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問題沒解決，就一直跟進

來源：檢察日報

原標題：問題沒解決，就一直跟進

來源：檢察日報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廳組織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到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大河東濕地視察一起濕地保護案整改情況，賀世國進行現場解說。

“這個線索，有3個切入點……”“這是共性問題，可轉化為全國人大代表建議……”今年3月15日的部門例行碰頭會上，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賀世國對該院公益訴訟團隊當天的工作一一點評。這是他從事公益訴訟檢察工作后形成的習慣，既能提升工作質效，也能鍛煉新人。

平時的賀世國沉默寡言，一說到工作卻滔滔不絕，經常提出絕妙的思路，為同事們撥開迷霧。在熟悉他的人看來，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善于動腦、敢于創新，凡是有利于公益保護的事，無論過程多難，他都要試一試；無論整改多久，他都會一跟到底。

幾年間，賀世國帶領該院公益訴訟辦案團隊辦成了全國檢察機關典型案例5件次、全國政法機關智慧檢察十佳案例1件，2項工作獲得全省檢察機關創新成果一等獎，所創“山海益心”品牌獲評全國檢察機關十佳檢察文化品牌……成績背后，是他扎根公益訴訟一線的堅忍執著。他也先后獲得山東省人民滿意政法干警、山東省優秀檢察官、青島市政法英模等榮譽稱號。

“這么有意義的事，先試一試”

“要變個思路，推動市政府劃定全市行政區域為禁獵區！”2020年9月，在一起非法捕鳥公益訴訟案件的分析會上，賀世國的提議打開了大家的思路。

就在一周前，他協助上級院對該案單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該案刑事部分被作存疑不起訴處理。“鳥的數量達不到單獨定罪的標準。如能確定案發地就在嶗山自然保護區內，即使數量不夠，依法也可以定罪。可惜案發地在保護區邊緣地帶，具體地點不明確，刑事上只能存疑不訴。這樣的案子這幾年有不少！沒辦法啊！”刑事檢察部門同事的“遺憾”，引起了賀世國的注意。

經過反復調研，賀世國得知，隨著近年來國家對生態環境的重視，嶗山周邊森林植被快速增加，野生動物日益增多，遠遠超出了嶗山區自然保護區的范圍。而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對不具備劃定相關自然保護區域條件的，縣級以上政府可以采取劃定禁獵區的形式予以保護。全域禁獵、全域保護，多地已有成功經驗。因此，可以推動區政府把全區行政區域劃為禁獵區。

“有了禁獵區，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野生動物保護自然也就更到位了。”賀世國立刻與同事啟動前期調查工作。然而，他們在調查中發現，案涉山體其中一部分歸另一個轄區管轄。而且，青島位于世界候鳥遷徙的八大路線之一，這些路線途經的山體多數不在嶗山區。所以說，即使把嶗山區劃定為禁獵區，發揮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要不，干脆推動市政府把全市劃定為禁獵區？！對于賀世國的這一想法，同事們頗有顧慮：“一個基層檢察院，推動市政府劃定禁獵區？想想都不可能。”但是，他態度堅定：“這么有意義的事，先試一試。”

賀世國先是通過上級檢察院推動市級職能部門依法履職，爭取趕在大批候鳥過境前劃定禁獵區，但遲遲沒有實質性進展。他又找到一名熱心公益保護的市政協委員，把檢察建議轉化為緊急政協提案，同時把多地已發布的禁獵區公告作為附件提供參考。在政協委員的協助推動下，13天后，青島市就在2020年11月2日正式發布了首份禁獵區通告：全域禁獵，首期5年。這從根本上杜絕了相關存疑不起訴的情形，也為生態環境資源保護提供了制度支持。

通過檢察建議與政協委員提案銜接轉化，一體推動共性問題制度性解決，實現在個案辦理中推動社會治理，賀世國探索出了一條新路徑。

歷時兩年求證濕地屬性

賀世國辦理公益訴訟檢察案件，辦案期限多以年計算。因為，只要問題沒解決，他就一直跟進。

近百畝濕地上，垃圾遍地，塵土飛揚，早已沒了當初的濕地模樣……如何證明其原本的濕地屬性？沒有國家標準。沒有納入國家濕地名錄但具有濕地屬性的，如何修復？沒有先例。面對山東省檢察院交辦的一起濕地保護線索，賀世國一時感覺無從下手。

