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明代山東運河沿岸的“水次倉”

來源：齊魯晚報

原標題：明代山東運河沿岸的“水次倉”

來源：齊魯晚報

古人說“糧倉滿,天下安”,就是說,豐收后總是不忘先存滿糧倉,以防荒年。因此,中國古代建設了大批官倉、義倉等。

在各種糧倉中,有一種比較特殊的叫作水次倉。水次倉是建在水邊或碼頭邊上的糧倉。明代運河山東段沿岸就建了多處水次倉,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濟寧倉、德州倉、臨清倉等。水次倉還是漕糧的重要中轉地。

□劉永加

在河流沿岸

建設的糧倉

水次倉又稱中轉倉、轉輸倉,其主要功能是存儲、轉運漕糧,同時還兼具豐歉賑濟等功能。

早在秦漢時期,朝廷每年通過黃河等河道由山東、河南轉運大批糧食供應京師,于是有了漕運制度。其后,水次倉得到進一步發展,至明代達到鼎盛。

隋唐時期,都城建在北方,而經濟重心和重要糧食產地卻在江南,就開始形成南漕北運的格局,到了北宋也是如此。

元代建都北京后,原來的運道已經不能適應需求,就在山東境內開鑿會通河,以通漕運。明清兩代都很注重保障會通河的暢通,每年有數百萬擔糧食由此運往京城。

由此可見,漕運對朝廷來說是多么重要,山東作為南漕北運主要通道,朝廷在此建立了征收、運輸、儲存漕糧的機構,尤其是建設了一些重要的水次倉。

明代永樂十九年,朱棣遷都北京后,糧食的供給需求更加迫切。據《明會典》記載:“國朝自永樂定都于北,軍國之需,皆仰給東南”,發展漕運為當時的大計。

山東由于地處京畿要道,是漕運必經之地。但是,當時山東境內的會通河,由于元末戰爭破壞及黃河淤塞,運道無法暢通。為疏通會通河,早在明代永樂九年,朝廷就開始開展疏浚工程,由工部尚書宋禮總領其事,征發濟南、青州、兗州、東昌、登州、萊州民夫16萬人,徐州、應天、鎮江等府民丁、軍卒十余萬。花了半年時間,疏通了從濟寧到臨清的385里會通河道。疏通后的會通河“深一丈三尺,廣三丈二尺”,同時從濟寧到臨清建設了15座閘,以節制水源,保持運道通暢無阻。山東運河的通航能力大大加強,每年通過漕船上萬艘,漕糧數百萬石。

當時,朝廷在六個省征收漕糧,其中,南直隸(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廣(今湖南、湖北)的糧食稱“南糧”,山東、河南二省的稱為“北糧”。南糧主要征收粳米、糯米,北糧則征收麥豆、粟米。據《明會典》載,各地在交漕糧之前,要在當地揀選“干圓潔凈”者為樣米,交戶部驗收后,轉發至各地糧倉,糧戶將所交糧食與樣米“比對相同,方許交納”。

為便于漕糧存儲與轉運,明代在運河沿岸線修建了多處水次倉,“迨會通河成,始設倉于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其中山東運河沿岸著名的水次倉有臨清倉、德州倉和濟寧倉。

成為漕糧

重要中轉地

臨清位于會通河最北端,北連德州、南接聊城,是運河重鎮。早在明太祖洪武三年,就設臨清、臨濠二倉以供轉運。洪武二十四年在此儲糧達十六萬石,以供給訓練騎兵。

臨清水次倉開始時叫廣積倉,有敖七十二座,房七百二十間。永樂年間則設廣積分敖十座,共一百間,這時才開始設倉并叫臨清倉。據《臨清州志》記載,臨清水次倉“曰廣積、曰臨清,廒八十一連,連十間,曰常盈廒二百間。”

臨清建水次倉后,成為“漕挽之咽喉,舟車水陸之沖”。據記載,永樂十三年,“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

