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怪象凸顯問責短板：求解精準問責

編者按：“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為政之道，憂無策，更憂有良策而不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出發，反復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要求以問責常態化促進履職到位，對加強問責制度創新、長效機制建設和實際工作推進作出系列部署。

隨著《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頒布實施，各級黨組織的問責動力被激活，問責效力被凸顯。以常態化問責高壓和多樣化問責案例彰顯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效果，真問責、責真問、問真責成為黨中央治黨治國的新名片。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將全面從嚴治黨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強化監督執紀問責。為了破解部分黨組織不愿較真碰硬、“關鍵少數”問責難等問題，問責制必須進一步發揮震懾警示作用，推動問責制度進一步精準落地落實，激發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

力度空前！失責必問成常態

半月談記者

失責必問，問責必嚴

2015年5月，一段名為《任性的領導講話》的視頻在網上熱傳，視頻中一位自稱“任長春”的領導語出驚人，聲稱“國家規定是狗屁”“我說誰是腐敗就誰是腐敗”。

視頻中的這個人是山西省太原市所轄古交市客運辦原主任任長春。經調查核實，視頻中反映的事情發生在2014年4月30日。經古交市委研究決定，對發表嚴重違反政治紀律言論的“開會爆粗”官員任長春給予開除黨籍、行政撤職處分。

古交市委同時決定，對負有主體責任的古交市交通局黨總支書記閆祥明、局長閆元亮，分別給予黨內嚴重警告、黨內警告處分。對負有監督責任的古交市交通局紀檢組長劉俊亮進行誡勉談話。

這是十八大以來，山西省太原市運用問責利器，倒逼責任落實較典型的一起案例。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高舉問責這一管黨治黨利器，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

黨中央先后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和遼寧拉票賄選案中的失職失責問題嚴肅問責，其中僅遼寧一地一案即查處955人，時任省委書記王珉、時任省紀委書記王俊蓮等34名中管干部被問責，顯示出“依法責眾”的政治決心和定力。

一系列嚴肅處分產生了極強的警示教育效果。黨中央率先垂范，樹立起了用問責利器管黨治黨、倒逼責任擔當的政治標桿。

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力度不斷加大，問責工作的制度化、常態化要求也越發迫切。2016年7月，《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出臺，作為第一部規范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鮮明地代表了黨中央依規治黨、從嚴治黨的制度成果和實踐方向，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進一步釋放出來。

25個省區市黨委和17個中央部委黨組(黨委)結合實際，相繼制定出臺了貫徹問責條例的實施辦法，問責工作越來越有規可循、有據可依。

今年7月，中辦、國辦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發出通報，包括甘肅省3名副省級干部在內，有上百人被問責。這場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環保問責風暴，引發涉事地干部群眾深刻反思。

近期，第四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完成對吉林、浙江、山東等8個省份的督察進駐工作。在此期間，8省份因環境問題約談4210人，問責5763人。從2015年底中央環保督察巡視在河北試點開始，環保問責風暴在各地掀起并覆蓋全國31個省份，超過1.5萬人被問責。

中央紀委數據顯示，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全國共有6100余個單位黨委(黨組)、黨總支、黨支部，300余個紀委(紀檢組)和6萬余名黨員領導干部被問責。強化問責成為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鮮明特色。

緊盯“關鍵少數”，實行“終身問責”

讓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必須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各地在問責過程中緊盯“關鍵少數”，不斷強化壓力傳導，持續釋放“官位越高越要負責、權力越大越要管事”的強烈信號。

在北京，五年來共問責72個黨組織和929名黨員領導干部，營造了履職盡責的濃厚氛圍。

2012年至2015年，北京市西城區環保局工作人員套取煤改電惠民補貼資金1140余萬元，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2013年至2016年間，該局部分人員發生違規報銷出租車費、在職干部違規領取勞務費、領導干部違規兼職取酬等問題。2016年11月，因落實主體責任不力，西城區環保局局長章衛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因落實監督責任不力，局原黨組成員、紀檢組組長汪杰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山西以責任清單的形式準確劃分各級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和領導班子成員間的相應責任，并對各自的責任清單分別進行簽字背書，既明確了具體職責，更將責任固化。

