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出土文獻中的古人名號新發現

來源：光明日報

人物名號是歷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課題。古今學者在姓名學、歷史學、語文學等多個角度都進行過深入探索。明人陳士元《名疑》、清人梁玉繩《古今人表考》、當代吉常宏、吉發涵《古人名字解詁》是其中的代表作。然過去的研究或總結，往往只借助傳世古書。新世紀以來，戰國、秦漢簡帛文獻層出不窮，格外引人注目，拓寬了我們的視野，給人物名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近年公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中，有一些篇目如《楚居》《系年》《良臣》包含頗多古人名號。這些名號或未見于古書，或雖然見于古書但書寫形式不同。與傳世文獻形成的異文，不僅有利于從語文學角度探索通假、異體、正誤等問題，還能夠進一步深入到歷史文化層面。若將視線擴大到戰國秦漢出土材料，并結合傳世古書，對其中的人物名號進行文字、文獻、文化等方面的探索，就能夠獲得很多新的認知。

人物新名號與名號書寫的新形式

出土文獻中有不少不見于傳世古書的稱呼或書寫形式。女媧，戰國楚帛書稱“女填”（有學者指出“填”通假為“真”，真人之義，清華楚簡《湯在啻門》即有神名“地真”）；太公望，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稱“呂牙”；黃帝稱“皇后”、商湯稱“湯后”、周公旦稱“周公叔旦”、召公稱“召公保奭”、楚簡王稱“簡大王”。這些都是傳世文獻未見的稱呼，能夠提供人名構成方面新的討論空間，比如姜太公名號中“牙、望、尚”的關系，楚簡大王的“簡、大”是否為雙字謚。

蚩尤，上博楚簡《鬼神之明》作“蚩蚘”，馬王堆帛書作“之尤”“蚩又”等；古帝顓頊，上博楚簡《武王踐阼》作“端琂”，馬王堆帛書作“諯玉、端玉、湍玉”；相馬之造父，郭店楚簡《尊德義》作“戚父”，銀雀山漢簡《唐勒》作“就父”；孔子字仲尼，銀雀山漢簡《晏子》作“仲泥”。這些是以音相通而傳世文獻未見的書寫形式。它們一方面有助于重新闡釋得名由來，另一方面也能夠校正古書中存在的訛誤。

名號由來的新解釋

古人取名的原則，見于《左傳·桓公六年》：“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其中的“象”，即以相似之物來命名。利用出土文獻中新用字，能夠解釋以往未能說明白的得名緣由。

商王武丁時的重臣傅說，于“傅巖”之中被發現并舉用，因而姓“傅”。但何以名“說”，由于典籍缺乏記述，歷來討論者極少。偽古文《書·說命上》孔穎達《正義》引皇甫謐的說法是“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這顯然是無根據的推測，《正義》并不信從這種說法，認為“其言非實事也”。出土文獻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線索。傅說出現在上博楚簡《景建內之》中，作“傅鳶”；又出現在清華楚簡《良臣》中，作“傅(見圖1)”，均以“鳥”為形旁。清華楚簡《說命》談到傅說的外貌時說：“厥說之狀，鵑肩如錐。”“鵑肩”即古書常見的、描摹人特異相貌的“鳶肩”，是雙肩陡立高聳的樣子。傅說的這一特征還可以從傳世文獻中得到印證。《荀子·非相》在描述“傅說之狀”時說他“身如植鰭”，“植”是豎立，“鰭”是魚鰭。因為魚背部豎起之鰭與所謂“鳶肩”的形狀十分相像，所以都可以用來形容人肩部聳立之狀。可見傅說之名應以“鳶”為本字，源自其雙肩陡立如鳶之狀。以“鳶”為名也符合古人取名象物的習慣，《史記·秦本紀》中就有人名“暴鳶”。

一些耳熟能詳的名號，也會因為有新的用字而產生新的可能解釋。炎帝又稱神農氏，古人對這一名號的闡釋以東漢應劭《風俗通義·皇霸》引《禮緯·含文嘉》為代表：“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即教民耕種而神化之人。而上博楚簡《容成氏》中卻寫作“慎農氏”。從楚文字的使用習慣來看，“慎”不能通假為“神”。“慎”“神”應該是同義關系，《爾雅·釋詁下》：“神，慎也。”又：“神，治也。”慎農，即謹于農事，與治理農事意思相近。因此神農氏之“神”很可能并非天神之意，而是指治理（大西克也說）。

