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黨的光輝歷史中看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來源：檢察日報

“少捕慎訴慎押”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司法人員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它不僅來自長期的司法實踐，來自新時代輕罪為主的犯罪結構重大變化，更是中國共產黨長年艱苦探索淬煉出來的。

比如“凡是可捕可不捕的，都要堅決不捕”這句話的出處在哪里？在日常工作中，很多同志認為源自“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其實，這句話最早出自1962年初，毛澤東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同志在會議上一共講了六點意見，最后一個意見是“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在這個部分，毛澤東同志特別指出，“有一個捕人、殺人的問題，我還想講一下”，“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殺可不殺的，都要堅決不捕、不殺”。最后強調“人要少捕、少殺”。其實，認真學習黨史就會發現，這并不是毛澤東同志首次強調“少捕少殺”的問題，也不是單純從刑事司法角度要求“少捕少殺”。眾所周知，統一戰線是我黨的一大法寶。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什么是政治？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正是為了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支持，從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角度，從厚植黨的執政基礎角度，從講政治的角度提出的司法要求。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把堅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列入2021年工作要點，表明“少捕慎訴慎押”從司法理念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把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強調的“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實好；不同司法機關如何在各自履職中形成理念上的共識；對社會大眾而言，如何看待這“歷史性的一躍”，進而給予最大的理解、寬容與支持，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黨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回顧追尋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刑事政策和理念，有助于明其理——深刻領悟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歷史合理性與必然性；有助于增其信——增強對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信仰、信念、信心；有助于崇其德——以對黨忠誠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嚴于律己的品德抓好貫徹落實；有助于力其行——以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行動力去落實好這一政策。

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共進行了28年，這一時期，是黨不斷發展壯大并最終取得勝利的時期，也是刑事司法政策和理念逐漸發展、完善的時期。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公布的很多刑事司法政策，迄今為止仍然是打擊犯罪、保護人權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當前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在內的不少法律的基本原則。例如，1929年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的“古田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規定不準刑訊逼供、堅決廢止肉刑。

1931年12月1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六號——處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機關的暫行程序》明確規定，“在審訊方法上，為徹底肅清反革命組織及正確地判決反革命案件，必須堅決廢除肉刑，而采取搜集確實證據及各種有效方法”……這些規定盡管比較簡單，但總體上體現了“權力制約”“保障上訴權”“禁止刑訊逼供”“用證據說話”的基本法治思維，有助于克制濫捕濫訴濫押的沖動。

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關于刑事政策較為集中的表述，體現在毛澤東同志1940年12月所作的《論政策》一文。其中“鋤奸政策”中提到，“決不可多殺人，決不可牽涉到任何無辜的分子。對于反動派中的動搖分子和脅從分子，應有寬大的處理。對任何犯人，應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過上級批準的人以外，應一律采取釋放的政策。”“惟有實行上述各項策略原則和具體政策，才能堅持抗日，發展統一戰線，獲得全國人民的同情，爭取時局好轉”。即使是在政治斗爭形勢十分嚴峻的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同志也多次指示過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

在毛澤東同志上述政策指引下，從1940年開始，山東、陜甘寧、冀魯豫、晉西北等解放區紛紛實施人權保障立法，其中《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規定，人民因犯罪被捕拘禁，執行機關應在24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但逮捕時必須持逮捕狀。凡判處死刑者，必須經主任公署批準后執行。這些規定完全符合現代法治和人權保障理念。

在解放戰爭初期，我黨與國民黨兵力對比差距懸殊。如果在敵我斗爭中，堅持消滅每一個敵人，必然會增加勝利的難度。為分化瓦解國民黨軍隊，最大限度爭取團結，我黨在千里挺進大別山之后、全國性戰略進攻之前的1947年10月10日，由毛澤東同志執筆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指出，“本軍對于蔣方人員，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別對待的方針。這就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

分別對待的刑事政策，在新中國成立后也得到延續。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實行鎮壓與寬大的政策，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不可偏廢。”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都貫徹了這一政策思想。1951年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提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為了使“慎用死刑”的思想落到實處，毛澤東同志還提出了嚴格的死刑審批復核程序和死刑緩刑的思想。

