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戰場上，大象成為沖鋒陷陣的先鋒。

明朝軍隊插旗桿的石座，形狀類似碓臼。

山東川籍移民來源地示意圖

獨特的四川移民文化特別策劃報道

朱元璋為什么要把大夏政權舊部“余孽”遷徙到山東？北方山西洪洞大槐樹大型移民運動，已經足以把遭受戰亂重創的山東社會經濟迅速恢復起來。如果是為了懲罰帶有“罪孽”的大夏政權舊部，把他們遷徙到人口稀少的“蠻荒之地”，豈不是更好？

這些大夏政權舊部，最終被朱元璋遷徙到了山東的哪些地方？如今他們的后裔生存情況如何？在當地有什么影響？被遷到山東的大夏政權舊部中，為什么會有云南少數民族中的烏撒人？

在山東的川籍移民后裔回憶祖籍地時，都說來自四川成都府鐵碓臼（duì jiù），又有奉節縣鐵碓臼、豐都縣鐵碓臼、南溪縣鐵碓臼、綿竹縣鐵碓臼、隆昌縣鐵碓臼、峨眉縣鐵碓臼等說法。為什么都帶有鐵碓臼這個名字？鐵碓臼究竟意味著什么？是不是像明初和清初兩次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的“湖廣麻城縣孝感鄉”一樣，只是一個地名符號的指代？

各種史料表明，膠東半島移民最多

明朝山東膠東半島的萊州府，府治在掖縣（今萊州市）。萊州府的東邊，是登州府，府治在蓬萊縣（今蓬萊市）。

今萊州市程郭鎮五佛蔣村的蔣氏族譜記載，其先祖蔣興、蔣旺兩兄弟在明朝初年時從四川遷居而來，如今已傳到30多代人了。另外，該市夏丘鎮燕窩蔣家村、沙河鎮蔣家村的蔣姓人，其先祖也是明初從四川移民遷居來的。

山東龍口市《東萊趙氏家乘》中記載，其先祖是原籍“四川成都府紅花市內”的趙守義，“明初任金州衛經歷，以防御海寇，功擢僉事，因家東萊。”

在“民國”版《萊州志》中，有當地不少家族始祖在明初從四川遷來的記錄。如杜氏“明初由蜀遷萊，世居掖西，聚族為村”，趙氏“其先四川成都人，永樂時徙……各別為族者，皆于明徙”，濰縣“考、李、徐、莊、梁、齊、劉、魏諸姓氏始祖，于明初由四川成都府遷居濰縣”等。并在考證當地方言風俗時證實：“查掖民多遷自蜀，故沿其舊音。”

明朝中后期的萊州人呂時望說：“掖人來四川者十有八九，惟我呂氏系東萊故家。”這是目前所見到的最早追溯山東川籍移民祖籍來源的文本資料。

清乾隆10年（1745），出身于萊州望族的毛贄，在他私修的地方史志《識小錄》中，追溯本地族姓源流時說：“掖自金元兵燹后，土著者少……余多成都人。”

據《萊州市地名志》《招遠市地名志》《萊西縣地名志》統計，在萊州市1068個村中，四川移民村有751個，占全市村落總數的70.52%；在招遠市724個村中，四川移民村有33個，占村落總數的10.36%；在萊西市839個村中，四川移民村有33個；在昌邑縣812個村中，四川移民村有129個，占村落總數的15.9%。

以上族譜和史料記載以及看似枯燥但又極其重要的數字表明，明初，大夏政權舊部被遷徙到了山東膠東半島的萊州府和登州府一帶。這些川籍移民的后裔，如今廣泛分布在萊州市、招遠市、萊西市和昌邑縣等地，并且還保留有四川方言等風俗習慣。

另外，川籍移民遷徙到山東，并非是一次，而是多次，并持續了多年，從朱元璋的洪武年間一直到明成祖朱棣的永樂年間。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永樂年間的川籍移民，不排除換防的可能性。但在最初的移民運動中，肯定是朱元璋出于對大夏舊部的清算行為。

