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被糾偏的“芹菜案”，小過不當重罰

來源：農民日報

在守護“舌尖安全”時，如何既貫徹好“四個最嚴”要求，堅持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讓老百姓吃得放心，又做到合情合理合法，需要相關部門以此次事件為戒，深入反思，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據報道，近日國務院督查組在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上接到群眾反映，陜西省榆林市一家個體戶賣出5斤芹菜后，被市場監管部門罰款6.6萬元。該報道引發輿論廣泛關注。目前，當地已召開會議部署整改。

此案事關食品安全，一般情況下觸及該類話題，公眾批評的聲音大多是針對被罰者。然而此次，人們卻幾乎“一邊倒”地同情羅某夫婦，指責市場監管部門的處罰“小題大做”，原因何在？

首先，該案明顯存在“過罰不當”問題。羅某夫婦被重罰，是因其出售不合格芹菜且不能提供供貨方許可證明及票據，不能如實說明進貨來源，未履行進貨查驗義務。從情節上講，羅某夫婦是有錯，但主觀惡性小，涉案的只有5斤芹菜。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處罰要遵循公正、公開的原則。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可反觀“芹菜案”的事實、性質與情節，6.6萬元罰款明顯過當。通過與以下案件的對比，能很直觀地說明問題：2015年，山東省聊城市發生過蔬菜批發部經營者為了保鮮，在娃娃菜上添加福爾馬林溶液的案件。當時，執法單位在現場沒收了74瓶福爾馬林溶液。經營者呂某雖然僅收益111元，但被處以12萬元罰款。同樣的“小收益大罰單”，公眾卻普遍認為呂某不冤。為何同類案件，群眾的反應如此不同？其關鍵就是，兩案社會危害程度及當事人主觀惡性有明顯差異。

其次，市場監管部門的執法過程難以服眾。一把芹菜檢測了1個月才給出結論；群眾將事情反映到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后，案件問題才引起關注……執法過程的遲滯和存在的漏洞也引起了公眾質疑。正如人們所說，若是真的關注重視食品安全問題，檢測時間為何拖了1個月之久？老百姓的申辯是否得到了足夠重視？我國行政處罰法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享有陳述權、申辯權；對行政處罰不服的，有權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可羅某夫婦被罰后，其對處罰金額的申辯并未通過正常行政復議程序解決，而直到國務院督查組接到反映才得以解決。當督察組成員提出“幾十塊錢的一個案值，罰他幾萬塊錢，過罰相當不相當？”的質疑時，當地市場監管部門才干脆地回應“不相當”。遲到的表態不禁令人疑惑：“早干嘛去了？”

最后，受到處罰的是收入微薄的小商販。羅某夫婦以賣菜為生計，從該案細節也可看出，這對夫婦生活不易。進貨7斤芹菜，2斤被送檢，最終賣出20元，扣除成本后盈利恐怕只有幾元。這樣的收入與巨額處罰形成強烈反差，正如羅某夫婦所言，幾乎是被“一下子罰死”。普通菜販因賣5斤芹菜而收到巨額罰單，導致生活陷入困境之憂，如此遭遇引發公眾同情也是人之常情。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怎么重視都不為過。但是對相關部門來說，重視與重罰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從保障食品安全的鏈條來看，賣菜這一環節很重要，經營者沒有嚴格履行保障食品安全的義務是該罰，可監管執法不能脫離市場實際條件和環境。就拿此案來說，菜販購進7斤菜，有時并不會進行專門品質檢驗，更何況這些指標在專業機構也用了1個月時間才出檢測結果。處罰之后，菜販查驗產品品質的方法和效率問題是否得到解決，我們不得而知。但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一味“用重典”，反映出的更多是相關監管單位對基層群眾的冷漠，以及工作方法的簡單粗暴。

要想切實保障食品安全，需要更科學、合理、負責任的監管方式。將保障食品安全的責任完全下沉給小微經營主體，要求羅某夫婦這樣的小商販憑一己之力甄別哪些菜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每一把菜都要長期保存收據、留存進貨來源底單，一旦出錯就用傾家蕩產的標準來罰款，這恐怕不是對食品安全的真正重視，更像是懶政和推卸責任。監管單位不能只把眼睛放在“罰”上，還得加強事前和日常監管。此案件一出，不少網友就給當地市場監管部門支招，比如前置檢查程序、在市場統一檢測、讓安全的蔬菜上攤子、不安全的蔬菜下架。這些辦法，想必比不顧實際地一味重罰來得更有效。

在守護“舌尖安全”時，如何既貫徹好“四個最嚴”要求，堅持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讓老百姓吃得放心，又做到合情合理合法，需要相關部門以此次事件為戒，深入反思，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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