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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了巨大影響。世界衛生組織8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達22256220例。但是，我們還遠未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對人類心理健康的影響。全球至少有1/3的人口在疫情期間居家隔離，26億人正在經歷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情感和經濟沖擊，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殃及的人數。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巨大精神健康風險，一些心理學家正在通過新的研究了解人們的精神狀況，幫助他們培養心理彈性，從而更好地應對疫情。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健康心理學家埃爾克·范胡夫(Elke Van Hoof)寫道：“這次疫情對心理學家來說，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心理實驗。”而這次心理實驗的結果才剛剛浮出水面。

1.巨大的心理沖擊

研究人們對逆境反應的心理彈性科學，可以提供一些線索。哈佛大學的精神病學家喬治·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提出，如果將人比作一根樹枝，適應力強的人就是一根新鮮、強韌又富有生命力的樹枝，“當遭受外力時，這樣的樹枝會彎曲但不會斷裂，它能回彈并繼續生長。”令人驚訝的是，有高達三分之二的人在面對災難時，能和這一比喻所描述的一樣走出困境，而不會受到心理傷害。即使經歷了暴力犯罪或是曾經作為戰俘被捕，他們也能從這些災難中走出，有些人甚至能從中汲取經驗，繼續成長。但是，剩下約三分之一的人就沒有這么幸運，他們會遭受持續數月甚至數年的心理困擾。

雖然大多數人都具有心理彈性，但由于這次疫情對諸多領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一些專家警告說，這可能會引發一場精神疾病“海嘯”。人們會面臨多重沖擊，包括感染疾病、失去親人、失業、面對隔離的孤獨感和疫情結束時間的不確定，這些毫無疑問會引起抑郁、焦慮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等心理問題。撥打心理健康熱線的人數激增，早期的一些心理調查顯示人們正處于高水平的焦慮狀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安妮塔·德朗吉斯(Anita DeLongis)主要研究人們對疾病的心理社會反應。她說：“這種大流行病將使人們面對各種壓力，這將是更難應對的。”前線醫務工作者的自殺事件深刻體現了這次疫情帶來的嚴重危害。

這次大流行對每個人帶來的影響各不相同，因此在應對問題時，個體表現出的心理彈性也會更加復雜。新冠病毒會襲擊社會的各個階層，幾乎沒有人能幸免，他們的生活會遭受不同形式的破壞，甚至是毀滅性打擊。布魯克林區是紐約市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一個區。一些工作或生活地點僅僅相隔幾千米的人，在這次疫情中遭受的疾病、損失和社交隔離等挑戰各不相同。人們及其所在企業和組織恢復的速度和程度，將取決于他們在疫情開始時的工作、保險和健康狀況，以及他們是否經歷過困難或悲痛、是否擁有經濟來源和社會支持。

這場大流行暴露了美國醫療體系和經濟安全網絡中的許多不平等現象。美國的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的死亡率明顯高于白人。美國埃默里大學的全球精神衛生專家卡羅爾·沃思曼(Carol Worthman)說：“這場已經大規模存在的疫情，不只會影響個人的安危，更會使整個社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不過，這場空前的大流行可以讓科學家更好地理解人們的精神健康問題。行為科學家能實時監測人們的心理狀態，并嘗試愈合他們的心理創傷。這次疫情與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或2005年的美國卡特里娜颶風不同，后兩起事件持續的時間較短，產生的影響也較為可控。相比之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時間更長，這也允許研究人員開展一些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也稱為追蹤研究，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對同一批被試進行重復研究)，并嘗試其他研究方向。

受疫情影響，人們將大量的工作和社交轉移到了網絡上。研究人員也需要更細致地調查，發現哪些因素能促進或影響人們的交流。西奈山伊坎醫學院的精神病學家丹尼斯·查尼(Dennis Charney)說，如果研究人員能夠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挑戰，那么“將會出現一門新的心理彈性學科，我們能幫助人們在這些事件發生前，變得更具有心理彈性。”

