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多黨合作奮斗的革命典范黃鼎臣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為多黨合作奮斗的革命典范黃鼎臣

來源：人民政協報

1946年，黃鼎臣加入中國致公黨。同年初抵達香港，并以黃劈寰之別名與一些致公黨上層進步人士醞釀籌劃改組致公黨，整頓黨務，推進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并在中國致公黨“三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兼組訓部長。

黃鼎臣在長期的革命生活中久經考驗，致力于統一戰線工作和民主黨派工作，為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進步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老“海歸”的赤子之心

黃鼎臣是我們僑界的老前輩，又是致公黨中央原主席，任職致公黨中央主席時曾兩次到廈門，他身材魁梧，臉上帶著慈祥的笑容，耳朵不好，常戴耳機，講話聲音十分洪亮，統戰部指派我陪同黃老在廈門視察。黃老告訴我們，早在1919年，他就到廈門的日語學校學習日語，之后便滿懷拯民救國的熱望東渡日本學醫，那時的廈門到處是破舊狹隘的小屋，污水橫流，蚊蠅肆虐。

1928年5月3日，日軍制造“濟南慘案”槍殺我軍民4000余人，震驚全國。消息傳到日本，在日留學的中國學生集會游行抗議日軍暴行，隨即成立“反日大同盟”，黃鼎臣被選為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多次集會游行中，身材高大的黃鼎臣經常高擎旗幟走在最前頭。

1928年夏，黃老因開展愛國反日活動被拘留并遭遣送回國，同年9月又因開展反日大同盟活動在上海法租界被捕。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迫于壓力，蔣介石陽奉陰違執行減刑1/3的把戲，黃老服刑4年后，結束了他在上海的鐵窗經歷，獄內中共秘密黨支部給這位“海歸”的評語是：“艱苦斗爭，表現很好。”組織上最初計劃讓黃老退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后來考慮他是“海歸”，又有公開行醫的條件，可以申請執照掛牌行醫作為掩護，就把他留在了上海。

為了申請行醫所需的畢業文憑，組織上同意黃鼎臣回廣東海豐。當他拿到文憑準備返滬時，上海的中共臨時機關遭到破壞遷往蘇區，他和黨組織失去聯系，從此便在澳門、廣州、桂林、昆明、重慶等地行醫，其間在各地從事革命活動。直到1956年，他才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此時的他已經是致公黨中央的領導人之一。

一生以周恩來為光輝典范

黃鼎臣不但一生以周恩來為榜樣，更把周恩來當成摯友。黃老在回憶錄中記述：我從1925年就仰慕周恩來的英名。抗戰期間我在重慶行醫，并擔任新華日報社醫藥衛生顧問，常到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社和周公館等處給同志們看病，有機會見到周恩來同志。當時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駐國民黨統治區中共代表團團長，公務極為繁忙。在曾家巖周公館，常見他和董必武、王若飛等領導同志廢寢忘食、通宵達旦地工作。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要與各方面人士接觸，與各界進步人士的聯系尤為密切。那時各界人士常在郭沫若家里聚會，討論抗戰形勢，民族前途，國家的和平民主等大家關心的問題。有一次周恩來在郭老家里召開座談會，他用從延安帶來的小米和紅棗熬成甜粥款待大家，大家都感到帶來的不僅是紅棗和小米，而且是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誼。

黃老在此次會上提出組織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的建議，得到周恩來的贊同，當即表示說：“你的想法好。為抗戰勝利與和平民主，你應該把這個工作組織好。”周恩來還委派一些得力的同志去聯系工商實業界人士。1945年，以實業界、知識界上層人士為主的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黃老成了民建創始人之一，同時也參加并籌建民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黃老從那時起開始公開參加愛國統一戰線，在周恩來領導下做聯系民主人士的工作，在許滌新同志征求對今后如何開展工作的意見時，黃老談到自己與致公黨上層人士有接觸，可以考慮自己以“僑”的身份做聯系致公黨的工作，這個意見得到許滌新同志的贊同，并得到周恩來的重視。

黃老回憶說：周恩來同志在重慶負責南方局工作，從不放過任何同黨外人士接近的機會。有什么事情，他都向黨外民主人士通報，找大家商量。正因為如此，黨外民主人士對周恩來都敬佩有加，言聽計從。黃老深情地說：致公黨能夠走向革命，成為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中八個民主黨派之一，是與周恩來的支持幫助分不開的。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

20世紀20年代，黃老在日本留學和僑居時，目睹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日甚一日，回國后，投入抗日救國斗爭，使他更加體會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就是民族大團結、共同抗日的主張，是極為英明的政策”。這一政策，團結了東北軍和西北軍，并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一政策，動員了廣大群眾投入抗戰洪流。海外僑胞、洪門人士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出錢出力，為祖國的偉大抗戰事業作出了貢獻。

