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黃伯榮先生與《現代漢語》教材

來源：光明日報

【光明書話】

黃伯榮和廖序東兩位先生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現代漢語》教材（以下簡稱“教材”）的編寫上?！敖滩摹背霭?0多年來，培養了千千萬萬學子。去年正逢黃先生誕辰100周年，“教材”已出版了修訂六版。為實現黃廖先生遺愿，還同時出版了“教材”精簡本。至此，“教材”一共發行了1000多萬冊。

我認識黃伯榮先生始于1954年，當時我在北大中文系學習，黃先生隨王力先生從中山大學院系調整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我畢業時，黃先生隨同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中文系的楊伯峻先生等支援蘭州大學，離開了北大。

“文革”結束后，大學復課招收新生，大家感到需要編寫新的現代漢語教材，各?；驇讉€學校聯合紛紛自編教材。在此情況下，教育部倡導聯合各校力量編出高質量的教材。黃伯榮、廖序東和張靜、劉世儒等先生發起眾多高校來共同編教材，我有幸參加黃伯榮和廖序東先生牽頭的編寫組。

追隨黃廖先生幾十年編教材，除自己得到很大的提高外，我也深深體會到黃廖先生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優良品德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冬F代漢語》教材之所以獲得多種榮譽和獎勵，成為學習現代漢語大部分師生采用的教本，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支過硬的編寫隊伍

要編出一部優質教材，單靠個人力量是很困難的。無論從能力和經驗以及知識看，一個有奮斗精神的集體肯定是編好教材的重要條件。在開編籌備時，黃先生就力主邀請盡可能多的人，組成一支編寫隊伍。只要從事過漢語教學，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經驗的同志，都可以參加，既沒有門派，更沒有與編教材無關的限制條件。

為了更好地發揮隊伍作用，還根據各人的專長和愛好，分別參加不同章節的編寫。大家都有動手的機會，也有互相切磋的氛圍，最后選取寫得不錯的稿子，再反復修改、博采眾長，結集成試用本。在試用基礎上又進行修訂，成為1980年教育部組織的全國20多位知名專家的審訂稿，最后才出版正式教本。

黃先生和廖先生作為主編，他們善于虛心聽取不同的意見。往往一些重要的問題，都要提到編寫會議上討論，如語音部分是否要講音位問題，怎么講，語法部分如何吸收三個平面的知識，怎么安排讓它融入教材，等等。有時爭論不決，但黃廖先生從不把他們的意見強加于人。黃先生對有些問題甚至采取投票的辦法，用“吾從眾”的方式統一意見，決不搞一言堂。

全身心投入教材編寫

一件事情成功與否，同干事的人，特別是領導者全身心投入和嚴肅認真的態度密切相關?！敖滩摹敝允艿胶迷u，取得成功，同黃伯榮先生全力以赴，兢兢業業的工作精神分不開。

黃廖先生一直從事現代漢語教學，他們不僅有深厚的理論修養，自己也從事過教材的編寫。所以擬定的編寫方針很明確，“教材”就是教材，同學術著作不同，同個人的著作可以張揚個性更不同。它必須要學生好學，教師好教，能解決語用中的實際問題。這就要充分考慮學生傳統教學中的漢語知識基礎，知識要力求平實穩妥、實用，術語名詞和分析方法盡量與中學原有知識體系銜接，才便于大家接受。

要編好教材，了解使用情況，培養提高教師的水平和正確發揮教材的作用，一種很好的辦法就是，組織使用教材的教師和有關專家及編者，共同召開教材的培訓和研討會。這樣的會黃先生幾乎每年假期都要召集，不僅他和專家親自講課，還讓大家就教學中遇到的重要問題開展討論，以提高廣大使用教材的師資水平，也讓編者感受教學第一線的實際，為教材修訂準備條件。所以凡參加的人都有收獲，都感到滿意，自然也提高了教材的知名度，擴大了使用量。

發揮教材社會效益

1980年7月21日到8月3日在青島，教育部組織呂叔湘、周祖謨、張斌、張志公、朱星等全國20多位著名專家審讀教材后，正式出版發行量與日俱增。但黃先生考慮這是全國的通用教材，在地方出版社出版發行會受到局限，所以決定到北京找出版社出版。當時我正主持語文出版社工作，黃先生希望由語文出版社出版。我問與甘肅人民社商量沒有，黃先生說甘肅方面極力留住“教材”在蘭州出版。我考慮到甘肅人民社在當年教材編寫以及后續出版方面都給予了大力支持，應適當考慮他們的要求。黃先生從“教材”今后發展考慮，態度堅決。他專程來北京，住在我們單位招待所，專門同我商議教材出版事宜。我們反復討論，語文出版社雖可以名正言順出版這部發行量很大的“教材”，但語文社畢竟不是出版教材的專業出版社，不一定能把這件事辦好。于是，我提出和黃先生去高教社談談再作決定。先生從高教社回來很高興，我們提的條件高教社都同意了?！敖滩摹庇筛呓躺绯霭婧?，果然影響力和發行量大增。

隨著形勢發展和教改的深入，用教材的學生也從本科到專科，從中文擴大到其他如新聞、文秘等專業。不同學校和不同專業規定的學時也有很大差異。于是不少學校提出，能不能請黃廖教材編者再編一本精簡本，便于本科之外的其他專業學生使用?？梢愿嫖肯壬氖?，黃廖本教材的精簡本，經大家努力，前年正式出版了。

精誠合作編教材

主編是教材編寫的主心骨和把關定向的領導者，“教材”能順利編寫成功，兩位主編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親密無間的合作，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黃伯榮和廖序東先生合作共事的精神，就特別值得我們今天學習和發揚。

黃先生是一位不拘小節而大大咧咧的人，在學術上他能堅持自己的主見，在學術研究中思想十分細密周嚴，但在為人處世中一般不計較小事。廖序東先生德高望重，是一位與世無爭的長者。兩位主編都待人親切隨和，事事與人平等協商，有謙謙君子之風。這就形成了他們在長期的教材編寫中，真誠合作、互敬互諒的風格，給廣大編者樹立了團結合作的榜樣。

我和兩位主編零距離接觸，始于1980年。當時要修訂試用本，為教育部7月在青島召開專家審稿會做準備。黃先生召集吳天惠、胡安良和我三人到蘭州，同蘭大中文系一些同志一起工作。黃廖兩位主編已就試用本中發現的問題梳理出一份清單，我們去了先參加對這些問題的修訂討論，主編定出修訂的原則和具體的要求，我們分頭進行落實，然后送主編審訂。我親身感到，討論時雖由兩位主編主持，但廖先生一般請黃先生做主，他們互相很敬重、客氣。大家通過兩位先生的言行，學到了在學術上如何發揚民主，充分聽取不同的意見，在工作中如何關心晚輩，幫助他們提高水平增長才干。我想，真正的大學者和好老師，大概也就是這樣吧！

（作者：李行健，系黃廖本教材領導小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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