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端牢中國人的飯碗 尋找“黃河糧倉”的年輕種田人

來源：大眾日報

山東省齊河縣與省會濟南一河之隔，是全省糧食生產大縣，素有“黃河糧倉”之稱，已連續13年糧食總產保持在20億斤以上，連續7年獲評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春節前后記者在齊河縣農村采訪，有一個印象十分深刻：在村子里找個年輕人著實不容易。

在城鎮化、工業化的浪潮前，農業勞動力轉移是個必然趨勢。但是要將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農業生產必然需要一定數量的高素質勞動力。“誰來種地”的問題一定要找到一個答案。

48歲“小年輕”種植戶

從濟南出發過黃河西行，當高樓大廈逐漸隱去，大片的田地出現在視野中，齊河縣胡官屯鎮便到了。

在胡官屯鎮的金穗糧食種植專業合作社，記者見到了行政人員李培培。李培培是地地道道的農村姑娘，如今和丈夫打工養家，家里的20畝麥地由公公婆婆種著。“這些地一年下來能掙兩三萬塊錢，指望幾畝地養家不可能。老人主要是看看孩子，順帶著種一點。”

30多公里外，晏城街道大楊村，李娜的經歷也頗為相似。李娜做著道具網的生意，家里的幾畝地也是由婆婆種著。用她的話說，這些地更多是在“給老年人找點事兒做，不指望它掙錢的”。“種菜耽誤的精力多，老人年齡大伺候不了。家里的地都給婆婆種了麥子。種麥子相對省心點，一年忙不了幾天，平時她主要是給看看孩子、照顧照顧家里。”李娜說。

“父母這一輩還種，更多是個念想，不種地心里沒著沒落的。”李培培對記者說，“年輕人可都算賬，一家一戶要把自己的人工算進去，即便國家有補貼，那利潤也很微薄，真是賺不出來。”

今年48歲的大楊村西紅柿種植大戶楊可俊，已經有了孫子孫女，當上了爺爺，但是在種地的人中，他依然是排得上號的“年輕人”。“我從23歲結婚之后就開始種大棚，到現在20多年了。大棚都換了好幾茬了，回頭一看，人沒更新，我還是‘小年輕’。”

金穗糧食種植專業合作社的社員遍布在70個村莊。“除了無人機飛手和少數幾個職員，哪有年輕的？都是五六十歲的。我們這些四十來歲的就是年輕人。”理事長袁本剛告訴記者。

無論是一家一戶的散戶，還是種糧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都在迎接著老齡化的到來，年輕人似乎已經成為農業領域的“奢侈品”。

大楊村葡萄種植大戶楊傳健是全村最年輕的種植戶，37歲，農齡7年。30歲那年，他辭去了司機的工作回村種葡萄。這么多年過去了，回鄉務農的同齡人依然就是他自己。

李培培今年32歲。6年前，為了照顧家庭和孩子，她回到村里，在合作社找了份大部分時間干文員的工作。“咱們這個年齡誰種地啊？我知道的就一個小媳婦在種地，比我小一歲，屬馬。其他的，再年輕的也是40歲出頭了。”李培培在合作社工作了6年，周圍的十里八村她很熟悉。

袁本剛說：“30多歲到40歲之間的，基本沒有一個在家種地的。我們想招聘個年輕人，真的是很難。”

看農業勞動力的構成，1980年似乎成了一道分水嶺，前面的人被留在了田間地頭，后邊的人與土地分離開來。耕作，似乎已經成為了“60后”“70后”的專屬記憶。

“你覺得年輕人為什么不回來？”記者問。

“小青年在外面打工一天好幾百，回來種糧食一年千把塊錢，你種嗎？”晏城街道前甄村書記甄春才的反問把記者問住了。

趁著過年的團聚時刻，記者試圖在晏城街道、胡官屯鎮的幾個村里找些年輕人詢問一二。或許是受“就地過年”影響，臨近年根兒，村里也并不似往年熱鬧，年輕人的身影依舊沒有成批成群。當記者問及這些基本因為過年過節才會返鄉的年輕人是否會考慮回鄉種地時，得到的答復高度一致：不會吧。

“如果你們的孩子決定回村種地，你支持嗎？”記者在采訪中逢人就問，被問者全都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他才不會回來。”

“那你們會勸孩子回來種地嗎？”回答往往是半晌的沉吟——

“農業不好干。投入比較高，但是回報慢，還很可能一輩子翻不過身來。”

“農業風險大，市場一波動真是受不了。去年西紅柿是十塊錢三斤，今年是一塊二一斤，同樣的付出，產出差別大了。”