那么，朱元璋為什么要把大夏舊部遷徙到山東呢？

山東倭患嚴重，大夏降卒前去鎮防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陳世松教授在《明初膠東半島川滇移民由來考》中認為，以大夏政權降卒叛軍為主要對象的川籍移民，較之于一般經濟性質的移民、軍戶遣戍換防屯墾的移民，以及罪徒流徙的移民，具有更加突出的軍事性和強制性。

很顯然，大夏舊部移民到山東，帶有強烈的事前精心策劃的印記和統一布局的意圖，這是其他移民難以見到的。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朱元璋在攻克北平后，即將出兵征討大夏政權前，精心策劃了一個強制性的移民行動：把舊政權的降卒部署到即將展開的巴蜀前線去，讓他們為自己打天下。

所以，朱元璋把大夏舊部遷到山東，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與將要開展的戰事和將要實現的政治軍事目標聯系在一起，是朱元璋在明初全國棋盤上落下的一枚重要棋子。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北方有些被他打敗的人，并沒有順從新的政權，而是逃亡到海邊的小島上，成為海盜。他們與日本的倭寇勾結，經常侵擾山東“濱海州縣”，讓當地苦不堪言。

洪武5年（1372）三月，朱元璋設置膠州守衛千戶所。第二年，朱元璋任命名將於顯為總兵官，出海打擊倭寇。沒想到，倭寇瘋狂報復，加大了對萊州府和登州府的侵擾。

洪武7年（1374）正月，朱元璋命令靖海侯吳禎為總兵、於顯為副總兵，率領江陰、廣洋、橫海、水軍4個衛的官兵、水師出海打擊倭寇。吳禎、於顯一口氣把倭寇追到了琉球。

洪武14年（1381），朱元璋做了一個夢：“太陰有象，主胡兵入寇。”夢醒后，他想到山東沿海一帶還存在的倭患，覺得遲早有一天，倭寇還會大規模侵擾。于是，他下令沿海各大衛所嚴加防范。

正在這時，四川的衛所里有一大批大夏舊部等待著“分配”工作，何不讓那些人到山東的衛所去？一方面，以四川兵強大的戰斗力，可以加強山東沿海一帶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對大夏政權殘余勢力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從而穩定四川的社會秩序和政治局勢。

由此，一批又一批的大夏舊部將士，奉命開赴到了山東萊州府、登州府等地的衛所中。當然，那些大夏將士并非洪武14年后才到的山東，在吳禎、於顯遠征倭寇后，就已有一些人移防到了山東，只是規模沒有后來那么大。

遷徙到山東的大夏舊部有多少人呢？目前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但估計在數萬人，不僅有將士，還有他們的家屬。

明朝中期前，實行的是軍戶制度，即士兵及家屬的戶籍隸屬于軍府，軍戶子弟世襲為兵，未經準許不得脫離軍籍。也就是說，只要屬于軍戶人家，就世代都是當兵的。

所以，被遷徙到山東的大夏舊部將士，除以男丁為主外，還有父子、兄弟、親戚等同行的，甚至有“姊妹五人”從四川遷去的。他們駐扎在當地，形成了許多自然村落。

那些村落的名字，由軍營長官姓氏或村中大姓命名，如前述的蔣村、蔣家村等。有的村落名字，則由軍戶人員的職業取名，如原是大夏政權鹽場灶戶的，就取名皂戶（灶戶）村等。

遷到山東的人，成都府移民占一半

遷徙到山東的大夏舊部，籍貫構成又是怎樣的呢？

據學者劉德增統計，在萊州市751個川籍移民村中，來自成都府的移民村有88個，占川籍移民村總數的11.72%。

除成都府外，還有祖籍來自成都府轄縣的，如成都、華陽、新都、郫縣、廣漢、金堂、內江、資陽；也有來自成都府屬州轄縣的，如綿竹、德陽；更有來自成都府以外各縣的，如川西片區的雅安，川北片區的梓潼、岳池、射洪，川南片區的永寧、夾江、南溪、峨眉、瀘州、隆昌，川東片區的豐都、奉節等。

