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法治，讓更多尋親家庭看到希望

來源：法治日報

原標題：法治，讓更多尋親家庭看到希望

來源：法治日報

判詞摘錄

原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以出賣為目的，拐賣兒童四人，呼富吉另伙同他人以出賣為目的，拐賣兒童一人，呼富吉、唐立霞的行為均構成拐賣兒童罪。

二被告人先后多次實施拐賣兒童犯罪，給被害人親屬造成嚴重傷害，主觀惡性深，社會危害性大，依法均應予懲處。二被告人在共同拐賣兒童犯罪中作用相當，均為主犯。呼富吉犯敲詐勒索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刑罰執行完畢以后，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依法應當從重處罰。呼富吉因犯拐賣兒童罪被判刑，判決宣告后，刑罰執行完畢前，發現在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依法應當實行數罪并罰。唐立霞到案后主動供述公安機關尚不掌握的同種犯罪事實，構成坦白，依法可從輕處罰。

□ 本報記者 姜東良 梁平妮

2月18日，《法治日報》記者趕到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國環生態園，見到了正在地里忙碌的郭剛堂。生活歸于平靜，租地種菜是他樂意做的事情。

作為電影《失孤》原型，郭剛堂之子被拐案曾引發社會廣泛關注。2024年10月30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聊城市對該案二審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前，聊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犯拐賣兒童罪，判處被告人呼富吉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限制減刑；判處被告人唐立霞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審宣判后，呼富吉當庭表示上訴，唐立霞當庭表示認罪，庭后又提起上訴。

審理這起案件時，承辦法官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在輿論高度關注下，辦案人員如何依法辦案？近日，記者深入采訪辦案法官、公訴人、被害人親屬等，還原案件辦理過程。

多次犯罪被處刑罰

1997年9月21日，郭剛堂2歲的兒子郭某某在聊城市東昌府區李太屯村被拐。自此，郭剛堂踏上了騎車尋子之路。24年里，他騎壞10輛摩托車，騎行里程逾50萬公里。

2015年，以郭剛堂尋子經歷為原型改編的電影《失孤》上映，讓郭剛堂走進更多人的視野。

從最初的一面旗幟，到后來帶著印有4000多名孩子或家庭信息的海報，這一路上，郭剛堂認識了很多人，有幫助他的，也有向他尋求幫助的。

直到2021年6月，經豫、魯、晉三地警方協作，通過查找比對成功找到郭某某。同年7月，公安機關為郭剛堂一家人舉行了認親儀式，離散24年的家庭終獲團聚。

在確認郭某某身份后，公安機關經進一步偵查，鎖定了犯罪嫌疑人呼富吉、唐立霞。

記者從判決書上看到，1965年出生的呼富吉多次因犯罪被判處刑罰，罪名涉及盜竊罪、敲詐勒索罪、拐賣兒童罪等。其中，2009年12月10日，呼富吉因犯拐賣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2021年10月20日因犯拐賣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2023年2月16日，呼富吉因本案從山西省臨汾監獄被押回受審。唐立霞則因涉嫌犯拐賣兒童罪于2022年2月18日被逮捕，同年1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

聊城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張慧出庭支持公訴。她向記者講述了更多案件細節：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引導偵查，按照起訴標準從嚴從細提出繼續偵查的意見，確保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公安機關通過訊問唐立霞、核實相關證人，梳理出自1997年至1998年間，呼富吉和唐立霞以出賣為目的，分別拐賣山東濱州、聊城、山西長治、河南南陽4名兒童的犯罪行為，其中年齡最小的被拐時1歲11個月，最大的也不過2歲9個月。

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發現并追蹤到呼富吉拐賣河南駐馬店3歲女童的犯罪線索，并偵查破獲該案。至此，呼富吉拐賣兒童達5人。

庭審過程中，被告人呼富吉拒不認罪并全面歸責于唐立霞，公訴人通過訊問、舉證、質證、公訴意見，還原、展現了自1997年以來跨越20多年的惡性犯罪與親情悲傷。

“在細數20多年來二被告人給5個家庭帶來的無盡苦楚時，郭剛堂淚流滿面，旁聽席被拐兒童的近親屬啜泣不止，呼富吉最后陳述時不再辯解、低頭深思，稱自己‘也不是沒罪’。”張慧回憶說。

保障訴權公正審判

談及案件審理過程，該案一審合議庭審判長任家紅告訴記者，案件備受社會關注，輿論聚焦于法院如何定罪量刑，網絡上出現眾多期盼法院重判的聲音。

“我們將辦案的整個過程嚴格置于法律框架內，從通知法律援助、送達開庭傳票、張貼開庭公告、規范庭審程序直至案件合議、公開宣判、送達法律文書，都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定，穩步推進辦案流程，確保程序公正。同時，堅持事實證據是案件的定海神針，經過反復梳理、審查證據，依法公正作出判決。”任家紅說。

“從個人情感上來說，我對被拐兒童及家庭深感同情，對呼富吉、唐立霞的犯罪行為強烈憤恨。但作為法官，在辦案過程中必須克制情感沖擊，堅持居中裁判，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辦案原則，堅守防范冤假錯案的底線，堅決依法公正裁決，確保案件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該案二審合議庭審判長孫光說。

在孫光看來，必須嚴格遵守并準確適用法律，確保罪責刑相統一，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彰顯黨和國家依法懲治拐賣兒童犯罪的堅定決心。“二審合議庭在確保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基礎上，查閱眾多拐賣兒童犯罪案例，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法作出維持一審判決的終審裁定。”

