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蘇軾革新宋詞的功與過

來源：中國教育報

原標題：蘇軾革新宋詞的功與過

來源：中國教育報

蘇軾（1037年—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是我國北宋時期一位杰出的“全能”作家。他于詩、文、詞、賦都有極高造詣，而在詞史上的獨特作用與地位，尤為引人注目。清末詞學家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有云：“有宋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為一代山斗。”可見，蘇軾對宋詞的革新與發展功不可沒。

在蘇軾以前，北宋詞壇上，是婉約派占據統治地位，內容大抵以寫男歡女愛、風花雪月、離愁別緒之類為主，被囿于“艷科”的樊籬之中。其間，范仲淹、柳永、歐陽修、王安石等人對此雖有所矯革和突破，但未成風氣，影響不大。一旦橫絕一世的文學巨匠蘇軾闖入詞的領域，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他有勇氣也有能力沖破這種傳統的狹小的框架，使詞成為士大夫抒寫懷抱、議論古今的工具，詞風也隨之一變。南宋初年的胡寅在《酒邊詞序》中說：“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皂隸，而柳氏為輿臺矣。”這段話雖然貶柳詞及前人詞太過，卻確實指出了蘇軾對詞體革新的杰出貢獻。需要指出的是，蘇軾對詞的革新，不是局部的，而是多方面的。

開拓題材，放大詞境

蘇軾革新宋詞的功績最為重要的是體現在對題材的開拓和詞境的放大上。比之晚唐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詞，蘇詞真有“一先萬古凡馬空”氣象（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他將歐陽修詩文革新運動進而推之于詞的領域，用詞的形式表現詩文的傳統題材，諸如詠史懷古、政治時事、山水田園、贈答傷悼等，無一不可入詞，使詞“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劉辰翁《須溪集·辛稼軒詞序》）。

試看他的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獵》，這首詩是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冬季，蘇軾在密州任知州時寫的。作品通過出獵盛況的生動描寫，抒發了作者為國殺敵的雄心壯志。全詞上片寫出獵，下片寫壯志，不但場面壯觀、氣氛熱烈，而且格調高亢、筆力健勁，所取意象亦大異于婉約詞人，與蘇軾其他豪放詞相比，它最早把詞中歷來香而軟的兒女柔情，換成了報國立功、同仇敵愾的英雄氣，為以辛棄疾為代表的南宋愛國詞開了先路。

再看堪稱古今絕唱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此詞為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蘇軾在黃州（今湖北黃岡）時寫的。當時他以被管制者的身份游長江邊的赤鼻磯，因這里也曾被傳作三國時周瑜大敗曹操的赤壁，于是浮想聯翩，面對著浩瀚的大江發思古之幽情，緬懷歷史上的英雄豪杰，并借以抒發自己渴望建功立業的抱負和報國無門的苦衷。上片即地寫景，為風流人物作鋪墊；下片抒寫周瑜業績和自己的感慨。詞中不僅把寫景、抒情、議論熔為一爐，而且把幻想和現實、過去和現在自然地結合于一體，其內容之豐富，意境之高遠，氣勢之恢宏，在詞中是空前的。

蘇軾不僅在詞中寫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表現出一種慷慨豪邁的精神，給人以感奮的力量，而且也喜歡去寫自己所領悟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意趣，表現出一種高逸曠達的胸襟，給人以啟迪。如作于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中秋的《水調歌頭》，當時，蘇軾在密州（今山東諸城）任知州，政治上失意，與在齊州（今山東濟南）任掌書記的胞弟蘇轍分別已有七年而不得團聚。中秋之夜，對月抒懷，故作此詞。詞上片由中秋賞月起興，引出“天上宮闕”“瓊樓玉宇”“乘風歸去”的奇思遐想；但又恐“高處不勝寒”，還不如就在人間“起舞弄清影”。想出世卻又積極入世，表現出他對生活的熱愛。下片對月懷人。詞人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把月的圓缺與人的離合巧妙地聯系在一起，由望月轉到怨月，進而又替月開解，最后從宇宙人生之理中獲得解脫，以共賞明月作為心靈的慰藉。全詞構思奇麗，筆調灑脫，情理兼勝，因此千百年來傳誦不衰。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盡廢。”

除上述兩類題材外，蘇軾還開始了描寫農村的詞。如他在徐州寫的五首《浣溪沙》，不僅描繪了農村的景色，而且反映了農事和民風，是一幅幅純樸自然而又清新秀麗的農村風景畫和風俗畫，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泥土芳香。這在五代以來的文人詞中是很少見的。

變革詞風，改造詞體

蘇軾革新宋詞的功績還體現在對詞風的改變上。隨著題材、詞境的拓大，蘇軾對詞的藝術表現手法也進行了多方面的革新。表現在詞風上，蘇軾一方面承襲著晚唐五代以來的婉約纏綿的詞風，另一方面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開創了一種與傳統曲子詞迥然不同的新風貌，即人們常說的“豪放”。

不可否認，蘇軾開始寫短調曾受歐陽修影響，后作長調時，亦受柳永的影響。但他在高峰面前，不是向上攀登，而是另辟蹊徑，建造另一座高峰。他改變詞風，就是從力辟柳詞開始的。他在寫成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一詞后，曾在《與鮮于子駿書》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密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可見，蘇軾對自己的詞有別于“柳七郎風味”，頗為自喜自負。他有意于柳永之外另開境界，樹起“自是一家”的旗幟。