算下來，原籍成都府的人占了一半多。

為什么成都府的移民那么多？

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地區，歷來是四川人口密度較高、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明玉珍雖然是在重慶建都，但他對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地區也非常重視，派出重臣戴壽經略成都。川西地區也以其雄厚的兵源和經濟基礎，為大夏政權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大夏滅亡后，駐守在成都的3萬將士歸降明朝，并聚集在當地。3萬具有戰斗力的將士可不是小數，再加上其背后的家屬群體，更是讓朱元璋不可忽視。所以，朱元璋對他們采取強制移徙措施勢在必行。

川北片區是成都平原的外圍地區，扼守著通往成都平原的險關要道。明朝軍隊在征討大夏政權中，大夏軍隊憑借著險要地勢，與明朝軍隊激烈交戰，讓明朝軍隊損兵折將，代價慘重。

戰爭結束后，這些曾經的“敵人”怎么可能受到朱元璋的善待呢？朱元璋對他們進行清算，把他們遠徙到山東，合情合理。

川南片區是元、大夏、明初湖廣移民的疊壓匯聚地。從元朝中后期起，大量湖廣人利用鄰近巴蜀的地理優勢，源源不斷地進入川南地區，開創了楚人遷川的先河。明玉珍占據四川，建立大夏政權，定都在重慶，他的部眾及家屬、鄉鄰紛紛跟隨入川依附聚集，大都分布在靠近重慶的川南地區。

大夏政權滅亡后，大夏舊部四處潰逃，回原籍湖廣顯然行不通，只有回到在川南地區的落腳點。彭普貴起兵反明，就是依靠這一社會基礎積蓄了力量。明朝平定彭普貴反叛后，作為大夏舊勢力復辟的溫床與土壤的川南地區，自然成為清洗的重點區域。

相比川西、川北和川南片區，籍貫在川東地區的移民卻很少，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大夏政權的都城在川東地區的中心城市重慶，明昇歸降明朝后，除少數在川西和川北的重要大臣和將領如戴壽、向大亨、吳友仁等外，在重慶的大夏大部分重臣和將士也都跟著歸降。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明朝幾乎把大夏政權的政治、軍事核心力量都一網打盡了。

然后，明朝對大夏政權的重要人物分散遷徙，如明昇遷到南京，劉仁到應天府做府尹，其他人“授職有差”等。又在重慶設置了守衛千戶所，把大夏降卒分散到衛所中，與湯和的將士混在一起留鎮重慶。

所以，川東的大夏舊部沒有參與后來的反明運動，也基本上沒有遷往其他地方。在遷徙到山東的大夏舊部中，就鮮有川東籍的人了。

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注意：在如今膠東半島的一些居民中，還廣泛流傳著他們的先祖來自云南、“小云南”和烏撒衛的傳說。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山東川籍移民，其中包括有云南人

這事說起來，還與大夏政權一段遠征云南的歷史有關。

天統2年（1364）正月，明玉珍在重慶稱帝。二月，明玉珍為拓寬疆土，派遣部將萬勝帶兵征討云南。萬勝帶領號稱3萬人馬，兵分3路：中路軍由萬勝帶領，從界首（今敘永縣境內）進入；另外兩路由建昌（今西昌市）和寧番（今冕寧縣）進入。

萬勝所向披靡，攻陷中慶城（今昆明市），元梁王與云南行省官員棄城逃奔到威楚（今楚雄市）。萬勝孤軍深入到大理時，遭到大理國與元梁王的聯合抵抗。萬勝接連遭受失敗，最終因孤軍深懸、寡不敵眾而撤退。大夏政權征討云南，宣告一段落。

萬勝出兵的界首，在元朝屬于永寧路管轄，毗鄰烏蒙山區。生活在烏蒙山區的，有云南大理國管轄的彝族烏蒙、亦奚不薛、烏撒等部。大夏政權在今敘永縣東城設立永寧鎮邊都元帥府，與川、滇、黔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極力搞好關系。