“一下地就嫌扎腳，連自家的地在哪里都說不清，這怎么種。”

……

繞不開的規模化經營

雨水節氣，萬物萌動。驅車穿行在齊河縣，曠野之上，返青的麥田、剛剛耕過的土地、白色的大棚次第閃過車窗。如今，田地的“邊界”正在逐漸打破。

最早為人們接受的是土地“內部流轉”，楊可俊現在種著的幾塊地就是這么來的。楊可俊的兄弟和叔叔外出務工，家里的地沒人照料，于是便交給楊可俊打理。“這種情況很多，人不在村里了，又不想讓地荒了，地就給親戚或者鄰居種著。”

種不動、不愿種、沒法種，農村老齡化在加劇，能種得動地的親戚、鄰居越來越少。漸漸的，種糧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等規模化種植方式應運而生。

為了讓土地成方連片，前甄村2018年組織了一次調地。“把愿意入社戶的地調在一起，不愿意入社戶的地調在一起。村里有290多戶人家2700多畝地，當時就有很多人不想自己種了，第一波就有100來戶500來畝地入合作社托管了。”甄春才介紹。

前甄村村民入的社是鄉土豐利農機服務專業合作社。從前甄村的500畝地起步，現在合作社在多個村里種植著2000多畝地，還以半托管的形式管理著6000多畝地。“這幾年越來越多的人找來想要入社，有些地塊離我們自己的地很遠，我們沒法收。現在種地的人在變老，年輕人又不種，不入社的話真是很難辦。”合作社理事長甄利軍認為。

對于土地這種從零到整的變化，和土地、農民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大楊村黨支部書記楊江林感受更深刻。大楊村位于城鄉接合部，靠近齊河縣城，離省會濟南也近，區位優勢明顯。村里共有1499畝地，2014年開始流轉。“剛開始能接受流轉的人少，包括現在總的來看流轉的地還是少，個人種個人的這種情況還有1000多畝，但這個情況肯定會變。現在還能勉強種得動的，再過幾年真就沒人種了。而且用老辦法種地根本不行了，投入大，產出小，生產銷售都跟不上。規模化種植這是個必然趨勢，現在正在磨合期。”

目前僅僅在齊河，全縣累計培育50畝以上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1630家，發展專業服務公司、農機合作社等經營性服務組織486家，糧食生產綜合托管率達到80%以上。

“現在越來越多老百姓愿意入社了，但是有些地我們還真要不了，有些也真是不敢要。”甄利軍告訴記者。

甄利軍坦言，土地價格太高，用不起地的問題在近年來逐漸凸顯。在甄利軍看來，發展土地規模化經營，先是花費幾年工夫破除老百姓心理上的障礙，讓大家接受規模化經營的形式，然后緊接著開始遭遇產出不穩定和老百姓對土地收益高預期的沖突。“農戶想讓地價盡可能高，但合作社得算成本。農戶的心理預期合作社根本掙不出來，這就沒法推進了。我從2017年開始逐漸發現，土地太貴正在制約著合作社的發展。”

甄利軍提出“適度調地”的概念。“年齡大的、外出打工沒有時間的、不愿意種地的人，他們對土地收益的預期低，把他們的地調整在一起，規模化種植；愿意種的人對土地收益的預期高，他們繼續自己種。這樣農戶能滿意，合作社也能承受。有些地方已經采用了這些辦法，效果還是很不錯的。”

合作社遇到的土地問題不只是這些。為了增加土地收益，不少合作社都在探索三產融合的路子，農產品深加工幾乎就成了必經之路。深加工首先要解決的是建設用地問題。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在建設用地指標的爭奪中，農業項目的競爭力相較工業項目弱很多。“農業納稅不行，競爭不過工業項目，希望政府能給一些扶持。”袁本剛說。

智慧化是另一條解題思路

立春那天，甄利軍正忙著給合作社位于前甄村的500畝地澆水。平整寬闊的土地上，噴灌機甩出70米的“水袖”。春節一過，他就要在這片土地上播種藜麥。去年，齊河加大農業種植結構調整力度，推進藜麥規模化種植，這其中就有甄利軍的500畝試驗田。“這么些地靠人澆地得澆到什么時候？靠這些大型機械，一天就能完成80到100畝地的作業。”