在嚴肅查處陽泉市委原書記洪發科嚴重違紀問題時，不僅對其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等問題進行了嚴肅查處，還將其在任期間為官不為，對班子成員及黨員干部疏于監督管理，履行主體責任嚴重缺位問題作為重要內容進行了審查，并列為主要違紀事實一并予以追究。

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過程中，各地堅決落實終身問責制度，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后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進行嚴肅問責。

江西省資溪縣馬頭山鎮黨委原書記李旺仁、鎮紀委原書記曾立芳因落實“兩個責任”不力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經查，2014年至2016年，馬頭山鎮先后有多名鎮村干部因貪污挪用惠農資金等問題受到黨紀處分。案發后，時任鎮黨委書記李旺仁只是開了幾次黨政聯席會，組織學習相關文件精神，對案件發生的原因從未進行剖析，也未查找監管中的漏洞。時任鎮紀委書記曾立芳疏于職守，監督不到位。為此，兩人雖然已經調離，仍被嚴肅追責。

“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們開展問責工作堅持的重要原則。”江西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廳廳長、省預防腐敗局局長潘東軍表示，《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出臺后，江西的問責工作呈現“問責力度明顯加大、問責情形更加豐富、問責對象更加聚焦、問責工作更加注重日常”等新特點。

正風肅紀成效顯著，政治生態明顯好轉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作風建設，并以此“破題”，拉開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帷幕，推動了作風建設持續好轉。

山西省太原市把作風建設中落實主體責任不力、管黨治黨不嚴的黨委領導作為問責重點，不僅追究發生問題單位領導的責任，還要追究其上級主管單位領導的責任。

針對公車私用這個“四風”頑疾，太原市紀委一方面運用“大數據+天眼”的辦法，對公車節假日期間上路行駛情況進行全過程、全方位動態監督；另一方面對履職不到位的領導進行嚴肅問責，倒逼各級黨組織加強對公車的日常管理。

今年以來，太原市對發生公車私用問題、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166名黨員領導干部進行了問責。“春節期間發現公車私用164起，清明節期間50起，到了‘五一’期間只有6起，說明問責起到了實效，各級干部的作風建設進一步加強。”太原市紀委常委、市監委委員常繼德說。

各地黨委、紀委把維護黨的紀律特別是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作為問責的重要內容，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問題易發多發、造成惡劣影響的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嚴肅問責，倒逼黨員干部守住紀律底線。

江西省上饒市對違反黨的群眾紀律，損害黨群、干群關系，動搖黨的執政根基的人和事，果斷出手，堅決斬斷“黑手”。

上饒市余干縣瑞洪鎮財政所副所長持續幾年采取“螞蟻搬家”方式，套取低保、糧食直補資金20余萬元。案件查處后，有關部門對縣財政局黨組書記、農財局局長、財政所所長以及該鎮前后三任分管領導進行了嚴肅問責。

上饒市紀委書記楊文英說，問責制度的實施，有效制止了吃拿卡要等影響黨和政府形象的不良現象，推動干部和企業之間建立正常的政商關系，為經濟發展清淤排障、保駕護航。同時，還有效破解了干部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等問題。

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

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黨員干部從接受權力的那一刻起，就肩負著黨的重托和沉甸甸的責任。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北京市朝陽區十八里店鄉小武基村黨總支書記吳立華的名字就兩次出現在地方媒體報道中，前后形成鮮明對比：

第一次，他是履職不力的問責對象。今年6月16日，媒體刊發了吳立華因拆違控違不力，被朝陽區紀委給予嚴重警告處分的通報。第二次，他是拆違控違的先進典型。7月10日，媒體肯定了他身背處分后，堅持鐵腕治違，帶頭攻堅克難，帶動全村完成拆遷任務的工作成績。

這樣的反差，凸顯出問責的威力。

此前，一些地區和部門出現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等問題，究其根本在于一些領導干部沒有正確認識權力與責任的關系，把兩者分離開來，甚至只想要權力、不愿擔責任。

