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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作《朱子家訓》質疑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尹 波 郭 齊

2022-09-03 16:00:09

原標題:朱熹作《朱子家訓》質疑

來源:光明日報

【國學爭鳴】

膾炙人口的治家要言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篇流傳數百年,膾炙人口的作品,那就是相傳朱熹所作的《朱子家訓》。此文輾轉傳播,至清朝康熙年間,遂傳遍大江南北,出現了一大批注釋、講解、發揮、吟詠之作。不僅士人百姓誦讀踐行,奉為圭臬,官府發布公告甚至斷案,也引以為據。相傳道光皇帝所用的碗上即鑄有《朱子家訓》的文句,名著《官場現形記》中也引了其中的話,連五六歲的兒童都能將其背誦。國學大師俞樾在《耳郵》中記載:

山東人朱翁商于姑蘇,性好施與,有以緩急告,輒假貸之,不責其償。及病且死,其子問父外人所假貸者亦有契券乎。翁曰:“此可勿問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視之,一生吃著不盡矣。”俄而翁死,子發匣視之,中無他物,惟《朱子家訓》一篇。

《朱子家訓》之家喻戶曉,為人所重可見一斑。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朱子家訓》的傳播再現新高,各種研究、普及成果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現。其中,既包括朱錦富匯輯本、朱杰人編注本、顧志珊、方彥壽繪圖注解本等頗具影響的專書,也包括華中師范大學《朱子家訓研究》等十余篇碩、博士論文,還有收錄此篇的各種家訓文獻輯刊、大全、選編、萃編、家訓史,繪畫、剪紙、雕刻、碑刻、書法、歌曲、教案、讀本、幼兒蒙學教材,大量的音頻、視頻資料,難以枚舉。

至遲在元祿五年(1692年),日本已有抄本。上世紀以來,《朱子家訓》進一步走出國門,先后被譯為英、法、德、俄、日、韓、西班牙、葡萄牙、阿拉伯、馬來等十余種語言,美國著名朱子學家田浩即有英譯本。因其影響巨大,一些學者和讀者稱其為“家訓之最”。

然而,這個“家訓之最”的作者卻不是朱熹,而是另有其人。

同名異實的兩篇《家訓》

傳世的《朱子家訓》有兩種,彼此混淆已久,首先應加以區分。一種相傳為朱熹所作,一為明末清初學者朱用純所作。朱熹所作者原文如下:

父之所貴者,慈也;子之所貴者,孝也。君之所貴者,仁也;臣之所貴者,忠也。兄之所貴者,愛也。弟之所貴者,敬也。夫之所貴者,和也;婦之所貴者,柔也。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于我,我必遠之。慎勿談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長。仇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責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人有惡,則掩之;人有善,則揚之。處公無私仇,治家無私法。勿損人而利己,勿妒賢而嫉能。勿逞忿而報橫逆,勿非理而害物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義之事則從。詩書不可不學,禮義不可不知。子孫不可不教,婢仆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理也;聽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體,飲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無也。可不謹哉!(明朱培《朱文公大全集補遺》卷八,明抄本)

朱用純所作者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或《朱柏廬治家格言》,全文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至“為人若此,庶乎近焉”,凡五百余字。

最早將二者相混大約在朱用純去世后的康熙末年,或許是因世人見用純叔父朱大滿贊揚《治家格言》的對聯“鹿洞談經傳千秋師表,柏廬繼志垂一脈家規”中“鹿洞”指朱熹而致誤。雍正八年,朱熹十六代孫朱玉刊成《朱子文集大全類編》。該書既收錄上舉《家訓》,又收入朱用純《家居要言》,正式宣告二者皆為朱熹作品。其后,呂撫《精訂綱鑒廿一史通俗衍義》、陳敬璋《朱子文集補遺》、陳宏謀《養正遺規》等皆延續了朱玉的錯誤。

乾、嘉時期,一些著名學者已發現這一問題,進行了糾正,如翁方綱、嚴可均、孫志祖、陳其元、孫璧文等。其他不少學者也從各個方面進行了辨析。經過這些澄清,兩篇《朱子家訓》的著作權算是比較清楚了。但令人疑惑的是,直至今日,卻仍然有將二者混淆者。如學苑音像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朱子家訓》,內容為朱柏廬《治家格言》,卻標明作者朱熹。甚至在朱熹父母之邦的徽州巖寺“徽州文化園”里,《朱子家訓》的首句為“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仍然是朱用純所作。

朱熹《朱子家訓》的真偽

早在1994年,筆者就懷疑過相傳朱熹所作《朱子家訓》的真偽,將其列入朱熹疑偽作品。近年作《朱熹文集編年評注》,根據新的材料,又重新作了仔細研究,仍然認為該篇不似朱熹作品,理由如次:

首先,從文獻流傳來看,目前所見最早的出處為明嘉靖四十一年朱熹裔孫朱培所輯《文公大全集補遺》卷八,云出自《朱氏家譜》。現存明代至民國朱氏家譜、族譜、宗譜多達三百余種,其中不少收有該篇《家訓》。但奇怪的是,朱培之后,整個明末均未見文獻載錄者。直至清初,方見于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朱啟昆《朱子大全集補遺》,以及前引元祿五年日本抄本等,它們皆承襲朱培而來。由此看來,該篇《家訓》的源頭為明代朱氏家譜,開始僅在家族內部流傳。經朱氏后裔錄出,清初方稍表見于世。