2.心理彈性

2000年，拉斐爾·哈西德(Rafael Hasid)從出生地以色列來到美國紐約，就讀于一所法式烹飪學院。2005年，他開始在布魯克林區經營一家名為Miriam的餐廳，生意很好。在今年3月的第一周，哈西德預料到將要發生的疫情。他說：“我關注著以色列的新聞。在疫情的各個方面，我們都落后了兩周。我當時說，‘疫情也要在這里暴發了。’”雖然當時Miriam在周末的早午餐客流量只有此前的三分之一，但哈西德沒有考慮太久就想到了應對策略，他將餐廳所有易腐爛的食物都贈與了鄰居。在區政府要求所有餐館關閉之前，哈西德已經關閉了Miriam。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臨床心理學家喬治·博南諾(George Bonanno)說，面對潛在的災難性事件，“大約65%的人遭受的心理創傷較小。”博南諾是心理彈性領域的專家，主要研究嚴重的突發事件，例如颶風、恐怖襲擊以及2003年SARS疫情帶來的后果。他和其他人的研究一致顯示，面對苦難時，人們可能出現3種常見的心理反應：大約三分之二的人的心理狀態被稱為“彈性軌跡”(resilience trajectory)，能保持相對穩定的身心健康；約有25%的人會出現暫時性的心理問題，如抑郁或創傷后應激障礙等，隨后能夠恢復，這種模式稱為“恢復軌跡”(recovery trajectory)；但是，還有10%的人會遭受持續的心理障礙。這個研究結果適用于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博南諾說，“我們的研究適用于所有人。”但是，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患心理疾病的風險會增加一倍。

不過，新冠肺炎疫情對人們心理健康造成的廣泛影響以及潛在傷害，可能不適用于上述規則。研究表明，嚴格的檢疫和隔離措施會導致負面的心理影響，例如使人們患上創傷后應激障礙。盡管只有極少數人接觸了傳染源，需要經歷單獨隔離，但全球很多地區的人都處于社交限制中，博南諾認為這足以讓人們處于持續的壓力下。倫敦大學學院的流行病學家黛西·范科特(Daisy Fancourt)表示：“這是我們第一次經歷如此長時間的、全球性的社交隔離。我們不知道人們會對此產生什么反應。”

疫情造成的潛在影響遠不止于此，哥倫比亞大學的健康心理學家南希·辛(Nancy Sin)說：“這次疫情造成的壓力與其他形式的壓力不同，它會影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需要應對多方面的挑戰，包括社交和家庭關系、經濟和工作上的挑戰以及健康問題等。”

早期的研究報告顯示，疫情已經對人們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明顯的影響。在美國，一些本身就患有焦慮癥的人，會因為新冠肺炎而變得更加焦慮和恐懼。根據之前的研究，老年人的心理狀態通常更加穩定。但令人驚訝的是，一項研究報道指出，受疫情影響，老年群體也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心理困擾。在這一研究中，辛和德朗吉斯合作對來自全球各地的6.4萬名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志愿者進行了調查。辛說：“在這次疫情中，老年人并未在情緒的控制上展現出優勢，他們面臨的壓力和中年人、青年人一樣大。”

辛正在分析造成老年人壓力增大的原因，她懷疑這可能與老年人具有更高的患病風險有關。不過相比于年輕人，老年人能更好地處理壓力，較少出現抑郁和焦慮的情況。辛說，這可能得益于他們更加豐富的人生閱歷。而且，65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退休，無須擔心工作問題，因此有更多的時間來應對和調節壓力。

范科特在3月中旬開始了一項研究，其研究對象包括了85000多名英國居民。他每周都會追蹤這些研究對象的心理狀態，如抑郁、焦慮、壓力和孤獨感。范科特說：“我們需要實時了解發生了什么。”在研究進行6周后，他發現人們的抑郁程度明顯高于疫情之前。

一般來說，有精神病史的人、獨居者和年輕人的抑郁和焦慮程度最高。積極的一面是，實施防疫策略后，人們的焦慮水平略有下降。范科特說：“不確定性會使情況變得更糟。”一些人由于面臨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會一直處于壓力狀態中，而另一些人卻找到了克服這種狀況的方法。

在哈西德的餐廳關閉3周后，他一直沒有收到政府為保護小型商業提供的撥款。盡管他的處境充滿不確定性，但他說：“為了生活，我們必須繼續做生意。”當一些客戶通過電子郵件問他是否考慮為逾越節(Passover，猶太教的主要節日之一)提供餐飲服務時，哈西德開發了可以外送的節假日套餐。在疫情之前，哈西德曾計劃在餐廳隔壁開設一家熟食店，但現在他決定，就在餐廳內提供熟食。為了保證員工們的健康，他要求員工與他人保持距離，佩戴口罩和手套，并且早晚對餐廳消毒。目前，哈西德還在考慮學習新的防疫措施，例如將鼓風機與酒精結合的消毒方法。

哈西德意識到，并非所有生意人都具有像他這樣的適應能力，尤其是許多利潤微薄的餐館。他將員工的人數降到最低，但繼續給未能解決失業問題的員工發薪水。雖然外賣獲得的收入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但哈西德認為這總比沒有好。哈西德的餐館還為當地某家醫院提供飯菜，“雖然賺不到很多錢，但這至少是我們當下能做的。”哈西德為餐廳的革新感到開心，他樂觀地認為餐館最終能生存下來。他說：“與紐約市其他許多地方相比，我們的處境要好得多。”