改革開放之后，少捕慎押的理念逐步細化并進入到立法程序之中。1979年2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條例》。同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認真執行逮捕拘留條例的通知》，就規范做好審查批捕工作提出明確要求。5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向中共中央報告，特別指出：“各級人民檢察院在批捕工作中，必須堅持毛主席關于捕人要少和可捕可不捕的堅決不捕的重要指示，對批準逮捕的人犯，必須按照逮捕拘留條例規定的‘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有逮捕必要’三個條件，嚴格掌握。”6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條例》奠定了我國逮捕制度“證據標準”“刑罰標準”和“必要性標準”的法律基礎，進一步明確和規范了檢察機關審查逮捕職能。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及后來的幾次刑事補充立法，總結歷史經驗，全面集中地體現了懲辦與寬大的政策。

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歷史經驗，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發言一樣，“少捕少殺”刑事政策一直是我黨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爭取最大多數人的支持，厚植黨的執政基礎。在黨的百年發展史上，無論是土地革命時期、延安整風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凡是重視“少捕少殺”刑事政策的階段，往往是黨領導人民進行各項事業取得更大成績的時期，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相對較快，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較高；沒有執行好“少捕少殺”刑事政策時，就容易出現打擊擴大化現象，黨的各項工作就會遭受挫折，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停滯甚至倒退，導致社會動蕩，國亂民怨。戰爭年代如此，和平時期也是如此。由此可見，好的刑事政策在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對于維護國家的穩定秩序發揮了巨大作用。

從更為廣闊的視野來看，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僅是我黨的優良傳統和歷史經驗，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內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中華法系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優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們傳承”。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就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的具體體現，就是對天下無訟、以和為貴價值理念的追求。進入新時代，堅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僅是繼承和發揚我黨歷史經驗、吸收中華法系精神智慧的需要，也有著更為現實的順應刑事犯罪生態變化的需要。比如，據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近20年來，我國檢察機關起訴嚴重暴力犯罪人數從1999年16.2萬人下降到2019年的6萬人，占比從19.6%下降至2.7%。與之相對應，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數占比從1999年的約54.6%上升至約78.7%，特別是最高刑只有拘役的醉駕案件，占比達到近20%。正如有學者所言，在重罪比例下降、輕罪比例迅速增加、社會危險性較小的行政犯占多數的形勢下，逮捕羈押作為最嚴厲的強制措施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是勢所必然，確立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正當其時。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堅持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意味著把更多的犯罪嫌疑人“放出來”，會不會導致社會治安的失序和轉惡呢？其實，作為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一項具體政策，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只是對多數輕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慎用逮捕、羈押、追訴，而對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嚴重暴力犯罪、涉黑涉惡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須依法從嚴追訴、從重打擊。而且，其避免了逮捕泛化可能引發的對抗，防止本為輕罪的犯罪嫌疑人在監管場所“交叉感染”，也有利于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以江蘇省蘇州市為例，在刑事案件總量占全省近五分之一、外來人口犯罪比例超70%的情況下，審前羈押率雖然從2007年的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犯罪嫌疑人的再犯率和公安機關的復議率都非常低，社會治安也在逐步向好。

鑒往知來，向史而新。當站在更加深邃的歷史維度，對我黨歷史上的少捕慎刑實踐認真梳理時，我們就會越發明白，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團結最大多數人，是我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重要經驗。在解放戰爭的全面戰略進攻時期，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鎮壓反革命的時期，即使是敵我矛盾，我們都堅持分別對待、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等刑事政策，團結了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在當前絕大多數犯罪都是人民內部矛盾的情況下，我們更有理由堅持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進入新時代，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是時代的召喚、歷史的選擇。人民群眾期待的盛世，也必然是一個法治昌明、良法善治的社會，是一個犯罪率低且和諧有序的社會。站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起點上，從百年黨史中汲取智慧、經歷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洗禮的檢察人，當使命在心、責任在肩，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與有關部門一道，勠力同心、攻堅克難，從“講政治”的高度，扎扎實實做好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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