當萬勝出征云南途經那一片地區時，得到了當地各部首領的全力配合和支持。糧草自然不在話下，行軍有人帶路，安營有人指點。更為重要的是，還提供了不少兵源。

大夏軍從云南撤回四川，也沒有空手而歸。他們帶回了產自云南的各種戰利品，如大象和良馬。萬勝進入云南打了第一個勝仗后，就派侍中楊源向明玉珍報喜，并把繳獲的大象獻給明玉珍。

這里的大象，不是像我們今天在動物園看到的觀賞性動物，而是用于戰爭的象兵。喜歡玩古代戰爭游戲的人知道，象兵是一種戰斗力巨大的兵種，主要出自少數民族的戰斗部隊。

萬勝把象兵安置在成都。在明朝征討大夏時，大夏左丞相戴壽退守成都，把象兵派上了用場。《明太祖實錄》中記載，當傅友德的軍隊圍困成都并與守城大夏軍隊交戰時，遭受到了象兵的攻擊。

大夏軍隊“以象戴甲士，列于陣前”，雙方交戰，象兵沖入明軍陣營，大象用腳踩踏、用象牙挑捅明軍，大象身上的士兵用長矛刺殺明軍，戰況的慘烈程度，可見一斑。

當戴壽在成都投降明朝時，他統領的“士馬三萬”也一起投誠。那些來自云南少數民族的士卒，當然也不可能拍拍衣服站起來回老家，也被聚集在一起等候發落。畢竟，他們也是大夏軍隊的組成部分。

戴壽蹊蹺死后，作為戴壽舊部的降卒，要么被明朝遣散處置，要么遠徙到異地他鄉。那批云南少數民族士卒，成了以成都為中轉站的二次移民，到了山東。

遷徙到山東的大夏舊部，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是從成都出發的。在川籍移民集中的萊州市、招遠市等地，川籍移民后裔廣為流傳的是，先祖是從成都府鐵碓臼遷來的。這個鐵碓臼，又是怎么回事呢？

成都前衛駐地，就在成都南門附近

在膠東半島的川籍移民后裔中流傳的祖籍地，除四川成都府鐵碓臼外，還有奉節縣鐵碓臼、豐都縣鐵碓臼、南溪縣鐵碓臼、綿竹縣鐵碓臼、隆昌縣鐵碓臼、峨眉縣鐵碓臼等說法。

不難看出，無論是哪個地方，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鐵碓臼。難道那么多個縣都有鐵碓臼這個地名嗎？又那么湊巧，他們都來自各地叫鐵碓臼的地方？從概率學的角度來說，這幾乎不可能。

陳世松教授研究認為，在中國的移民史上，大量移民后裔聲稱祖先來自同一個地方，由此形成了許多講述祖先的故事。

故事中所稱的移民發源地，并不一定是移民的真正祖籍地，大多只是一個重要的移民集合地和出發地。

的確如此，縱觀中國史上幾次著名的大型移民運動，都有一個顯著的地名，如山西洪洞大槐樹、蘇州閶門、江西瓦屑壩、湖北麻城孝感鄉、廣東南雄珠璣巷、福建寧化石壁村等。

因此，這個鐵碓臼也應該是一個山東川籍移民的集合地和出發地。那么，鐵碓臼到底在哪里呢？

清道光《程氏族譜》中說：“我祖宗海于大明之初永樂時，奉旨自四川成都東門里鐵碓臼遷于萊郡掖北，卜居柳林頭。”

萊州市南十里堡鄉地名志記載：“明初，李姓從四川成都府南關鐵碓臼李家遷此建村，取名碓臼李家村。”

招遠市蠶莊鎮地名志記載說：“明洪武年間，王氏祖由四川成都府華陽縣南門外鐵碓臼王家，遷至萊州市西廣兒頭。”

上述3個記載，都說鐵碓臼位于成都府華陽縣（今屬成都錦江區）偏南的一個地方。明初時，在這個地方到底有什么事情發生？《明太祖實錄》中記載，洪武4年九月，明朝在四川境內設置的第一個衛所——成都前衛，就在這里。

