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焦裕祿的紅色家風接力

來源：人民政協報

作者：余瑋

2022年，是焦裕祿誕辰100周年。近些年來，筆者很榮幸有機會重訪焦裕祿曾經生活或工作過的地方和他的家人，尋訪焦裕祿事跡的知情人與相關重大事件的發生地，走讀焦裕祿精神的點點滴滴，以自己的方式詮釋焦裕祿這個紅色傳奇與紅色符號。

剩下多少花多少

1964年2月7日，國家給蘭考撥來一批救濟棉花。救災辦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祿的棉襖很破，決定照顧他3斤棉花，讓他換件新棉襖。同志們怕焦裕祿不要，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里。焦裕祿知道這件事后，讓家屬把棉花票退了回去。他對救災辦公室的同志說：“救災物資是給群眾的，我們不能要。雖說我的棉衣破點，但還能穿，比起沒有棉衣穿的群眾強多了。作為領導要時刻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生活上向低標準看齊。”

實際上，焦裕祿的許多衣物都該換了。一床被子用了幾十年，被里爛了就翻過來用，衣服、鞋襪補了又補。徐俊雅總想給他換件新的衣服，而他卻常常對家屬說：“現在蘭考遭災，群眾生活很苦。跟群眾相比，咱穿的就不錯了。比我要飯時披麻包片，住房檐下避雪那會兒強多啦！”有一次，焦裕祿的一件已縫了許多補丁的衣服又破了，焦裕祿又讓愛人徐俊雅縫補。徐俊雅一看實在是破得不能再補了，就不愿意補。焦裕祿又求岳母給縫補，焦裕祿的岳母也說太破不能補了。于是，焦裕祿就自己動手縫補，還笑著說：“襪底補丁多了，越厚實，站得越穩。衣服補丁多了，穿著結實。”這時，徐俊雅又心疼地把衣服奪回去認真縫起來……

自從1959年發現焦裕祿有肝病以后，徐俊雅就把這因操勞、苦勞和營養不良所致的病放到了自己的心上。她承包了家中一切粗活、細活，買米買面，劈柴買炭，趕集上店，打醋稱鹽，“連一條小手絹也沒讓他洗過”。

焦裕祿去世后，徐俊雅從未向組織申請過任何救濟，一個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擔。蘭考縣的退休干部王懷彥當年在縣政府管理財務工作，他回憶起1965年有一次到徐俊雅家送工資的情形。當時，徐俊雅一家老小住在縣委大院附近的3間瓦房里。王懷彥見灶臺上放著剩飯，窩頭已發黏了，就問徐俊雅為啥還舍不得丟掉。徐俊雅說，在水里泡泡，上籠蒸蒸，還能吃。王懷彥問，這一大家子人，錢夠用嗎？徐俊雅淡淡地說，工資發下來，買了面、買了煤，剩下的就有多少花多少了。王懷彥說，焦書記在世時，一月工資80多塊錢，徐俊雅在蘭考縣統計局工作，每月工資57塊錢，家里雖然人口多，但兩口子的工資加起來還夠用。但焦書記去世后，徐俊雅要養活一大家子人，就難了。一家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資和每個月13元的撫恤金艱難度日，生活很拮據。徐俊雅始終記著焦裕祿臨終前的遺言：“我死后，你會很難，但日子再苦再難也不要伸手向組織上要補助、要救濟。”

焦家孩子多，吃飯是頭等大事，穿衣就顧不得許多了。二女兒焦守云回憶說：遇到孩子們沒衣服穿的時候，母親就流著淚把父親穿過的舊衣服找出來，然后再用剪刀、針線把衣服改小，母親邊做活邊流淚。有時，“針也拿不住，剪刀也拿不住，手發抖，縫也縫不了。有幾次竟淚眼模糊得被針刺破了手指”。談及母親，焦守云數度哽咽。在她的記憶里，自從父親去世后，母親連一件像樣的衣服都沒穿過。

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一個作業本，正、反兩面都用完，才會換新的。焦守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母親為了給一家人改善生活，到街上去買雞蛋，雞蛋販子接過母親遞來的10元錢，說一下子找不開錢，你能不能在這里等一下，我換開錢就回來找給你，母親信了雞蛋販子的話，就在原地等他回來，哪知，等了好久，卻不見那小販的蹤影，母親這時才知道上了當。“回到家來，她傷心地哭了好幾次，1元錢，在當時就是一大家人一星期的生活費啊！”

那個時候，焦家最怕過春節、也最怕清明節。“我媽是個非常內向的人，我爸去世后她好多事情不愿意說，整天流淚，默默地做著一切。我爸去世后，我們過了一個又一個沒有鞭炮沒有歡笑的春節。那幾年，每年的除夕夜，我媽都是流著淚包一整夜的餃子。但包了餃子以后，第二天大家歡天喜地放鞭炮的時候，她就蒙著被子在床上睡一整天不吃不喝。我們心里清楚，我媽是在想念父親！”焦守云回憶說：“每到清明節，我媽手把著我們的小手給我爸掃墓的時候，她有幾次哭得昏倒在我爸的墓前，不得不讓人攙著她回家，那情景讓每一個人都心痛。后來，我媽養成了一個習慣，無論她住在哪里，她都把我爸的遺像搬到哪里，每日總是看了又看，擦了又擦，就這樣苦守著我爸。我們家離我爸的墓地很近，只要她在家里，一早一晚她總是到我爸的墓地上走一走。她和父親有很多的話要說，要傾訴。”

