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美國東部時間晚上11點左右，傳來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博士（見圖，章念生攝）去世的消息。

這位著名地緣戰略家、外交家的離世，世人矚目。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專門發文哀悼布熱津斯基，稱布熱津斯基先生是美國著名戰略家、外交家，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曾為中美建立外交關系做出過重要貢獻，并一直堅定支持、積極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他的辭世是中美兩國的共同損失”，“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友好合作事業會不斷取得新的發展，這將是對布熱津斯基先生最好的紀念。”

中美建交，做出重大貢獻的，除了基辛格，還有布熱津斯基

在中美關系乃至國際關系領域，有兩個人時常被同時提及，那就是基辛格博士與布熱津斯基博士。1971年7月，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為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關系正常化敲開了大門。而1978年5月，同樣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訪華，為中美建交確定了更多細節，為中美關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地緣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每次現身華盛頓的公開講壇，總能吸引各界關注。而作為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布熱津斯基也時常應邀參加中美關系的一些重要活動。

最近一次，也是筆者最后一次見到布熱津斯基博士，是在去年11月16日的一次電影展會上。記錄鄧小平1979年訪美的《旋風九日》在華盛頓子午線中心放映，布熱津斯基應邀出席并講話。《旋風九日》中有相當的篇幅，講述鄧小平訪美時前往布熱津斯基家做客的情節。

憶及當時的場景，布熱津斯基博士仿佛回到了過去，任時光回溯到1978年5月。那一次訪華期間，他受到鄧小平的接見。會談結束后鄧小平請他在北海仿膳餐廳用晚餐。就是在晚餐期間，他邀請鄧小平訪美時到他家做客，享用真正的“美式晚餐”。

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一下飛機，便如約來到布熱津斯基位于弗吉尼亞州麥克萊的寓所出席家宴。“我們在席間交談很深，甚至談到了鄧小平在‘文革’時期的經歷。”他說，鄧小平1979年訪美意義深遠，中美建交深刻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面貌，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大事。“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時代，中美已成為世界兩大領導力量，兩國加強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將有力牽動中美俄等大國關系，對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聽布熱津斯基博士侃侃而談，我的思緒回到了12年前。2004年1月7日，在北京的中國大飯店，我和同事曾有幸對布熱津斯基進行專訪。那時他剛剛見過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接受采訪時，他一再強調中美不能偏離合作軌道。他說，如果我們智慧地處理美中關系，我們在共同的問題上進行合作，那么“中國在未來成為美國的威脅”的情況可以得到避免。“實際上，我甚至認為，在未來幾十年內，這種可能性未必完全存在。”

那次專訪雖然只有20分鐘，但布熱津斯基博士關于美俄關系、美歐關系等見解，其準確性都得到了歷史事實的充分印證。來華盛頓常駐之后，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再次對他進行面對面專訪。

《旋風九日》還在放映之中，布熱津斯基博士便匆匆離去。因為與影展主辦者熟悉，我們一起在門口等候。看見他行動遲緩，滿臉疲憊，關于再次專訪的話終于未能出口。幫著老先生穿上風衣，目送他走下臺階坐進汽車。腦海中留下他的背影，不想卻定格為永遠的記憶，讓再次專訪的希望化為泡影。

他的助手科琳·菲什返回會場，我與她談起當年采訪先生的情景，并希望能再次對他進行專訪。科琳答應說，只要先生的日程允許，他會充分考慮的。之后，我將當年的采訪錄中英文版都發給科琳。科琳收到郵件之后回復說，她已將相關郵件及材料轉給布熱津斯基博士，讓我等待回復。

過了4天，我接到了科琳的電子郵件。她在郵件中說，“布熱津斯基先生感謝您讓他憶起當年的采訪，也感謝您考慮再次對他進行專訪”，只因這一季節的日程之多已經讓他滿負荷，已無更多空間來接受另一次專訪。“布熱津斯基博士希望您能理解，并送上誠摯問候。”

雖是寥寥數語，但相對于其他大腕人物采訪申請的杳無音信，這已足以讓人寬慰，也足見布熱津斯基先生的為人。但更讓人肅然起敬的，還是他深邃的學術見解和嚴謹的治學態度。

“是現實主義者，但并非悲觀主義者”