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原則之一。“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提出上訴，但沒有委托辯護人。二審法院及時通知山東省法律援助中心為呼富吉、唐立霞提供法律援助，庭審中充分保障了呼富吉、唐立霞及其辯護人行使辯護權等訴訟權利。”孫光告訴記者。

在這起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法院還判決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共同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郭剛堂、張文革（郭某某母親）物質損失53萬余元。

對此，任家紅表示，郭剛堂、張文革尋找孩子的行為是持續的，雖然其無法提供全部、完整的費用票據，但對其20多年為尋找孩子支出的費用應予考慮，依法酌情予以支持。

為民司法彰顯溫情

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法院門口聚集了近百人的尋親群眾，這一幕深深觸動了孫光的心。

“因場地受限，大家無法全部進入法庭或視頻旁聽室進行旁聽，他們期待尋親、期待對二被告人重判的聲聲呼喊讓人心情久久難以平靜。我深感打擊拐賣兒童犯罪任重而道遠，也更加堅定了依法從嚴懲處拐賣兒童犯罪的信心與決心。”孫光說。

他告訴記者，處于年幼期的兒童被拐賣，給被害人家庭造成的精神傷害無法用證言描述，“在得知部分被拐兒童親屬曾表達過被害人（即被拐兒童）不愿被打擾的意愿后，法院全力保障被拐兒童家庭的隱私，參加旁聽庭審的被害人庭后還專門對法院表達了感謝”。

孫光介紹說，二審庭審結束后，郭剛堂曾向法庭提交了呼富吉涉嫌拐賣另一兒童的犯罪線索，該線索被立即移送檢察機關核查。辦案單位出具核查結果后，主動約談了郭剛堂及其代理人，向其介紹了核查過程并出示辦案單位的核查工作說明，取得了郭剛堂及其代理人的理解。

“輿論期盼重判，但對于司法機關而言，審判必須基于事實和法律進行。本案的二審判決凸顯了信息時代輿論關注下司法裁判堅持的客觀、公正和理性，開出了‘正義之花’。我堅信，法治之光必將穿透離散之痛，那些曾經破碎的人生，終將在法治的守護中重獲圓滿。”一直關注該案的山東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卉林評價說。

對于判決，郭剛堂表示理解。之前20多年一直在路上，是被動的選擇，如今，他終于可以主動選擇享受當下的人生。“種菜是我喜歡的事情，我相信如果能把這個事兒做好，一定能讓很多支持我的人感到欣慰。”郭剛堂說，法治讓犯罪分子受到嚴懲的同時，也讓更多尋親家庭看到了希望。

漫畫/高岳

專家點評

彰顯法治之光，助力“天下無拐”

□ 謝桂山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呼富吉、唐立霞拐賣兒童案作出的刑事附帶民事裁定結果，既嚴懲了涉案人員，體現了我國司法機關對此類犯罪的零容忍態度，彰顯法律正義，也促使社會各界更加關注此類案件，提高公眾防范意識。可以說，本案不僅是法律層面的勝利，更是提升兒童權益保護水平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首先，這一判決結果彰顯法律正義，回應社會關切。本案因電影《失孤》的上映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二審法院基于事實和法律，充分考慮本案的社會影響，維持一審判決，既遵循了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也彰顯了公平正義的法治精神，更是對全社會的一次普法教育，表明國家對拐賣兒童犯罪嚴懲不貸、決不姑息的態度決心。

其次，本案的偵辦和判決對潛在犯罪具有強大的警示作用，也為其他正在辦理類似案件的司法機關提供有益參考。本案偵辦過程中展示出最新的DNA和大數據等比對查找手段的高效精準，以及犯罪分子受到的嚴格法律制裁，能夠有效警示震懾潛在犯罪分子，從而減少此類犯罪的發生；為未來建立行之有效的兒童安全保障機制、有效預防和打擊此類犯罪的發生提供有益的參考和經驗。

最后，本案的判決結果對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二審法院在判決時基于罪刑相適應的原則，維持一審原判，說明法律判決既要充分考慮社會影響，又要獨立于社會輿論之外，基于事實和法律進行公正、客觀的裁決。

本案判決引發了對于拐賣兒童罪和收買被拐賣兒童罪相關立法的深入討論和思考。刑法修正案（九）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相關條款進行修改，結合收買行為的違法性，在實踐中對其進行規制，表明我國刑事立法從嚴打擊收買行為的立場，為婦女兒童人身權益提供更加有力的保護。為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同時兼顧刑法罪刑相適應的要求，學界已有觀點認為應當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進行完善，增加收買人對受害者家庭的賠償義務，不僅是對犯罪行為的懲處，更是對受害者家庭的一種肯定和支持。通過制定更加嚴格的法律法規、加大執法力度、提高刑罰力度等措施，可以有效地遏制拐賣兒童犯罪的發生。

拐賣兒童犯罪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本案的判決有力推動建立更加完善的家庭社會預防機制。一方面，家庭應該加強對孩子的教育和監管，提高他們的防范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另一方面，國家和社會要加強對拐賣兒童犯罪的打擊和預防工作，通過加強宣傳教育、提高公眾防范意識、加強社區監管等措施，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的良好氛圍。同時，還要加強對被拐賣兒童的保護和救助工作，確保他們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

本案在價值層面體現了司法實踐對兒童利益優先保護的取向，以個案判決呼吁和推動建立兒童安全全社會系統性保護機制，培育并呼應了“天下無拐”的全民共識，彰顯出法治在保護人民群眾合法利益中的偉力和光輝。

（作者系山東省法學會副會長、山東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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