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月30日消息（總臺央廣記者常亞飛）最近網上流傳著一張圖：中央要求“從低風險區返鄉持綠碼即可”，到省里卻變成“要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到市里就變成“要居家隔離”，到鎮上變成了“核酸證明+集中隔離+居家隔離”，到村里變成“請圓潤地離開”。記者采訪調查發現，網上這張圖雖然有演繹的成分，卻也是基層實情的折射，尤其在一些地方，防疫政策存在“加碼”甚至“一刀切”的情況。

1月27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和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都提出，不允許、不希望各地在執行國家制定的返鄉過年相關政策時作“一刀切”地處理，不能阻斷人員出行、返鄉，要給人民群眾多些保障、多些便利。“春節返鄉人”具體遇到了哪些問題？“返鄉政策”在執行中為什么會被“加碼”？

國家衛健委近日發布《關于印發冬春季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明確，返鄉人員需持7天內有效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返鄉，返鄉后實行14天居家健康監測，期間不聚集、不流動，每7天開展一次核酸檢測。小李1月14日帶著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從哈爾濱市低風險地區南崗區返回遼寧省本溪市某低風險地區，回到村里，被要求居家隔離7天。

小李告訴記者：“正常來講，從低風險地區返鄉并持有核酸檢測陰性報告的，不用隔離就可以正常在家里活動。但是我們村說根據上級意見，還是讓我居家隔離7天。但隔離7天期滿之后也沒有人給我做核酸檢測，隔離過程中也沒有任何措施和保障，實際上就是流于形式的土政策。”

小李說，因為黑龍江省再次出現疫情，他的同事小張回到湖北老家某低風險地區10天后，在老家被集中隔離了。他說：“他本來已經回到家10天左右了，黑龍江那邊又有散點的病例出現，當地政府就讓他們再次集中隔離。從他回家那天算起，到隔離期滿14天，才放他回家。也不是整個湖北都這樣，只是湖北部分地區，比如某區或者某鄉。這實際上就是基層在防控過程中一味追求防控效果而不考慮實際情況。”

上海的王先生最近退掉了回河南焦作老家的高鐵票。他說，一月中旬他就關注老家的返鄉政策，從居委會了解到，從低風險地區返鄉人員只需要提供7日內核酸檢測證明然后居家健康監測就可以，他還主動向居委會申報了行程。但沒想到，兩天后居委會反饋政策變了：他從上海回去，需要自費集中隔離。

王先生說：“我媽就給我打電話說社區的人專門上門告知說，如果我回去，就要到指定的酒店自費隔離14天。這樣回去就沒有意義了，因為年假也就7天。這就是軟性地讓你別回來了。”

安徽安慶市的周女士告訴中國之聲記者，她原本打算春節從上海回去探望患有腦梗的外婆，但因為老家所在的社區要求回鄉必須14天居家隔離，并且每隔7天做一次核酸檢測。周女士算了算回家后的第2次核酸檢測正好和博士考試日期沖突，而且居委會強調說核酸的日期也不能修改，便只好留守上海。

“即便進行核酸檢測，為什么不能改期？提前一天或者推后一天不就好了嗎？但是居委會那邊的人一直說‘不可以’。我在和（居委會）工作人員通話的過程中，她講的一句話我覺得難以接受，她說，‘我不管你是低風險還是什么風險，只要你來我們這里，就是這樣。’”周女士說。

安徽省安慶市的疫情防控返鄉要求

防疫政策“加碼”的情況，也在一些地方得到糾偏。

1月24日，河北邢臺臨西縣一村莊發布通告，不允許在外工作村民回家過年。經媒體報道后，村書記表示，該通告表述有問題，只是希望在外村民盡量不要回家，已經對通告進行了更正。還有網友反映，在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區，居委會或物業要求，如特殊情況必須回衡水，需提前到社區居委會報備登記，人員抵達后實行14天集中隔離，費用自理。有媒體報道后，居委會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已經接到上級命令，撤銷了該通知。目前的要求是回家后在3日內進行2次核酸檢測，期間居家監測身體狀況，非必要不外出。

對于目前部分地區出現的春節返鄉政策變形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宏山告訴中國之聲記者，這是一些地方在治理過程中精細化管理不夠的表現。他說：“疫情防控、地方復工復產以及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保障之間，實際上是并列關系，而不是單向選擇關系。所以我們看到，在今天局部發生疫情的情況下，可能我們地方需要兼顧（各方面）。單純只考慮一方面的因素，追求一種絕對安全，或者絕對的自身免責，可能也是一些地方本身在治理中主動作為和精細管理不夠的表現。基層政府在運行過程中，對基本的自上而下的疫情防控政策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實際上有時候有所忽略。”

楊宏山認為，通過媒體宣傳報道引起地方政府關注，從而促使其及時采取相應措施來制止“加碼”的疫情防控行為很有必要。地方政府應該采取分區分級的差異化管理，多下“繡花功夫”、多點人情味。

“今天，在大數據面前，不同區域之間也有協作管理機制。要以疫情本身線索為導向，對于局部、零星的疫情，要采取精細化的防控手段。在完全能控制的情況下，僅僅為了自己工作方便，不考慮對方的方便，完全置對方利益和權益于不顧，實際上有一點簡單和粗暴，本身也是地方治理中沒有因人因策采取措施的表現。越是在基層治理中，越是面對著鮮活的現實，越是知道各種差異化的情境。實際上，在基層治理的過程中，更需要考慮到人情味。”楊宏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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