成都前衛的具體位置在成都府治南6里，屬于華陽縣境內，處在成都東城偏南、緊鄰南門且與成都東門不遠的地方。到了清初，明朝在成都設置的前中右后4個衛所的公署，都被廢棄。

設在華陽縣的成都前衛公署雖然不復存在了，但建在公署舊址上的前衛街卻一直保存了下來。遺憾的是，隨著城市的發展，前衛街也從成都地圖上消失了。

盡管如此，也沒有說明成都前衛與鐵碓臼有什么直接聯系。從字面上理解，碓臼，就是打米機還沒出現前用來舂米的碓窩，一般都是用石料做成，很少有用鐵做的。

難道說，成都前衛所在地的地名叫鐵碓臼？這種可能性比較小。陳世松教授另辟蹊徑地認為，這得把成都前衛駐地的客觀環境聯系起來解讀。

失去人身自由的大夏政權降卒，被集中關押在一個類似集中營的衛所里，成天所見的，不外乎就是軍營里的物什。軍營里什么東西能給他們造成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心靈震撼呢？

成都府鐵碓臼，真相隱藏在傳說中

答案是：明初軍隊的旌旗。明朝軍隊非常看重旌旗，軍中旌旗名目繁多，旗桿制作也非常講究。

旗桿一般用木頭做成，桿頂用鐵制的槍頭套上去；桿底大多制作成葫蘆形狀，目的是便于插旗。有的旗桿還在底端加套一個鐵制的“槍頭”。這個“槍頭”上大下小，呈圓錐形，很像一個微縮版的碓臼。

用這個“槍頭”的好處是，行軍時，可以把“槍頭”卸下來，便于手拿旗子；扎營時，把“槍頭”套上，方便插在地上。這樣的旗桿，是大夏降卒此前從來沒有見到過的，所以給他們的印象非常深刻。

文化水平不高的他們，根據自身生活經歷，這種鐵“槍頭”很容易讓他們想起老家舂米時用的碓窩（有可能那時不叫碓窩，叫碓臼），所以形象地將其稱為鐵碓臼。甚至有可能私下里就把成都前衛軍營稱為鐵碓臼，就像給人取外號一樣。

那些大夏降卒在成都前衛集中生活一段時間后，被遣發到四面八方，有的到了山東膠東半島。時隔多年后，在山東相對穩定的生活中，他們會時常回憶起在成都前衛軍營中所見到的一切，尤其是軍營中無處不在的軍旗以及那一個個微縮的鐵碓臼般的“槍頭”。

在給后代子孫講述那段過去的歲月時，他們會情不自禁地用鐵碓臼這個通俗而形象的詞語來代指成都前衛所在地。于是，后世子孫在回憶先祖來自何處時，就根據口口相傳下來的說法，說成是來自“四川成都府鐵碓臼”了。

而潛藏在傳說背后的歷史真相，隨著歲月的流逝，反而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了。就像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的“后遺癥”一樣，大家都認為祖先來自湖北麻城孝感鄉。

還有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山東的川籍移民后裔在說祖源地時，都要把鐵碓臼加上去呢？

陳世松的觀點是，在一個眾多移民聚居的社會中，不同地區、不同省籍的移民后裔，受到不同的文化心理積淀的影響，在傳承祖先記憶、講述祖先來歷時，往往會選擇不同的生存策略。

最早進入山東膠東半島的四川移民家族，憑借遷入時間早、較早融入當地社會，因此能率先在各個領域取得成功，在當地社會中享有較高的威望。對他們而言，認同鐵碓臼、認同原鄉四川，就等于承認其社會地位。

所以，對成都府以外的其他州縣的移民后裔來說，把自己的祖籍與成都府華陽縣鐵碓臼掛上鉤，意味著他們對遷入時間最早、數量最多、社會地位最高的移民前輩的附會和認同。

當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的祖先是從成都前衛以外的衛所出發遷徙到膠東半島的，他們因為沒有辦法考證先祖的真正籍貫地而隨大流盲從。就像湖廣填四川中，都跟著說是來自湖北麻城孝感鄉。這是一種記憶上的彼此混淆、互相影響的結果。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黃勇制圖李瀟雪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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