明中期以后,臨清建有三座水次倉,即廣積倉、臨清倉,俗稱大倉,“寄留備緩急之虞,補缺夠京通之數,時給續挽牽之食”,是儲存北運漕糧的糧倉；還有常盈倉,俗稱小倉,“乃有司衛所官吏軍旗暨養濟月糧米也”,是供應地方官吏月俸的糧倉。景泰初年,臨清筑成磚城,三座糧倉均在城內,大約占了全城四分之一的面積。

文獻上記載了臨清倉的建筑結構與布局。永樂十三年,朝廷在臨清城西北角設戶部督餉,分司管理臨清倉。臨清倉三倉相連,建于運河東岸。倉院內由10間庫房連在一起,稱為“一連”。大倉共有81連,小倉也有20連。每連都有編號,以博、厚、高、明、悠、久、智、仁、圣、義、中、和等為名。

明宣宗宣德四年,朝廷曾令應天、常州、鎮江、淮安、揚州、鳳陽、太州、滁州、和州、徐州民眾運糧二百二十萬石到臨清倉,然后由官軍接送北京、通州。這種由各地民眾運送漕糧到水次倉,然后由官軍到各水次倉支糧運往京師的辦法稱為“支運法”。由于宣德年間臨清倉需要存儲的糧食很多,所以“益增修京、通、淮、徐等倉,拓臨清倉度可容三百萬石”。當時全國每年經運河北上的漕糧總數才有四百萬石,而臨清一倉儲糧就達三百萬石,可見臨清倉規模有多龐大。

德州歷史悠久,漢代稱平原郡,隋置德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德州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歷代因軍事方面的需要,都會在此設倉存糧。金太宗天會七年建設的將陵倉,就是為了便于把通過運河運來的河南漕糧儲存。元世祖至元三年將陵倉改名為陵州倉,元廷在此設鹽支納、大使、副使等管理倉務。會通河開鑿后,陵州倉儲糧規模進一步擴大,成為元代重要的漕糧中轉站。

明朝建立后,因德州位于南北通衢之處,其政治、經濟、軍事地位進一步提高。明洪武九年設德州衛,為更好地保護德州倉糧,建文帝元年,都督韓觀在衛城北又筑十二連城,以護衛北廠倉廒。由于這時京杭運河尚未全線貫通,永樂五年,朝廷命山東布政司,量起車夫,將濟南府并濟寧州倉糧運送德州倉,候衛河船接運。《明會典》記載,永樂九年會通河疏浚后,朝廷沿大運河設立天津、德州、臨清、徐州、淮安五大水次倉,轉運東南漕糧。

德州水次倉又稱廣積倉,是在舊陵州倉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同時設立的還有被稱為常豐倉的預備倉,水次倉由戶部分司管轄,常豐倉由分司通轄。德州倉在永樂年間主要接納來自淮、徐、臨等水次倉轉運的漕糧,然后由山東、河南兩地衛所軍隊運送到通州。宣德四年,“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后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這一時期每年通過德州水次倉轉運的漕糧達三四百萬石。

永樂十二年,朝廷采納陳瑄的建議,“蘇州等處及徐、兗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就是說,會通河全線貫通后,濟寧也建起了大型水次糧倉,成為重要的漕糧中轉地。

收糧、出糧

由御史監督

為了加強對山東運河沿線水次倉的管理,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一系列管理機構。明代永樂年間在臨清設戶部督儲分司,督理倉務,后在臨清和德州,或派戶部主事出任“監倉”,或由戶部員外郎出任督理倉儲。自宣德至正德,共有79人擔任過臨清監倉,其中包括戶部主事61人,員外郎9人。