我們知道,家譜、族譜類文獻可靠性一般較差,其間充斥著大量疑作、偽作。當然不是說這類文獻完全不能利用,而是使用時須仔細甄別,萬分謹慎。從朱培《文公大全集補遺》收文情況來看,不能不說《家訓》一文十分可疑。首先,該書總體質量很差,八卷之中,絕大部分為誤收他人之作,其余也多在疑似之間。真正證據充分,確為朱熹所作者,一二篇耳。可見編者對相關文獻未加認真考訂,全書疑偽充斥,不可據信。尤其是同出于《朱氏家譜》的八篇詩文,《家政》已知為王十朋所作;《不自棄文》清錢泳認為唐權德輿所作;《建陽縣學藏書廚銘》乃抄襲蘇頌《蘇魏公集》卷七十二《書帙銘》《誡》兩篇而小變之;《蒙齋銘》《敬義齋銘》為真德秀所作;《艮泉銘》為韓元吉所作;《題雙桂書院》也十分可疑。以此為旁證,七篇既偽,《家訓》一篇自難獨真。

其次,從思想內容來看,有顯與朱熹思想相左之處。如“勿非理而害物命”,“物命”云者,從古儒家經典無聞,乃釋氏常語,見于《摩訶僧祇律》卷十四、《弘明集》卷二等多種佛教典籍及《千金翼方》卷十四、《太上黃箓齋儀》卷二十二等。盡管儒家也提倡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君子遠庖廚,周敦頤不除窗前草,《西銘》講民胞物與,程頤諫宋哲宗折枝,但與“出家人以慈悲為懷”是有本質區別的。儒家雖講天人合一,以仁義為本,但也講理一分殊,愛有差等;釋氏以世間一切均為緣起性空之非真實存在,因此眼里眾生乃執著于虛幻的可憐罪人,故責在普渡,予一切眾生安樂為慈,拔一切眾生痛苦為悲,顯然與朱熹思想南轅北轍。又如“守我之分者,理也;聽我之命者,天也”,此非儒家理一分殊、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意,乃重在安分守己,聽天由命,有類道家清靜無為、抱弱守雌的消極人生態度。老子說“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于道矣”,庶幾近之。這顯然與朱熹修身養性、內圣外王的思想有別。

再次,從立意謀篇來看。此文半數篇幅為空泛而盡人皆知的老生常談,如三綱五常之類,又未一氣貫徹到底,夾雜了“談人之短”“人有小過”“逞忿而報橫逆”“見不義之財”等具體細目。作為家訓,大道理不如具體的行為規范易于踐行,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宜效法《論語》;而該篇細目又掛一漏萬,如勤儉、嫁娶、門風、慎終追遠等治家必不可少的重要條目皆缺。相比之下,朱熹其他有關治家的篇目,如《童蒙須知》《戒子帖》等,顯然更具實用性。而與朱柏廬所作相比,后者似更接地氣,警句迭出,有如醍醐灌頂,易記易行,故其總體影響大于前者。豈一代儒學宗師,孔子之后第一人之朱熹,所作尚不如明末清初一老儒乎,故作者當另有其人。此外,“君之所貴者仁也”既不在“修身”的范圍,也不在“齊家”的范圍,似不宜出現在家訓中。因此,該文的立意謀篇實難言佳。

最后,從寫作表達來看,該篇有文意重復矛盾之處,試舉一例。文中反復談到對他人未善者的處置態度,竟然有八處之多:“不肖者”“談人之短”“仇者”“怨者”“人有小過”“人有大過”“人有惡”“報橫逆”。短短三百余字,相同相近的意思顯然過于重復了。且重復之中又有自相矛盾處,上文說“見老者,敬之”,下文又說“不肖者,年雖高于我,我必遠之”;既言“慎勿談人之短”“人有惡,則掩之”,又言“人有大過,以理而責之”。作為“雄視南宋”“于文無所不能”“行云流水之自然”“氣醇而理鬯,辭約而旨遠,凡為文者殆無以或尙”“當在《文苑傳》中占一席地”的文章大家朱熹,寫作水平恐斷不止此。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本篇應非朱熹所作。

余論

當今中國恰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良好的發展機遇與空前挑戰,日益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中心。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增進文明互鑒,打破敵對勢力設置的政治、經濟、文化困局,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意義。那么,傳播普及傳統文化,要不要顧及歷史的真實性和學術的嚴謹性呢?這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

以《朱子家訓》為例,有的學者認為對其真偽與作者可以不予深究。清儒尹會一《朱子家訓演證序》云:

《朱子家訓》不見于文集,世儒類多疑之。然其理徹乎上下,守之可以寡過,推之可以善俗,顧力行何如耳,多辨亦奚以為?

不可否認,宣傳普及《朱子家訓》的動機是好的,其效果也主要是正面的。但我們認為,弘揚傳統文化首先也應尊重歷史,講求學術。只有這樣,弘揚傳承才更有牢固根基,也才能更令世界信服。正確引導基層普及傳承,提供堅實支撐,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歷史責任。四川省委宣傳部近年實施的“歷史名人文化工程”提出“立足學術,著眼傳承”的方針,值得認真借鑒。故對于托名朱熹的《朱子家訓》,妥善的做法是只稱《朱氏家訓》,而不冠以朱熹之名。

(作者:尹波、郭齊,均系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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