不擔責、不盡責就要被問責。截至2017年10月1日，中央紀委已通報曝光8批42個履行“兩個責任”不力被問責的典型問題，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紀委分168次專門通報曝光777個典型問題。

“我本人在落實主體責任上有不嚴不實的地方，對一些黨委書記落實主體責任不到位、抓黨建‘兩張皮’等問題，雖然指出來了，也提了要求，但沒有盯著改到位，較真追責還不夠。”“我任市委書記剛剛半年，在抓基層黨建工作方面經驗不足，對推動工作的抓手、機制、辦法不夠熟悉。”……這是寧夏5名市委書記向自治區黨委述責述廉的情形，“責任”和“壓力”是他們最為深刻的感受。

一個個具體鮮活的案例，喚醒了各級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

早在2003年，太原市就啟動了城中村改造，但受各種因素影響，11年間僅完成3個村的整村改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部缺乏擔當和作為精神。2015年3月，太原市從城中村問題入手倒查為官不為、治吏不嚴，甚至違法違紀問題，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僅用半年時間整體拆除30個城中村。一些干部堅持深入群眾，有的入戶達五六十次，有的帶病堅持，最后被送進重癥監護室。

黨的十九大代表、井岡山市委書記劉洪表示，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所在，為推進各項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過去五年的實踐，充分證明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正確性和必要性，而問責制的實施，就是要各級黨組織和黨員以無須揚鞭自奮蹄的精神，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

(執筆：王菲菲 采寫記者：烏夢達 高皓亮 鞏志宏 齊雷杰 胡錦武)

問責制還有哪些“短板”

半月談記者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持之以恒正風肅紀。賦予有干部管理權限的黨組相應紀律處分權限，強化監督執紀問責。

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從嚴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問責制度的全面貫徹落實意義重大。黨的十八大以來，“有責必問、問責必嚴”越來越向縱深邁進，但與此同時，在一些地方和領域，問責制在具體操作執行中仍存不少短板。

制度落實遭遇問責不力“軟肋”

“現在有笑話說，當個局長一把手，不背幾個處分都不好意思出來混。”這是采訪中一位基層干部的感慨。一方面透視出失職問責已成常態，同時也反映出部分問責仍然存在隔靴搔癢情況，沒有抓住治黨“痛點”。

正如這位干部后面的解釋：“其實你給他曝曝光，他就覺得很寒磣。給一個輕微處分，遠不如給予組織處理的效果好。”

全面從嚴治黨，問責是“鞭子”，如果問責寬松軟，全面從嚴治黨就難以實現嚴緊硬。采訪中，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基層一些地方在問責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有的總結成“三多三少”：“問責科級以下干部較多，問責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較少；問責班子成員較多，問責主要領導較少；問責直接責任較多，問責領導責任較少。”

有的說成“三重三輕”：“特別是在黨政之間、不同層級之間、正副職之間，出了問題，往往追究政府的責任重，追究黨委的責任輕；追究下一層級的責任重，追究上一層級的責任輕；追究副職的責任重，追究主職的責任輕。”

此外，在選人用人方面也存在漏洞，基層一些重要崗位上的領導干部出現問題，沒有追究上級主管領導及主管部門在選人方面存在的失職失責。

數據也證實，基層干部的擔憂并非空口說白話。據統計，中部某省2016年全年問責的416人中，縣處級干部33人，占比7.93%；鄉科級干部304人，占比73.07%；其他人員79人，占比19%。11個設區市中，有4個設區市全年沒有問責縣處級干部。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黨一定要有新氣象新作為。打鐵必須自身硬。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必須緊緊抓住“一把手”這個“牛鼻子”，層層壓實責任，強化擔當意識。但在工作落實中，因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對于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的問責太少。

四大怪象背后凸顯問責“短板”