水次倉的工作人員設有“大使”和“副使”,另外還有勞役性人員“攢典”“斗級”“修倉夫”等。“大使”為一員或兩員,“副使”為二到四員。“大使”主要管理水次倉的日常運作,“攢典”設數名,掌管漕糧的接納和輸出,“斗級”設有數十名,負責糧食的日常晾曬和存儲,“修倉夫”設有上百名,負責糧倉的維護和修理。德州水次倉戶部分司最早設于永樂年間,第一任監督為主事王浚。

為防止監倉官員久任專權,監倉官員開始時三年一代,后改為每年一代,成為定制。為加強對水次倉的管理,明代正統十年朝廷賦予京通倉場侍郎“兼提督臨清、徐州、淮安等處倉糧”的權力,水次倉收糧或出糧則由御史監督。

盡管水次倉管理制度周密,但后期還是出現了太監監倉,導致違法亂紀、貪污受賄、擾亂倉務等嚴重問題。大約在明代宣德年間,太監開始到倉儲部門任職,而且人數越來越多,到正德年間竟然達到數十人。由于德州、臨清水次倉距京師較近,所以深受其害。成化年間戶部主事王蹯督臨清倉時,看到監倉太監違法亂紀、無惡不作,并且禍害波及倉儲周圍的郡縣,王蹯堅持嚴格執法,一個月就抓捕到禍害倉務的胥吏二十多人。到宋明督臨清倉時,監倉太監仍然為所欲為,宋明依法對監倉太監進行了懲處。針對此現象,朝廷內大量官員紛紛上書,彈劾太監監倉弊端,到了嘉靖十四年,又因監倉中官王奉、季慎相互揭發對方的貪瀆,朝廷才最終撤銷了太監監倉這一任命。

最初,這些水次倉是由戶部督餉分司管轄,分司并不直接對倉務進行管理,而是由地方代管,后因“軍橫難制”,倉務才收歸戶部官員直接管理。

由于臨清、德州水次倉擔負著四百萬漕糧轉輸的重任,所以朝廷對倉儲官員的選擇非常重視,出現了一批勤政、廉潔的官員。天順年間進士陶璽任戶部員外郎,督德州倉儲時就以廉政而著名；成化年間蒲縣人曹鼎的父親任德州倉大使,在任上去世,因其為官廉潔,甚至無錢埋葬,曹鼎只得拉車載著父親的棺柩歸葬故里。而周蹟山“督德州倉儲,后榷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這些廉政監倉官員有力地保證了臨清、德州等水次倉的正常運行。

為了防止水次倉官員徇私舞弊,明代朝廷還不定期派出巡察組,分別進行巡視監督檢查,“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衛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內倉即京倉、外倉即水次倉。發現貪污現象直接上報朝廷刑部,予以懲處。

救濟賑災

平抑糧價

明代山東運河沿岸的水次倉不僅起到調節糧食余缺、滿足京城供應的作用,同時還具有救濟賑災的功能。

在明代,每當發生災荒,朝廷會采取降低物價、發谷賑災、修建公共工程、豁免稅糧等措施,來安置救濟災民。水次倉存儲的漕糧一般是不允許挪作他用,但在賑災到了極度危急的情況下,是可以動用水次倉的糧食。

明憲宗成化九年,給事中鄧山奏:“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今德州、臨清、天津水次三倉,去歲等減改兌運糧多,宜借撥三十萬石。”明孝宗弘治六年五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白昂上奏:“山東一方甚旱,請于今歲漕運糧內借四十萬石以賑之”,戶部議處后,認為“國朝漕運之規,以歲漕四百萬石為定數,蓋計一歲所漕之人,僅是充京師一歲之用,今歲豈敢以江南漕米借給山東乎。況前次所以借給山東者多矣,若猶不足,請即德州、臨清水次二倉發米麥十余萬石減價糶之,則米價自平,民艱亦漸可濟也。”

由此可見,水次倉存儲漕糧管理很嚴格,這次賑災,朝廷僅僅允許發放十余萬石低價糧來平抑市場糧價,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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