司徒美堂先生是美洲著名僑領、美洲致公堂的老前輩，1941年被聘為“國民參政會”華僑參政員，經香港轉到重慶。在重慶看到國民黨消極抗日的現狀，使他感到非常失望。正在這時，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會見了司徒美堂，贊揚了司徒美堂的愛國精神，鼓勵他在美洲華僑中積極開展抗日救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關懷和信任，使司徒美堂深受鼓舞，更加堅定了抗日的信心。

當時，致公黨中央干事會在香港號召“各地黨員以實際行動擁護祖國的抗日戰爭”。司徒美堂到重慶時，致公黨中央干事會的陳其尤正在重慶。陳其尤和黃老是留學日本時的同學，又是海豐同鄉，他們經常在一起談論時事，宣傳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既分析時局，又商量如何多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點事情。陳其尤贊同黃老的意見，認為可以充分利用和發揮司徒美堂的作用，通過他推動美洲華僑支援抗日戰爭。通過商議，他們請司徒美堂到黃老家里吃飯，席間，司徒美堂介紹了美洲華僑的情況。他說，華僑非常關心祖國的抗戰，愿意為抗戰出錢出力，然而重慶的現狀卻使人感到憂慮。政治上不民主，民族不能團結，這是最可憂的。他又說，日本并不可怕，就怕我們自己一盤散沙。他還談到見到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了解到共產黨是全力抗日的力量。大家一致認為，為了中華民族的前途，為了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必須發揚政治民主，維護民族團結。

司徒美堂返回美國后，除了在美國宣傳抗戰外，還先后到加拿大向僑胞宣傳抗日救國，并為抗戰募集資金，當馮玉祥、楊虎城、蔡廷鍇三位抗日愛國將領去美國時，司徒美堂和其他洪門人士盡力組織接待和保護。

“南僑機工”是抗戰中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1938年10月，廣州失守，東南沿海的交通要道均落入侵華日軍手中。連接緬甸臘戌和中國昆明的滇緬公路成為中國唯一陸上國際通道。陳嘉庚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1939年2月至9月，新加坡南僑籌賑總會組織3000多名華僑汽車駕駛員和技術工人行駛在滇緬公路上。

大部分司機是來自東南亞各地的華僑。在這條崎嶇之路駕駛是十分辛苦的，司機得病的很多，瘧疾、傷寒、回歸熱等折磨著他們，為了抗日，許多司機帶病堅持開車，常常有人暈倒在駕駛室里。黃老當時在昆明行醫，深深為他們的愛國精神所感動。因此，便不遺余力地為他們治療各種疾病。有的司機對他說，緬甸那邊物資堆積如山，運不過來，你要快點把我治好，好為抗戰盡力啊！黃老非常理解他們的心情，他們拋妻別子，離開家園，日夜奔馳在這條髙原之路上，為抗日默默地流汗、流血。“南僑機工”沿著滇緬公路回國參加抗日救亡，成為華僑史上的愛國壯舉。

為“三大”召開助力奔走

黃老與中國致公黨的關系可謂源遠流長，20世紀30年代初他在澳門掛牌行醫，當時致公黨總部設在香港，陳其尤是他哥哥的把兄弟，他曾經給予黃老支持和幫助，建立起他與社會各界的聯系和致公黨的海外關系。

1946年4月下旬，黃老應陳其尤的邀請抵達香港，并經陳其尤介紹加入了中國致公黨。據黃老講述，當時香港社會復雜，為了避人耳目，仍然采用“歃血為盟”的古老的入黨儀式，用一根較粗的針，刺入左手中指，讓血從指頭冒了出來以表“忠義”。第七、八屆致公黨中央副主席陸榕樹回憶說，1949年3月，時任宣傳部部長雷榮珂介紹自己的入黨儀式，是由秘書長陳演生審核后拿出一根鋼針，抓住他的左手刺入中指……不過“三大”以后，這種“歃血為盟”的內涵，表示為中國致公黨齊心協力，始終不渝地為祖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貢獻力量。

1946年5月1日，中國致公黨正式恢復工作。1947年2月10日致公黨中央以“干事會”的名義向各地組織發出通告及函件，確定代表大會開會時間。黃老積極協助陳其尤、陳演生，醞釀恢復致公黨總部和召開“三大”事宜。在此期間，工作得到中共華南分局連貫、饒新風、許滌新等同志的熱情幫助，并邀請進步人士作形勢報告，使得黨內的同志政治覺悟進一步提高，因此國民黨當局企圖拉攏致公黨，妄想變成他們的傀儡，陰謀未能得逞。后來，國民黨轉向支持中國洪門致公黨到上海開會成立中國洪門民治黨。由于致公黨人與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過交往，有較深刻的體驗，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使中國獨立、富強。因此，在中共華南分局同志的幫助下，排除困難積極加緊重組致公黨，以便動員海內外洪門人士、華僑支持和參加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

