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起，歐亞地區接連發生一系列非正常的政權更迭。從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到烏克蘭“橙色革命”，再到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均是在選舉過程中發生抗議騷亂，之后發展為全面政治危機。美國國務院曾公開承認在這些國家的政權更迭中發揮了“中心作用”。

2003年11月2日，格魯吉亞舉行議會選舉，時任總統謝瓦爾德納澤領導的“為了新格魯吉亞”聯盟獲得最多選票。反對派指責選舉“舞弊”，連續多日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11月23日，謝瓦爾德納澤宣布辭去總統職務，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上臺。此次政治動蕩被稱為“玫瑰革命”，不僅因為格魯吉亞盛產玫瑰，還因為反對派及其支持者在抗議過程中手持玫瑰花。在這場“顏色革命”中，美國一邊支持格魯吉亞反對派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一邊向謝瓦爾德納澤施壓、勸其辭職，繼而率先承認反對派政權。

在格魯吉亞此次政權更迭中，美國采取多種手段影響了事態的發生和演變。

一是借助大量有美國政府背景的西方非政府組織、本土非政府組織對格魯吉亞政治局勢進行干預。蘇聯解體后，美國向歐亞國家推銷所謂西方“民主方案”，試圖影響有關國家政局。格魯吉亞是其中的重點影響對象。有統計顯示，1992—2002年間，美國向格魯吉亞提供的“民主援助”資金達到10億美元。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索羅斯基金會等西方非政府組織成立了3個格魯吉亞本土非政府組織聯合體：非政府組織大會、非政府組織協調委員會和格魯吉亞聯合聯盟。每逢選舉，這些組織就大肆動員群眾、提供交通工具、發放活動費用；炮制和渲染對政府的抹黑言論，提供選舉“舞弊”證據，激起群眾的不滿和反對情緒；在強力部門和青年學生中做工作，煽動其進行“革命”。在2003年11月議會選舉期間，索羅斯基金會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向格魯吉亞反對派提供了5000多萬美元，資助其從全國各地招募群眾到首都第比利斯舉行抗議活動。

二是拉攏反對派，培養親美政治精英和群體，包裝“民主斗士”和青年意見領袖。美西方國家提供的資金援助往往附帶政治條件，比如很多援助款被規定用于興辦西式學校、由西方控制的醫療機構等，這為西方國家和組織提供了滲透的途徑。索羅斯基金會出資150萬美元在格魯吉亞成立了“克馬拉”青年組織，并邀請所謂的“民主專家”赴格魯吉亞對該組織的2000余名成員進行專門培訓，向他們大量灌輸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組織各類“民主活動”。接受這些援助和培訓的群體往往在價值觀上更加認同美式民主，在美國挑起格魯吉亞國內政治斗爭時被用作政治工具。

三是長期在當地扶持所謂自由獨立媒體，向民眾鼓吹美式民主，爭奪輿論陣地。美國通過非政府組織邀請格魯吉亞媒體人到美國考察，向媒體機構和從業人員提供大量支持。一些媒體從業人員甚至直接為西方媒體兼職工作，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對本國國情缺乏了解，一味接受所謂美式民主價值觀，淪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信息附庸”。這導致格魯吉亞在發生政治動蕩時，部分媒體放棄了客觀立場，濫用社會動員功能，孤立和丑化執政當局。例如格魯吉亞私營電視臺“魯斯塔維 2”在總統和議會選舉的敏感時期，與反對派進行合作，煽動民眾情緒，影響選民決策，對形勢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

“玫瑰革命”之后，格魯吉亞在很長時間內難以走出困境。政治上，新的執政者與反對派之間斗爭激烈，反政府抗議活動頻發，政局陷入不穩，2007—2008年還發生了較為嚴重的政治危機。經濟上，許多國有資產被賤賣，窮人的利益被忽視。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在薩卡什維利執政的2007年，38.8%的格魯吉亞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安全上，薩卡什維利上臺后表示希望加入北約，修建“北約標準”的軍事基地，格魯吉亞與俄羅斯的矛盾不斷激化，阿布哈茲、南奧塞梯等地分離問題更加嚴重。2008年8月，格俄爆發沖突，兩國關系破裂，歐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沖突進一步加劇。

格魯吉亞“玫瑰革命”是美國干涉歐亞國家政局的典型“路數”：灌輸美式民主，培育親西方群體和精英，扶持反對派，煽動暴力活動，借選舉等重大政治活動引發大規模政治動蕩。“玫瑰革命”之后，美國又向烏克蘭等國家輸入“顏色革命”，破壞這些國家探索本國政治經濟社會道路的正常進程，制造新的政治沖突和社會對抗。一些國家陷入長期政治失衡，派系沖突不斷，地區形勢也變得更加敏感復雜。直至近年，歐亞國家發生的多起動蕩，背后都有美國長期操縱“顏色革命”的黑手。美國的所作所為嚴重危害世界和平與穩定，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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