——“吼吼嗓子”“擺擺架子”“做做樣子”凸顯少數黨組織不愿較真碰硬。

部分地方對職責范圍內發生的問題該問責不問責，存在“老好人”思想，有的甚至跑風漏氣、說情打招呼。問責主要依靠上級轉辦、督辦和群眾舉報，通過“一案雙查”等方式主動發現問題較少。往往在上級督促下才被動進行問責，缺乏主動作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不敢動真碰硬有多重體現，有的地方問責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有的地方“柿子揀軟的捏”；有的地方在問責上有“湊數”嫌疑，把不屬于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的事項也統計在內。

2016年4月，在領導干部違反規定插手干預工程項目問題專項治理工作中，某省有19個縣(市、區)自查自糾問題“零報告”，省發改委會同有關部門重點抽查了“零報告”的3個縣(區)，查實3地自查自糾工作均存在嚴重漏報、瞞報問題，省紀委責成有關設區市紀委進行嚴肅問責，共有81名相關責任人受到責任追究。

——“同案不同責”凸顯對問責界定把握不準。

有的對如何劃分問責對象責任把握不準；有的對怎么定性量紀，采取何種問責方式把握不準；有的問責尺度寬嚴不一，對問到哪一級別、到什么程度把握不準；有的對問責的概念不清，將問責等同于對當事人違紀問題的處理，導致上報統計數據時產生錯報、漏報或重報現象。

此外，問責的配套制度欠缺，問責決定的作出、執行等程序不夠規范。在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一些基層單位反映存在對問責程序和尺度難以把握的問題。一些單位在問責工作中，沒有制作專門的問責決定文書，有的作出通報決定的，沒有寫明通報的方式、范圍等。同時，執行問責決定文書歸入個人檔案、個人廉政檔案等制度不到位。

——“怎么干都難逃追責”凸顯個別領域“權責利不匹配”。

一位基層紀委干部表示，責任大權力小，環保污染項目、樓盤、違建都在屬地，現在各地大力推行網格化、屬地管理。“只要有事第一責任就是鄉鎮街道，但是哪個事情是鄉鎮干部審批的？基層責權利不配套，你去追責人家難以心服口服。”

一位干部說，問責不是萬能靈藥，“你要告訴人家干活的方法，而不是單純問責，要出管長遠、管根本的辦法”。

——“一把快刀什么都要砍”凸顯問責主體作用發揮不夠。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規定，黨組織是作出問責決定的主體，紀委、黨的工作部門也有權采取相應方式實施問責。但多地紀檢監察干部表示，問責絕大多數是紀檢監察機關啟動和實施的，一些黨委(黨組)以及黨的工作部門落實問責工作缺位、失位的問題比較突出，黨組織問責不主動、不擔責，有被動依靠紀檢監察機關問責的慣性思維。

增強問責力度、精度，補齊問責“短板”

如何讓問責制度發揮應有作用？專家學者和各地干部提出，必須推動問責制度進一步完善，精準落地落實。

一是繼續盯緊各級黨委(黨組)書記這個“關鍵少數”，層層推動責任落實。

針對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賦予有干部管理權限的黨組相應紀律處分權限，強化監督執紀問責的要求，一些紀檢干部表示，“打鐵必須自身硬”，加強監督責任問責，必須強化在執紀審查過程中的“一案雙查”工作。既要查清當事人的違紀行為，又要查明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是否存在失責行為，對失職失責的嚴肅問責。

各級黨委(黨組)要用好問責這個利器，要善于主動發現問題，對于失職失責的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要敢于動真格。將各級基層黨委(黨組)實施問責的情況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當中，進行目標細化和量化，建立完善獎懲措施，將主動查處違紀違規行為、實施問責與被問責的情況列為干部提拔任用的考察標準。

同時，要加大通報曝光力度，在堅持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同時，進一步加大對問責“兩個責任”典型案例的通報曝光力度，充分發揮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

二是推動問責程序規范化、制度化。

加強對問責工作的總結盤點和分析研判，落實問責情況報告制度和組織部門備案制度。嚴格按照《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要求，啟動問責、組織調查、作出決定、督促執行，確保問責工作嚴謹規范。在問責情形方面，要突出以領導干部為重點的問責導向和問題導向，對可以從輕問責的情形、應從重問責的情形、應終身問責的情形進行細化。在問責程序方面，對采取紀律處分方式進行問責的，采取組織調查或組織處理方式進行問責的，采取通報、誡勉方式進行問責的，應該采取不同的問責程序。