應當指出，致公黨“三大”籌備期間，1946年7月25日中國洪門民治黨在上海成立，同年10月23日據《大漢公報》報道：中國洪門民治黨主席司徒美堂分別拜訪周恩來、李維漢、張君勵、沈鈞儒、孫科、吳鐵城等，勸告各方，共同協力，完成和平。為了團結更多洪門人士支持中國致公黨，黃老奔赴上海，向海外洪門人士通報中國致公黨重組情況，包括美國紐約致公總堂會長簫步云（“三大”中央執委兼僑務部長）等不少致公黨人士回歸中國致公黨組織。

黃老說：1946年夏，周恩來兩次親赴司徒美堂寓所晤面，向他介紹抗戰勝利后的形勢和解放區的情況，揭露蔣介石爭奪抗戰勝利果實、制造摩擦，企圖發動內戰的伎倆，并邀請美老赴解放區參觀。后來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美老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正確的，遂毅然與蔣介石決裂，拒絕參加偽“國大”。

從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重建致公黨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黃老在干事會上特別指出:“中國致公黨是一個具有革命傳統的愛國華僑政黨，應該充分發揮華僑政黨的作用，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正式聲明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參加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斗爭。”他的發言得到了中央干事會成員的一致贊同。

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關頭，為推動中國致公黨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使致公黨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黃老起了重要作用。也就奠定了中國致公黨參加第一屆政協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多黨合作的基礎。

1947年3月17日發表了《中國致公黨聲明》，4月4日發表致公黨反對美軍繼續駐華聲明。這些文件歷數了蔣介石國民黨發動派發動全面內戰的種種罪行，強烈要求美國改正其對華政策，給美蔣反動派以巨大的沖擊，給中國共產黨以有力的支持，同時也擴大了致公黨在國內外的影響，為致公黨召開“三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了充分的輿論準備。

1947年5月1日，中國致公黨在香港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6月9日，中國致公黨單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

這是中國致公黨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標志。

致力統戰工作的楷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黃老擔任了多方面的領導職務，在全國政協、民主黨派、中國僑聯、醫藥衛生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幫”后，1977年各民主黨派逐步恢復活動，致公黨中央和各民主黨派一樣，為適應當時的形勢和任務，成立了黨派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黃老成為致公黨中央領導機構的第一負責人。

1979年10月，致公黨“七大”上，黃老當選中央主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黃老根據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結合致公黨的實際，多次強調要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團結歸僑、僑眷和海外人士，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實現四個現代化、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黃老十分重視致公黨的組織建設和發展工作，80多歲高齡的他，分赴各省市指導恢復、建立地方組織，使其在新時期能更好地發揮致公黨的特色和優勢。他經常說，致公黨以往的基礎比較薄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因而在過去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新時期，團結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的任務更繁重，應努力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發揮自身優勢。致公黨從恢復活動時的300多人，到1988年擁有成員8700多人，建立了不少省市地方組織，而且成員的政治、業務素質都是比較好的，年齡結構相對來說也比較年輕。新的成員、新的組織，為致公黨注入了新鮮血液和新的活力，這為進一步發揮致公黨的作用，為發展新時期的多黨合作，奠定了組織基礎。

黃老非常重視積極開展海外聯誼活動。1984年和1987年，他不顧年事已高，率團應邀出訪菲律賓、加拿大、美國和牙買加，訪問這些國家的華僑華人社團和洪門團體，宣傳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我國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廣泛增進了友誼。1985年中國致公黨成立六十周年之際，致公黨邀請了若干國家的洪門團體參加紀念活動，把曾經親“臺”的傳統洪門團體“請進來”，為促進兩岸交流“先行先試”。后來，不斷擴大海外聯誼工作，邀請海外洪門團體和洪門人士到中國參訪(我也參與過接待)。在黃老的領導下，致公黨大力動員歸僑、僑眷支援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展“三引進”工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些也都是我目睹和親歷的，在每次接待中，熱情洋溢的講話，宣傳祖國建設所取得的成就和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贏得了海外僑胞和洪門人士的贊譽。

1987年8月24日，我應邀列席致公黨中央八屆中常會十六次（擴大）會議，聆聽黃老的講話，深深感到他特別重視致公黨中央和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注意維護領導班子的團結，注意引進和培養新人的工作，充實領導班子的力量。在此次會上，黃老還提議辭去中央主席職務，推薦接替他的人選，以實際行動為新老合作和交替作出貢獻。他這種顧全大局，光榮引退的高風亮節，令人十分敬佩。

黃老的一生是愛國的革命的一生，是鞠躬盡瘁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兢兢業業為中國致公黨事業奮斗的一生。

黃鼎臣忠誠地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識大體、顧大局、講團結、講原則，為我國多黨合作奮斗的革命業績和高尚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系中國致公黨中央黨史與黨務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致公黨中央理論與學習委員會顧問、廈門市僑聯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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