良分子”作為陜甘寧邊區刑法的立法目的。在《刑法總則草案》中，第一條明示“刑事政策以教育感化為主，不采威嚇報復與毀損人格及痛苦身體諸手段”，進而在第三條確定了“政治教育”“生活教育”“文化教育”“治療教育”等主要教育方法。這一刑法設置立意的轉變帶有保障人權的鮮明印記，作為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糾偏”，這一時期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既要摒棄舊封建時代的法治觀念，又要突破此時中國法律整體發展的水平層次，為引領中華民族的人權意識獨立和覺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6年4月制定的《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以下簡稱《憲法原則》）對于人權的內涵作了基本界定。人民的主要權利包括具有政治上的自由權利并應得到政府在思想層面引導和物質層面幫助的權利，“免于經濟上偏估與貧困的權利”“免于愚昧及不健康的權利”“武裝自衛的權利”“不分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婦女在享有與男子平等權利的基礎上，還依法享有特殊利益等諸多方面。這些權利指明了陜甘寧邊區人權的主要涵蓋范圍，并作為中國共產黨保障人權法治實踐的重要成果，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憲法中得到繼承和完善。在確保人民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對于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的原則也得到了確立，為陜甘寧邊區人民司法實踐提供了堅實保障。同年10月，在《中華民國陜甘寧邊區自治憲法草案（修正稿）》（以下簡稱《憲法草案（修正稿）》）中，專門在“總綱”之后的第二章中規定了“人民之權利義務”，從十三個方面對于人權進行了系統規定，既承襲了前文所述《條例》《憲法原則》中所規定的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人權范圍中增補了“有獲得土地之權利”“有獲得工作之權利”“享有一切正當營業之自由”“有服公職之權利”，以及獲得社會救濟和政府救濟等多方面內容。在第十六條中，明確要求“本憲法所列舉及未列舉之人民自由權利，均受憲法之保障，不得以法律或命令侵犯之。”“凡侵犯人民自由與權利者，受法律之制裁。”從憲法角度對于陜甘寧邊區人權保護作出說明，與陜甘寧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形勢形成呼應，既充分體現出“人權需要得到法律確認和保障”的基本原則，也表明了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人權的內涵與要求需要轉變的客觀要求。

結合以上主要法律文本來看，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凸顯出以下主要特點：

注重人權的現實性和普遍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權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把人權中的“人”界定為“現實中的人”，這一觀點有別于資產階級將“人”異化為“孤立的、抽象的人”，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人權理論的現實性和具體化等特質。從《施政綱領》到《綱領》，進而推進至《條例》《憲法原則》等法律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不斷向縱深推進：在法律保障人權的范圍上，從政治、經濟逐步拓展至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人權內涵逐步由人民的生存權向發展權遞進；在法律主體上，既由早期的“集體性”人權逐步向“個體性”人權發展，又將革命人民的人權向一切抗日群體的人權逐步拓展；在法律目的上，從以懲戒威嚇向教育感化轉變；在法律審判、實施、處罰等程序上也進一步進行調整完善，不斷保障和發展人權。在具體部門法律中更加鮮明地表明了這一趨勢，如1942年12月公布的《陜甘寧邊區土地租佃條例草案》對于“減租”“交租”“租佃契約及佃權”以及各類特殊情況下的租佃關系均進行了詳細說明，切實保障了生產雙方的經濟利益。同年公布的《陜甘寧邊區刑法總、分則草案》的“分則”中第二章對于“妨害私人利益之罪”進行了細致分類，主要包括了“妨害個人生命罪”“妨害私人身體罪”“妨害私人自由罪”“妨害家庭安寧罪”“妨害私人名譽罪”“妨害私人信用罪”“妨害秘密罪”“妨害私人財物罪”等主要內容，法律法規逐步向精細化、細致化方向發展，保障人權的總體趨向在于不斷滿足陜甘寧邊區人民日益增長的權利需求。