三是明確問責與容錯的尺度邊界。

問責和容錯這兩個方面要拿捏好尺度，與責權利相對應，不能傷害了一些改革者的心，免責也不能成為某些人的擋箭牌，應當在實踐中繼續完善。一位地方紀檢干部反映，現在的問責，問出了責任擔當，問住了推諉不作為，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仍然要根據具體情況進一步完善。有地方干部反映：“現在胡蘿卜太少，大棒太多。我們經常感受到嚴厲，但有時候對關懷感受不夠；負面清單很清晰，但是正面激勵引導還不多。”

此外，被問責的干部如何“出院”，也成為黨員干部關切的話題。

一位地方干部形象地比喻，干部被問責，相當于生病住院，但是生病的人往往背了沉重的包袱，甚至早就過了問責時限也不能摘下“帽子”，遇到提拔、重用等情況都要靠邊站，這影響了被問責干部的積極性。“如果生病就要治，那治好了就不能再叫病人了吧？” (執筆：烏夢達 采寫記者：鞏志宏 胡錦武 王菲菲 齊雷杰 高皓亮)

2017年7月28日，福建省福鼎市紀委干部在查看移民工程專項資金使用情況 林善傳/攝

對話：問責當乘勢而上

半月談記者

從嚴治黨是個永恒命題。近年來，各地以強化問責制度為抓手，把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形成“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震懾效應。近日，半月談編輯部邀請北京、河北、山西、江西等地一些紀檢部門負責同志，針對問責制度這一管黨治黨利器，看變化、談心聲、謀未來。

問出實效，問出擔當

半月談記者：問責的初衷在實效，隨著問責制不斷強化，如今黨內政治生態正在發生哪些變化？問責制給地方發展環境帶來哪些新氣象？

中央紀委駐中國社會科學院紀檢組副組長高波：隨著《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頒布實施，各級黨組織的問責動力被激活，問責效力凸顯，以常態化問責高壓和多樣化問責案例彰顯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效果。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真問責、責真問、問真責”成為黨中央治黨治國的新名片，為全黨做出了思想和行動示范。

山西省晉中市紀委副書記、監委副主任郭永鋼：“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如今已成為常態，“責任落實不下去”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各級黨組織中“老好人”少了，“真管真嚴”多了，“太平官”少了，“干事創業”多了，黨內政治生活的“熔爐”熱了起來，黨內監督的“手電筒”越來越亮，黨內政治生態有了明顯好轉。

江西省上饒市紀委書記楊文英：“問責”無禁區，凡是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的，堅決進行問責。去年以來，上饒市問責多名“一把手”，要求“一把手”們從“管好個人”“潔身自好”做起。

問責，就要落地生根

半月談記者：未來如何更好地推動問責制度落實？

郭永鋼：首先，要完善配套制度。制定相關配套制度和實施細則，進一步細化完善相關問責機制，推進問責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倒逼全面從嚴治黨責任落到實處。

其次，要推進分級問責。建立黨委統一領導、部門齊抓共管、層層落實責任、紀委再監督再檢查的工作體系，不斷推動問責條例在基層得到貫徹落實。

河北省廊坊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李曉鵬：問責，不是紀檢監察一個部門在戰斗。全面從嚴治黨要靠全黨，黨委通報批評、政府約談主管領導都可以發揮作用。我們正在研究辦法，把問責的啟動、運行程序以及制式文書等進一步規范化，突出地方黨委、政府、組織等部門主體責任，實現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無縫對接。

江西省萍鄉市紀委書記梅仕燦：責任到人，給領導干部布置“作業”，為領導干部“量身定做”責任清單，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

高波：制度治黨新一頁已經開啟，應當乘勢而上，破解管黨治黨責任虛化空轉、“關鍵少數”問責難等問題，進一步把握從嚴問責規律、提升科學問責水平。

問責查證須練就“真功夫”