文獻校勘的新證據

傳世古書所見名號的誤字，若無關鍵性依據，往往一直得不到校正。出土材料則為解決問題提供了新證據。楚莊王重臣沈尹莖，“莖”又作“蒸、巫、筮、竺”（見于《呂氏春秋》《新序》），諸字古音不近，而形體相似，其中必有誤字。明代人周圣楷在《楚寶》一書中認為“莖”是正字，其他為訛字，但并無確切證據。上博楚簡《莊王既成》中寫作“沈尹子（見圖2）”，“（見圖2）”與“莖”關系密切。據此可見明人之卓識。而《左傳》中又稱“沈尹莖”為“沈尹戌”，《呂氏春秋》作“沈尹戍”。“戍”“戌”形近，亦必有一誤。梁玉繩《人表考》謂“戍”為“戌”之訛。馬王堆帛書《繆和》篇載“荊莊王欲伐陳，使沈尹樹往觀之”，“沈尹樹”與楚莊王在同一故事中，學者已經指出即“沈尹戍”，因為“戍”與“樹”古音相近，是通假關系。可見“戍”是正字，清人判斷有誤。

接下來的問題是“（見圖2）/莖”與“戍/樹”是一人異名，還是一名一字呢？通過考察可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古人的名、字之間，往往有密切的關聯。《白虎通義·姓名》：“聞其名即知其字，聞其字即知其名。”或意思相近，如屈原，名平、字原，廣平曰原；或意思相對，如曾皙，名點、字皙，點為黑，皙為白；或意思相關，如孟子，名軻、字子輿，軻是車，輿是車廂。“戍/樹”之中，若以“樹”為本字，正能與“（見圖2）/莖”形成意思上的關聯。古人多在字前加“子”，如顏回字子淵，稱呼時又可省掉“子”，稱顏淵。沈尹莖可稱為“沈尹子（見圖2）”，則“（見圖2）、莖”當為其字。“（見圖2）”是床前幾，“莖”是樹木的主干，二選其一，顯然是“莖”與“樹”意思更緊密。

至此，沈尹莖之名、字已經解決，其名為“樹”，或用假借字“戍”，“戍”又訛作“戌”；字“子莖”，“莖”或訛作“竺、筮、蒸、巫”，或用假借字“（見圖2）”。若無上博簡和馬王堆帛書的兩處新材料，這個問題會一直困擾文獻整理者。

語言現象的新例證

有些名號中的新用字，能夠給過去的某種語言現象提供新的例證。齊桓公相國管仲，名夷吾，又稱管夷吾。在清華楚簡《良臣》中稱作“龠夷吾”（龠音yuè）。有學者認為“龠”是“管”的錯別字或通假字，但證據并不充分。在古代漢語中有一種現象叫“同義換讀”，就是說A、B兩個同義詞原本不同音，但有時候卻把A讀成B的音。比如在洼地的四周筑堤防水，以利于墾殖耕種，這種堤叫作“圩”或“圍”，堤內之田稱為“圩田”或“圍田”。“圩”本音yú，和“圍”意思相同，之后就被讀成了wéi。又比如“石”本音shí，是重量或容量的一種單位，一百二十斤為一石。有很多地方把一石的重量或容量叫作一擔，于是“石”就被讀成了dàn。“龠”和“管”均指管樂器，是同義詞，所以“龠”就有了“管”的音。同樣的例子還有，楚先公熊菌，在清華楚簡《楚居》中寫作“熊鹿”，“鹿”和“菌”形體讀音都不接近，但古書中“囷”和“鹿”都有糧倉的意思，所以“囷（菌）”就有了“鹿”的讀音。

綜上可見，出土文獻為古人名號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新材料，從而產生了頗多新知識。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即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相互參照發明，在這一研究課題中得到了很好的實踐。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出土文獻中尚存頗多人物名號有待研究。如上博楚簡《容成氏》中的古帝王“喬結氏”，清華楚簡《良臣》中的黃帝之師“保侗”，二者尚未在傳世古書中找到相對應的人。又如《左傳·文公十八年》叔仲惠伯家臣“公冉務人”，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作“公襄目人”；《史記·蒙恬列傳》中的“趙王遷”，北大藏漢簡《趙正書》中作“趙王鉅”，“冉”與“襄”、“遷”與“鉅”形音均不相近，它們是怎樣的關系仍需考察。諸如此類的疑難問題，期待今后能夠依靠更多的新出土材料，逐步加以解決。

（作者：王輝，系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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