社會革命與自我革命相結合

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既承擔有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革命任務，同時也具有加強黨建與自我革命的內在要求。具體而言，陜甘寧邊區長期處在經濟貧困、社會治理薄弱的狀態，在廣大農村還殘留著相當程度的封建殘余思想，中國共產黨對于這一區域的政治統治不僅要實現陜甘寧邊區的人身解放，更具有思想解放和人格獨立的功能。在這一時期的法治實踐即可明顯看出“法律現代化”與“人權現代化”的進步趨勢。僅以婚姻關系為例，1939年4月公布的《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即確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禁止包辦強迫及買賣婚姻”等基本要求，并對“結婚”“離婚”“婚姻與子女及財產之關系”進行了明確規定。此后，陸續出臺的《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于嚴禁買賣婚姻的具體辦法的命令》（1942年8月）、《陜甘寧邊區婚姻暫行條例第二次修正草案》（1942年12月）、《修正陜甘寧邊區婚姻暫行條例》（1944年3月）等相關法律均對保障婚姻自主權、人身自由權等予以規范，對于保障長期受壓迫的女性權利和婦女解放起到極大促進作用。同時，為保持黨員隊伍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尤其是杜絕和懲戒違法亂紀行為，除在上述相關法律中專門提出規范司法審訊程序、發揮人民民主監督等要求外，專門出臺了管制公務人員、改進工作作風的相關法律規約，如1939年4月出臺的《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條例（草案）》對貪污行為及其處置進行了規定；1943年1月公布的《陜甘寧邊區調整軍政民關系維護革命秩序暫行辦法》，要求“尊重人民權利絕對禁止非法捕人、罰款、打人、罵人行為”；同年5月公布的《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首條即強調，“忠實施政綱領，貫徹法令、決議”。

因此，這一時期的法治實踐有社會革命與自我革命的雙重作用，可以視為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局部執政轉變，進而為建立新中國實現全面執政進行探索的重要形式，對于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黨的建設與自我革命提供了路徑。

政治建設與法治建設有效統合

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鞏固政權的基本舉措，既是保證陜甘寧邊區社會穩定的現實要求，也有以此為基礎推動中國革命長期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對此，中國共產黨將陜甘寧邊區的政治建設與法治建設有效統合起來，在宏觀制度層面，通過憲法性文件對“三三制”、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等內容予以了確認和規范。如《施政綱領》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具體內涵和實施范圍進行了闡述，突出了對于人民各項權利的認定；在《綱領》中確立了“三三制”，強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活動和邊區行政管理，為建立統一的聯合政府進行探索實踐；在《憲法原則》《憲法草案（修正稿）》中均對人民的參政議政權利作出說明，并且在邊區行政、司法的組織機構、功能發揮中也有意踐行這一要求，實現了依法保障人民的政治權利與自由。這一舉措與陜甘寧邊區的政治建設形成聯動效應，有效地調節了社會不同階級、政黨、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確保人民民主的真正實現。與此同時，伴隨著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不斷深入，在各個革命根據地掀起依法保障人權的浪潮，自1940年至194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頒布的“保障人權條例”多達十余項，例如《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1940年11月）、《晉西北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1941年4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保護敵占區人民辦法及優待朝鮮人民規程》（1942年6月）、《渤海區人權保障條例執行規則》（1943年2月）等相關條例、規程均在保障人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極大地促進了革命區人民解放和人民民主事業發展。中國共產黨將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融貫于普遍的立法活動中，這一時期立法總數大致在260余件，涉及60余種門類，其中在主要的立法規制中均具有涉及人權的相關內容，對于鞏固和維護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領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奠定了基礎，也切實保障了陜甘寧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的法治實踐指明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也深刻呼應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新時代主題。對此，要始終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深化法治領域改革，健全人權法治保障機制，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全鏈條、全過程、全方位覆蓋，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堅實基礎。

[本文系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研究”（22&ZD025），202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群團組織建設經驗及其當代啟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陜西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計劃項目“百年奮斗視域下的陜西紅色文化資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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