在今存的300多首蘇詞中，盡管真正稱得上“激昂排宕”（夏敬觀語）、“句句警拔”（蘇軾語）、“橫放杰出”（晁補之語）的豪放詞作并不多，但它們卻給北宋詞壇帶來了新的生機，“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雞漫志》）。如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就“須關西大漢，彈銅琵琶、鐵綽板”來歌唱，由此可見其“豪放”。如果說“豪”和“放”是一個方面的兩頭，那么他的名篇《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則偏于“放”這一頭（參見陳邇冬《宋詞縱談》）。這首詞對月懷人，天上人間，一任想象縱橫馳騁，最后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希求作結，體現出詞人灑脫的性格和曠達的胸懷。又如他的《念奴嬌·中秋》，雖然較《水調歌頭》稍遜，但同樣寫得狂放不羈、灑脫飄逸。

除豪放、曠達而外，蘇詞中還有不少的婉約詞也寫得十分出色。如他那首題為“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的《江城子》，寫對亡妻的悼念，風格委婉，真摯感人。又如題為“次韻章質夫楊花詞”的《水龍吟》，是他詠物詞的名篇。作品從寫花中引出女子的愁思，“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寫得幽怨纏綿，清麗舒徐，就是與宋詞中最出色的婉約詞相比亦毫不遜色。由此可見，蘇詞雖以豪放為主調，但又呈現著豐富多彩的風格。

蘇軾在詞風上另一個方面的革新，就是使詞風“雅化”。這一點往往被人忽視——因為他開創“豪放”詞風的功績，光焰奪目，引人注意；相形之下，“雅化”詞風就不大為人所重視了。其實，蘇詞的“雅化”，影響也同樣深遠：他基本上結束了“婉約”詞中雅、俗并存的局面，而使它向文人士大夫趣味的“雅化”方向發展，從此“柳氏之作，殆不復稱于文士之口”（徐度《卻掃編》卷下）。至南宋，出現了姜夔等人的雅詞，從中更可以看出蘇詞的影響。

蘇軾革新宋詞的功績，還表現在對詞體的改造和提高上。詞本起源于民間，繼而流入青樓，始終不脫“艷科”范圍，被視為玩物小道。尤其是在特別重視“道統”的宋人眼中，詞的地位更顯得低下。但蘇軾一出，詞在他的筆下發出了奇光異彩，人們便不得不對它刮目相待了。有人云：詞至東坡，其體始尊。可謂中肯之論。這種情況，突出表現在蘇軾的“以詩為詞”。蘇軾對各種文學樣式，考慮得最多的是它們之間的相通之處，所謂“詩畫本一律”（《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他認為詞應該取得和詩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功能，而詞人則應該致力于對詞的改造和提高。他自己努力實踐，也鼓勵朋友們這樣做。在他的直接影響下，他同時代的北宋詞人如黃庭堅、賀鑄，稍后如周邦彥等都能擺脫晚唐五代乃至柳永綺麗輕倩、狹窄單調的風格，使詞的意境和情調大為拓展。而南渡以后，特別是與蘇并稱“蘇、辛詞”的辛棄疾以及陸游、陳亮等為數眾多的愛國詞人，更無一不是繼承東坡以詞言志詠懷的傳統和革新精神而取得光輝成就的。王灼所謂“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雞漫志》），則明確道出了蘇軾對詞的開拓和創新之功。

從詩詞有別 看蘇詞之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蘇軾在詞的題材、風格、音律、體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為詞的發展指出了新的方向，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但他的詞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蘇軾是罕見的文藝全才，他對各種文學樣式都精通，詩、詞、散文、書畫無所不工。但他過于強調各種文體的相通，這是不利于文學藝術的個性發展的。他認為情與志相通，所以以詞言志。他對詞是一種突破，同時又是一種回歸，即向“言志”的正統文學詩文靠攏。他所開拓的詞的領域，是以損害詞的抒情體性為代價的。他自身的創作習慣如用典、搬用前人詩文，使其詞缺乏比興，缺乏形象，其中隱括《穆天子傳》的《戚氏》一詞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南宋辛棄疾寫詞也愛“掉書袋”，就是從蘇軾那里學來的，并且更為嚴重，使詞幾乎成了案頭文學。

蘇軾寫詞還喜歡集句、回文，如他有三首《南鄉子》為集句，七首《菩薩蠻》為回文詞，而這些詞沒有豐富的內容，更無境界可言，近于文學游戲。不難看出，蘇軾是把寫詩的習慣帶到詞里來了。但作為“天才”，蘇軾也能寫出好詞。如和韻詞，人稱是戴著雙重“腳鐐”跳舞，很難寫好，而蘇軾卻有佳作傳世，如《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就是一首詠物的名篇，被稱為蘇詞中言情綺麗的代表作。章詞寫楊花，雖能曲盡其妙，但只把它作為烘托離思的旁襯之物，不如蘇詞中的楊花有形有神，因而抒情也就不如蘇詞深至委婉，而且，和韻比原韻還要受更多束縛，所以王國維《人間詞話》說：“東坡《水龍吟》詠楊花，和韻而似原唱；章質夫詞，原唱而似和韻。”但和韻詞多帶有游戲形式，對詞的創作有弊而無利。這種做法，是因難見巧。“巧”不是文學創作的極詣，其結果是給詞的創作帶來所謂雜體。至南宋辛棄疾、陳亮等人，詞體異化的現象更為嚴重。

此外，蘇軾有的詞議論過多，或缺少情韻，這顯然是受宋詩議論化傾向的影響，其后果也是不好的。因此，我們在肯定蘇軾對詞壇的建樹與貢獻的同時，也不能不指出其所存在的疵病。

（作者系上海市黃浦區教育學院原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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