3.如何應對疫情

3月中旬，當布魯克林區的居民湯姆·英克(Tom Inck)出現持續的發燒和干咳時，他的心理治療師和健康管理顧問擔心他感染了新冠肺炎。但由于當時檢測資源匱乏，他的醫生首先為他篩查了其他所有已知的病毒感染。隨后，英克和醫生在曼哈頓的街道上碰面，醫生穿著完整的防護裝備為他進行了核酸檢測，6天后檢測結果顯示呈陽性。

成功應對一次危機意味著，人們能繼續正常的日常活動。為此，我們需要解決從購物到進行病毒檢測的一系列問題、調節情緒和管理人際關系。樂觀、對未來充滿希望、擁有強大的社會支持和思維活躍等因素也有助于提升心理彈性。實際上，相信自己能應對危機的人，往往能做得更好。

在隔離的9天中，英克將時間都用于冥想和閱讀。但對他的妻子溫迪·布拉特納(Wendy Blattner)來說，事情變得更困難了。她需要照顧丈夫，適應遠程辦公以及安慰已經上大學的兩個女兒。她們因為不能返校和父親感染新冠肺炎，變得沮喪和焦慮。布拉特納需要將飯菜送到丈夫的房門外，晚上每過3個小時記錄一次丈夫的體溫和血氧水平。她很害怕但很堅定，她說：“雖然隔著一道門，但我相信他受到了很好的照顧。因此，我的內心充滿了動力。這是我告訴自己和孩子們的事情，過程可能很艱難，但結果一定會是好的。”

面對疫情，大多數人的應對技巧都可以進一步提升。一些新研究旨在找到有助于緩解壓力的方法。范科特說，研究鼓勵人們遵循經典的心理健康療法：保持充足的睡眠和日常的生活習慣、適當鍛煉、保證良好的飲食以及維持良好的社交關系。花時間做點事情，即使只是小事情帶來的目標感，也能讓人受益。

在之前的研究中，德朗吉斯提出富有同情心的人更傾向于履行有利于健康的舉措(例如進行社交隔離)，因此他們的心理狀態往往也更健康。但是，這一結論主要基于有關SARS和西尼羅病毒等疫情的研究，并且只是分析了這些疫情中的某個時間點。目前，她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將著眼于人們幾個月以來的行為和態度，以探究同情心與應對疫情能力之間的關系。德朗吉斯說：“人們應對疫情的能力不只與同情心相關。”她猜測，在未來數周或者數月的時間中，人們的同情反應增多或減少，或與有利于健康的行為和應對能力的改變有關。

作為這一研究的一部分，辛也呼吁人們每周都記錄自己的日常活動和情緒狀況。她說：“到目前為止，生活確實充滿挑戰，但是人們正在尋找方法應對這些挑戰。”即使相距較遠，許多人通過社交網絡積極開展社交互動。報道顯示，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積極經歷最多，這些經歷往往是通過幫助他人得到的。

引人矚目的是，人們確實能從線上社交中受益。之前的研究關注的往往是人們在屏幕前花費的時間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但很少有研究揭示不同類型的線上社交各自的價值。全世界的人都依靠互聯網進行社交，因此研究不同社交軟件的影響十分關鍵。社交媒體應該模擬面對面的交流嗎？還是說，其他不那么密切的交流形式，也能讓人感覺到與他人的聯系？我們還沒有答案，但這些在以前不受重視的研究，現在有可能獲得經費。劍橋大學的心理學家艾米·奧爾本(Amy Orben)主要研究青年人的心理健康與科技產品使用，她說：“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我們的研究推進了十年。”

在其他領域，社交媒體的影響也是一個研究熱點。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心理學家羅克珊·科恩·西爾弗(Roxane Cohen Silver)正在研究接觸社交媒體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她說：“那些接觸到大量有關社會危機新聞的人，會更加沮喪。”斯坦福大學的計算社會科學家約翰尼斯·艾希施泰特(Johannes Eichstaedt)利用機器學習對推特上的大量數據進行分析，來研究在疫情期間人們的抑郁、孤獨和快樂程度。

正如布拉特納所擔心的那樣，對于整個家庭來說，事情一度變得很困難。在感染新冠肺炎的第7天和第8天的晚上，英克高燒到39.4℃，他的血氧含量降至93ml/L(正常水平為150~230ml/L)。他的醫生在視頻診斷時表示，如果英克的情況沒有好轉甚至變得更糟，就應該去醫院治療。他說：“我不希望病人死在家里。”這一句話讓他的孩子們擔心極了。英克說：“對我們來說最困難的是面對疾病帶來的恐懼。”雖然在檢查時英克在持續發燒，但是短淺的呼吸使他的血氧水平保持在安全范圍內。10天后，他的狀況開始好轉。恢復健康后，英克十分感恩，也重新恢復了活力。隨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為其他患者提供咨詢服務，并登記為捐贈者，為危重病人提供血漿。但與其他康復者相比，他最初并沒有經歷感染過程的高危階段。他說：“這個世界變得太脆弱了。”