為了準備2004年1月的那次專訪，我曾認真閱讀布熱津斯基先生1997年出版的專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地緣戰略》，書中關于歐亞大陸地緣戰略棋盤的劃分、美國與主要盟國的伙伴關系發展、中國的國際地位等論述，讓人印象極為深刻。他一直主張要尊重中國，與中國進行對話，“沒有美國和中國之間戰略理解的深化，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多元化將既不能實現也不能穩定發展”。當然，作為美國的外交家，他的出發點是維護美國的霸主地位，確保美國的戰略地位不受動搖。

不過，他對美國近年所存在問題的批判，也是一針見血。在2012年出版的《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一書中，他羅列了美國國內存在的六大問題，從巨額國債、不健全的金融制度、社會流動性受阻帶來的貧富差距拉大、日漸老化的國家基礎設施、公眾缺乏對世界的了解到政治極化對立嚴重，可謂精辟犀利。盡管他也列舉了美國在經濟實力、創新潛力、人口活力、民眾響應能力、地理基礎以及民主制度等6個方面的“尚存實力”，但他對未來的擔憂卻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看來，如果政治對立和黨派偏見繼續影響公共政策，無視收入差距擴大，忽視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名次受到威脅的事實，那么“對美國衰落的悲觀預測就可能會成為歷史的結論”。

“布熱津斯基是現實主義者，但并非悲觀主義者。”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這樣評價他的前上司。而美國前國家安全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的評價更高，稱布熱津斯基為“美國最睿智的政治家和最具遠見卓識的戰略家之一”。

1928年生于波蘭華沙，出身于波蘭外交官家庭，幼年隨父母生活在國外，1949年畢業于加拿大麥吉爾大學，1953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30歲加入美國籍，布熱津斯基算是一位移民。但他在美國政壇所發揮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他的移民身份。

從上世紀50年代后半期開始，布熱津斯基便以出版政論文章和專著影響著美國的外交學術界，后來也曾在林登·約翰遜政府任職。但真正讓他靠近美國政治外交決策圈的，或許始于1973年，他與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共同發起美、歐、日三邊委員會，并擔任主任。1974年，他將時任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介紹進入委員會。兩年之后，卡特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并最終贏得了大選，并委任他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1977年至1981年，布熱津斯基在卡特總統任職期間，一直以強勢著稱。他堅持每天為卡特總統作情報簡報，而之前這是中情局的特權；時常召集記者到其辦公室作“獨家吹風”，不惜冒犯國務卿萬斯；在伊朗人質危機事件中，他主張武力解救，直到行動前幾天才通知國務卿萬斯，解救行動失利后，萬斯憤而辭職。

在他任內，促成了幾件影響世界格局的大事。促成中美關系正常化自然是其中之一。1981年，他被卡特總統授予總統自由勛章，嘉獎他對實現美中關系正常化所做的貢獻。另外，他還協助埃及與以色列領導人縮小分歧，并最終于1978年9月幫助《戴維營協議》得到簽署。還有，在他斡旋下，美蘇1979年6月簽署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曾攜全家沿“長征路朝圣”

“世界上我最佩服兩個人，鄧小平是其中一位。” 布熱津斯基的這句話，曾廣為流傳。他與鄧小平的交往，也成為中美關系史上的一段佳話。

1981年7月，布熱津斯基應邀訪華，并接受鄧小平的建議，和家人一起赴貴州、四川，沿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線走訪了遵義、婁山關、大渡河渡口和瀘定橋等地。布熱津斯基后在美國《生活》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沿著紅軍長征路朝圣記》。文中寫道，長征是偉大的史詩，又“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的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它是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東西的必要因素。”

作為一位美國的戰略家，他對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這一描述，出乎不少西方政論家的意料。但正如羅伯特·蓋茨所言，布熱津斯基先生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對事實的執著，會超越意識形態的藩籬。也正是因為像布熱津斯基先生這樣務實的政治家、外交家為中美關系發展出謀劃策，把脈定調，使得中美關系這艘航船，迄今雖經風浪顛簸，卻始終沒有根本偏離合作的航道。

制圖：蔡華偉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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