正月初七，甄利軍的藜麥播種拉開大幕，施肥、旋耕、播種同時進行。借助新一代的播種機，兩天工夫，播種工作全部完成。“種藜麥是個技術活，不是傳統播種能實現的，得借助智能化的設備。”甄利軍告訴記者，“藜麥的種子跟小米似的，一開始就吐一點小芽，很弱很弱，也就比頭發絲兒稍粗一點，要是種得稍微深一點就拱不出來，這就對苗床、對播種機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逼著你必須提高精細化、智慧化水平。”晏城街道在去年成功耕種500畝藜麥的基礎上持續發力，依托鄉土豐利農機服務專業合作社的力量，秋天又在河口閆村流轉土地，今年藜麥種植基地面積可確保在1500畝以上。

在金穗糧食種植專業合作社，幫村民們打藥是合作社的熱門服務之一。“人工打藥一天也就打20來畝地，現在無人機打藥，大疆的T20、T30無人機一架一天平均作業1000畝。我們胡官屯鎮總共不到10萬畝地，無人機打藥的話幾天就能完成。而且人工打藥，基本年年都有人中毒、作物中毒的，用藥量不當、技術性上把握不住，都容易引起中毒，用無人機打，用量精確還安全。這就是機械化、智能化生產的效益。”袁本剛說。

誰都能看出智能化、數字化是個風向所在，但是真的想站上風口卻并不容易。在數字化改造的資源爭奪戰中，僧多粥少的現象在加劇。

“就比如我們去年買了七八架植保無人機，但是走不上補貼。我了解到全市針對無人機的補貼也就夠補20來架的，還不夠我們一個縣用。”袁本剛說，有些先進的新設備價格比較貴，如果國家有相應的補貼，合作社乃至農戶們會更容易接受、采用新技術。

“現在不是說沒有優惠政策，是我們有時候很難切實享受到。比如有時候買的設備，沒有針對這一塊的資金，有的時候是報上去了，等錢等太久。”甄利軍說。

“可否把補貼和糧食產量掛鉤？不管你請了什么專家、買了什么機械，都是為了服務于糧食。以糧食產量定補貼，這樣可以大大減少不必要的中間環節，能引導大家把注意力真正放在產量上。”甄利軍說。

年輕的“逆行者”

在勞動力外流的大潮中，楊傳健無疑是一名“逆行者”。

與眾多喜歡往外走的年輕人一樣，30歲之前，楊傳健曾外出打工，給蔬菜商販做過很長一段時間司機，方圓400公里他基本跑遍了。7年前看中了葡萄市場，他選擇回鄉務農。

“我當時是邊開車邊看行情。2013年那會兒，光齊河縣城這一個地方一天能銷售多少葡萄？一輛車5000斤葡萄，一天能銷售12車，就是6萬斤。這是光縣城啊，市場多大啊？”終于，在考察了三年葡萄市場之后，2014年，這個沒種過地的“農二代”回到村里。

很快18畝葡萄種了起來，葡萄一收獲就迎來了大賣。去年，楊傳健和父母經營的葡萄棚純盈利21萬元。

全職種地需要多方考慮，而多種形式的“兼職農民”，則為農村吸引年輕人、留住年輕人提供了一條解題思路。

正月初八，袁本剛帶領合作社員工來到地里查看小麥苗情和土壤墑情，研究春季田間管理措施。“這片地是去年冬天我們澆了越冬水的，墑情比較好，長勢也比較好。根據這個實際情況，我們把施肥和澆水的情況往后推遲。”下這個結論，袁本剛靠的不只是自己的耕種經驗，還有今年新引進的四名專業技術人員的綜合研判。

記者注意到，相較“專職農民”隊伍中年輕人的難得一見，在技術員、無人機飛手、農機司機等專業技術崗位上，年輕人逐漸成為活躍群體。農業生產正向著環環相扣的鏈條模式演進，分段負責、專司其職的耕作方式正在逐步取代傳統農業的全鏈條勞作。

甄利軍告訴記者，鄉土豐利農機服務專業合作社有員工七八十人，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是“全職”的。“大部分是自由活動的，農忙的時候會找他們來干活。播種的人管播種，打藥的人管打藥，你讓播種的人去打藥他也不會，大家各司其職。農機手們依靠我們，我們也依靠他們，大家彼此都比較喜歡這種用工方式。”

袁本剛的感受也非常相似。正月十六一早，他剛“面試”了一個志愿加入無人機飛手隊伍的小伙子。“他平時打工做電焊，想著農忙的時候回來做無人機飛手打藥。農業季節性很強，農忙的時間相對集中。如果大家全職待在家里那賺不出來，全職在合作社干我們也養不起，現在這種季節性用工是目前摸索出來的最好的方式。”

這條農業“流水線”，根據農時階段性務農、時薪性價比高、專業技術要求高等特性，正吸引著大量年輕人以“兼職農民”的身份回歸土地。（指導老師　周學澤）（陳曉婉）（完）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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