4.社會的支持

即使人們的心理彈性很強，在面對多種外界壓力時，也需要外界的幫助。伯內爾·K。格里爾(Bernell K.Grier)是IMPACCT公司的執行董事，這家公司主要為布魯克林區的一些黑人社區提供服務。在這次疫情中，她看到了非裔美國人社區遭受的沉重打擊。她說：“每天我聽到的消息，要么是有人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要么是一些人康復了，或者不幸死于感染。”格里爾管理的公寓中已有3人死亡，因此她還需要組織深度清潔服務。她仍在堅持這項工作。格里爾說：“年長的人害怕出門，也擔心有人來訪。他們不會使用計算機，但需要在電腦上登記許多信息。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需要有人幫忙完成這些工作。”

范科特說，這一次大流行“將加劇社會的階層分化。因此，國家需要通過一些干預措施來保護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這是十分重要的。”在英國，類似的干預措施包括英國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和一項暫時性失業政策，該政策可為因疫情失業的數百萬英國人支付最多達80%工資。在美國，政府的干預手段包括薪資保護計劃和失業保險，但這些措施的實施比較緩慢。

格里爾的組織提供多種服務，包括提供住房，支持小企業以及與一些金融和政府機構溝通。疫情剛發生時，她的工作人員就開始向社區傳播公共衛生和經濟資源的信息。他們通過網絡會議幫助企業申請貸款。格里爾說，截至4月下旬，“這些工作沒有獲得任何回報，也沒有擴展我們的業務。”4月份，她的租戶中只有70%能夠支付租金。格里爾說：“但我們仍然需要支付搬運費、水電費、稅金等費用。如果居民不能付款，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錢來付款，這是一個多米諾效應。”

埃默里大學的人類學家沃思曼(Worthman)表示，應對大流行病的能力反映的不僅是個人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但同時，這也是一個機會，他說：“美國歷史上的災難時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都促使美國產生對國民有益的實質性改變。”

格里爾正在她的社區爭取積極的改變。在與公共衛生工作者和當選官員的會談中，她指出了一系列不平等現象，例如第一批病毒測試中心沒有進入貧困地區。“種族平等是一個長久以來的焦點問題，”她表示，“制定解決方案時，應確保各個種族的收入平等。在衡量每一項措施時，都需要考慮到種族平等。”由于社交隔離的出現，格里爾明白，她們這樣的組織對布魯克林社區十分關鍵，“我們將繼續為人們提供聯絡、咨詢和引導服務。”

目前，通過社區支持來培養人們的心理彈性，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瑪麗蓮·霍華德(Marilyn Howard)在十幾歲時從圭亞那移民到了美國，目前是布魯克林一所學校的護士。在疫情期間，她一直工作到3月初公共學校關閉。離開工作后的第二天，她就生病了，10天后，她被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她以為自己會慢慢康復，但在4月4日，她醒來后呼吸急促，病情迅速惡化。與她住在同一所公寓的弟弟奈杰爾·霍華德(Nigel Howard)立刻呼叫了救護車，但當天已接近布魯克林區疫情的高峰時期，救護車供不應求。奈杰爾只能開車將她送到最近的醫院，但是在途中瑪麗蓮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在離到達醫院不到一分鐘時，53歲的她停止了心跳。

瑪麗蓮的五個兄弟中最小的哈斯林·霍華德(Haslyn Howard)說：“如果一些情況稍作改變，就可以挽救我姐姐的性命。”如果學校更早關閉，或者生病的同事請了病假沒有傳染她；如果有人給他們推薦了脈搏血氧儀，瑪麗蓮或許會更早知道該去醫院；如果能叫到救護車……霍華德兄弟將瑪麗蓮安置在長島殯儀館，每次只允許3個人進入悼念，此外還有250多人同時通過虛擬現實的服務器緬懷瑪麗蓮。

目前，奈杰爾已經核酸檢測為新冠病毒陽性，并在家中隔離。哈斯林說：“我們正試圖建立一個組織幫助黑人社區和貧困社區，解決一些當地的實際問題。”這也是他們為了緬懷瑪麗蓮而做的，而她也會為他們而感到驕傲。他補充說：“這是我們應對疫情的一條策略，而我們如何從這次疫情帶來的悲劇中吸取教訓，最終取得勝利？”

(本文作者莉迪婭·鄧沃斯系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科普作家，《科學美國人》特約編輯，本文譯者劉曉嘉系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理學博士)

(本版圖文由《環球科學》雜志社供稿)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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