半月談記者：為了推動問責制落地生根，各相關主體應該具備哪些特質、練就哪些本領？

郭永鋼：按照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及干部管理權限有關要求，各主體責任單位主要領導要切實履行主體責任，帶頭抓好本轄區、本單位黨風廉政建設，單位要強化對中層干部、一般干部紀律作風日常監督管理。紀檢監察機關要履行好監督責任，按照相關問責規定主動實施各自范圍內的問責。將各級基層黨委(黨組)實施問責的情況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當中，細化和量化相關指標，做好目標化管理。

河北省邢臺市橋東區紀委書記劉保河：紀檢干部動作要“快”，發現了問題線索，必須像獵人見到獵物一樣。同時，紀檢干部要想成為行家里手，必須學法、懂法。

李曉鵬：確實要提高紀檢工作專業化水平。紀檢干部工作性質特殊，不能完全按照公務員的路子走。準入門檻要提高，專業化要加強。

山西省太原市紀委常委、市監委委員常繼德：問責查證不應只靠紀檢干部“火眼金睛”那老一套，還要學會利用高科技。比如，針對公車私用這一“四風”頑疾，太原市紀委運用“大數據+天眼”，對公車節假日期間上路行駛情況進行全過程、全方位動態監督。

楊文英：打鐵必須自身硬，對紀委干部隊伍的要求比任何崗位都要更高、更嚴格，紀檢干部必須把自己的工作當成一種信念、使命和擔當。不能吃的飯堅決不吃，不該去的地方堅決不去，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必須要做到，否則就容易走偏方向，成為他人圍獵的目標。

(執筆：高皓亮 采寫記者：王菲菲 烏夢達 鞏志宏 齊雷杰)

問責，是為了自覺盡責

有責不擔，正氣難彰；失責不問，弊病叢生。十八大以來，問責制度已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問責利劍高懸之下，領導干部更加遵規守紀，政治生態日益風清氣正，人民群眾獲得感極大提升。

問責之效顯而易見。然而，問責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問責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讓黨員領導干部自覺盡責。“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治是根本，懲是為了治。

實現自覺盡責，關鍵要落實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尤其各級黨委的主體責任。目前，在個別黨政部門，涉及管黨治黨的工作仍停留在開開會、聽聽匯報、簽簽責任書“老三樣”。甚至，在落實問責工作中，有紀檢監察機關包辦、代替的情況存在，黨委政府缺位、失位問題突出。實際上，針對一些苗頭性問題，黨委政府如果可以及時開展批評教育、提醒談話，可為黨風廉政建設把好“第一關”。

實現自覺盡責，根本上需加強制度建設。當前問責案件，尤其行政問責案件線索來源主要是媒體曝光、上級交辦、領導批示和群眾信訪，往往是就事論事的“事后懲戒”性問責，缺乏源頭解決問題的辦法。應注重在問責工作中梳理共性問題，推動尋找問題解決的治本之策，完善“事前預警”和“事中督促”，這樣才能進一步凸顯問責的本質和意義。

實現自覺盡責，應進一步健全問責機制。在問責工作中始終堅持求真務實、寬嚴適度，不能讓該擔責的干部免責，也不能讓干事的干部“背鍋”。事實上，當前的問責力度還遠遠不夠，一些問責效果只是“雨過地皮濕”，這成為基層問責工作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近年來，中央和各地問責制度也在逐步走向規范化、系統化，如出臺容錯免責機制，提出“三個區分開來”，激勵干部改革創新干事；制定環保量化問責規定，使環保問責更具可操作性；出臺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相關制度，打通最后一公里等。

路漫漫其修遠兮。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將全面從嚴治黨列為重要篇章，提出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強有力的問責讓領導干部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真正實現自覺盡責仍任重道遠。(執筆：鞏志宏 參與記者：王菲菲 烏夢達 高皓亮 齊雷杰)

(“焦點深談”策劃、編輯：李建發)

[責任編輯：楊凡、徐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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