再三思考后，賀世國決定先從濕地屬性論證開始。在省市兩級檢察機關的支持下，歷經兩年、數十次的現場勘查與專家論證，濕地屬性終于得以確認。緊接著，他又邀請專家出具修復意見，督促行政機關開展專項治理。在無數次的協調與推動下，涉案濕地生態修復終于駛入快車道。

“啥濕地，不就是一個大水坑？至于這么較真嗎？”有同事不理解。4年后，在涉案濕地范圍，濕地公園、黨建公園、法治公園、雙擁公園先后落成，鳥語花香、白鷺飛翔的美景再現，曾經的反對者也連連點贊。

該案被評為《濕地公約》第十四屆締約方大會典型案例，最高檢專家咨詢委員會連續兩年到現場調研觀摩。在山東省政法機關“我為群眾辦實事故事分享會”上，該案以《又見白鷺飛》為題第一個亮相，現場一片掌聲。作為辦案人，賀世國卻笑呵呵地說：“這都是人家行政機關干的，我們只是動了動嘴。”

賀世國總說，干公益訴訟就要有閉環意識，只要問題沒解決就要一跟到底。像這樣的一跟到底，在他身上也早已成為常態：推動60余萬平方米破損山體重披綠裝，他用了5年；推動居民小區地下車庫手機信號覆蓋，他用了3年；推動人員密集場所以語音方式告知陌生環境場所風險和疏散通道，他跟進了3年，至今還在跟進……

從細枝末節發現社會治理問題

2018年11月，一名因非法撿拾大量海鳥蛋被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被告人，忍不住向賀世國抱怨：“我干了壞事，我認賠。但我們村那么多抓鳥的、撿鳥蛋的，為啥只有我被公益訴訟？”

賀世國馬上走訪相關行政機關，確認被告人的反映屬實。被告人所在村的確有多人非法捕殺野生動物，但基本上都因情節輕微被行政處罰，因情節嚴重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只有他1人。賀世國一邊推動行政機關與被行政處罰人進行公益損害賠償磋商，一邊深入思考公益訴訟與行政執法、刑事司法不同步、不同軌的問題。

損害生態環境資源，無論行政處罰還是刑事處罰，之后還應該通過公益訴訟追究違法者民事侵權責任，追償生態損失。但實踐中，三方面工作并不同步。“線索共享、信息互通、三責同追！”他的想法得到了嶗山區相關單位的支持。2019年2月，經初步磋商，公益訴訟與行政執法、刑事司法“三法”銜接機制開始探索。一方面，刑事檢察部門對涉及公益保護的刑事案件，在刑事受案環節就進行標記和提示，引導公益訴訟檢察部門提前介入。另一方面，檢察機關與行政機關每月交換案件線索，通報案件辦理情況，實現公益訴訟線索共享與相關職能銜接。某行政機關一次性就移交線索23條。

經過一年多的探索，2020年6月5日，嶗山區檢察院向7家行政機關發出社會治理檢察建議，嶗山區公益訴訟與行政執法、刑事司法“三法”銜接機制更加完善，轄區內實現了對公益損害行為進行民事、行政、刑事“三責”共追。

賀世國從細枝末節中發現社會治理共性問題，還有很多。2022年3月，一名電信詐騙案的被害人告訴賀世國：“那個電話，它只顯示號碼，不顯示單位。他說他是稅務局的，還說對了我的身份證號，我就相信了。結果，63萬元家底被騙得一分不剩……”顯然，如果以技術手段強制顯示來電人的真實姓名或單位信息，將大大減少電信詐騙。而通訊運營商“技術可行”的答復，進一步堅定了他的信心。

隨后，賀世國推動開展了“電話（短信）強制實名顯示”社會治理專項活動。對此，四川省律協會長、全國人大代表李世亮高度認可。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李世亮提交了關于實行電話短信強制實名顯示、以技術手段主動防范電信詐騙的建議。按照賀世國的設想，不久的將來，電話、短信、網站、賬戶等等，都會強制實名顯示，電信詐騙、騷擾電話將無處遁形。

“我就是這黃海之濱、嶗山腳下的一顆小小沙礫，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是公益訴訟這個平臺，給我提供了做事的機會。”面對成績與贊許，賀世國總是很低調，正如那普通而平凡的小小沙礫。然而，正是這一顆顆普通而執著、平凡而堅韌的小小沙礫，成就了山的巍峨與海的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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