徐俊雅性情溫和，不事張揚，從不愿給人添麻煩，包括自己的兒女。后來，6個兒女一個個走出蘭考，在外工作，離休后的徐俊雅仍獨自留在蘭考焦裕祿烈士陵園附近的家中，仍然保留著每天到丈夫墓前走走看看、與人聊天的習慣。由于年輕時清貧度日，操勞過度，晚年的她一直在承受著糖尿病和多種并發癥的折磨。她手腳經常麻木，腿腳浮腫、疼痛，從家中到焦裕祿陵園大門，100多米的距離，需要兩次歇息才能走到。

焦守鳳感覺自己“低人一等”

焦守鳳，1945年出生，小名“小梅”。在焦守鳳的印象中，父親總是在不停地忙碌著。“天不亮就走了，中午在單位食堂吃飯，晚上還要在辦公室看文件、開會，有時候直接睡在辦公室。”焦守鳳說，父親對幾個子女要求很嚴，但也非常疼愛，“每次回家見到我們，都會摸著我們幾個的頭，問問最近表現怎么樣，他從來沒有打過和罵過我們。”

“我爸的辦公室從來不讓我們進去，我們也不想進他的辦公室，辦公室聽說啥也沒有，還沒有外面好玩。他晚上有時在家辦公到深夜，公家的墨水不讓我們用，公家的稿紙一張也不讓拿。”在焦守鳳的記憶中，一家人一起吃飯是難得的幸福時光，父親會照例問起子女們的學習近況，告訴他們要尊敬老師、團結同學，不能因為自己是縣委書記的孩子就高人一等。焦守鳳卻感覺自己“低人一等”。原來，母親（徐俊雅）曾親手給焦守鳳做過一件花色大衣，這件大衣焦守鳳一直穿到上初中。那時候，正是小姑娘愛美的年紀，同學笑她：“縣委書記的姑娘穿的還不如我們呢，衣服上還有補丁。”她覺得委屈，就央求父親給她換件新大衣。父親說：“書記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說特殊，只能是更加愛學習，愛勞動，而不是愛攀比。學習上向先進看齊，生活條件跟差的比。”

焦守鳳初中畢業后，就參加工作了。“當時正趕上全國學習邢燕子，父親就打算也讓我下鄉，他覺得農村缺少有文化的人。”焦守鳳說。

對于讓焦守鳳下鄉的事情，徐俊雅很反對，認為應該把守鳳留在身邊。“為我的事父母吵了幾次，最后折中的做法是讓我去了副食品加工廠。”焦守鳳說，焦裕祿擔心廠里對焦守鳳另眼看待，就陪著女兒一起去報到。“他囑咐廠長不要對我特殊對待，讓我去做醬油醋和腌咸菜。在廠里，做醬油醋是最辛苦的，做出來還要挑著往門市部里去送。”焦守鳳說，父親還不準她住在家里，要求她到廠里和別人同吃同住。“當時我很不理解，就不搭理他，回家也不和他說話。”焦守鳳記得，父親讓自己去供銷社副食品加工廠干臨時工：洗蘿卜、切蘿卜、做咸菜，啥都干。那時候，焦守鳳一天要腌上千斤蘿卜，還要切幾百斤辣椒，雙手經常被燒得火辣辣地疼。她幾次哭著埋怨父親對自己太狠心。

接受專訪時，焦守鳳說：“以前沒有走上社會，對社會的情況不了解。我爸就是想讓我多了解社會，了解一下生活的艱難。以前的一切就是父母安排，畢業了應該有自己的生活。作為孩子來說，對這些不理解，一些好單位我自己報上了名，也沒有借用他的名義報的名，可是他不讓上班，說都是機關，不利于了解社會。他這么做，我當時自然不能接受。”

有一年父親祭日，焦守鳳來到那棵著名的焦桐樹下緬懷父親，無意間聽到旁邊一位老太太說：“焦書記可真是個好人，也不知他家的孩兒們現今都干啥哩，過得好不好？”那一刻，焦守鳳淚流滿面，理解了父親的良苦用心。

擦亮“焦裕祿精神”這塊牌匾

受父親影響，焦家6個子女為人處世低調，嚴于律己，從不敢“搞特殊化”，都是共產黨員。這么多年來，那個終日忙碌、身影高大的父親，在焦家后人心里并沒有走遠。“不準搞特殊”的家風，焦家上下恪守不怠。焦守云坦言，做焦裕祿的子女“真的不容易”，要承受很多壓力。

電視劇《焦裕祿》劇組找焦守云當策劃，她痛快地應允了；一些商家找她當顧問，她毫不客氣地回絕了。“人家憑啥請我去？不就是讓老爺子去撐門面嗎？”對這些事情，焦守云想得明白，分得清楚：“父親教育我們不能搞特殊，但做焦裕祿的孩子，又的確很‘特殊’——我們必須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

“就我父親的形象來說，有人想拿他的名字做商用機場的名字，有人用他作肝藥廣告，我媽患有糖尿病，僅僅用了一次某膏藥，有人也用她作廣告。”焦守仁說，父親的精神是無價的財富，子女們盡管都不富裕，但不會利用父親的影響力謀一己私利，我們也要維護父親的形象與聲譽。

在焦裕祿成長的過程中，焦裕祿的母親對于他的成長有著重大影響。父親去世后，焦裕祿與大哥分家，與母親相依為命。“奶奶是個堅強而又善良的女人，她的人品在四鄰八鄉都是有名的。”焦裕祿的侄媳婦趙心艾回憶道。如今，焦裕祿的兒女們越來越感受到父親的偉大，在平凡中默默傳承著父親的精神。焦守云也認為，父親的精神，很多來自奶奶。

焦守云與奶奶共同生活了9年。她說：“奶奶就像大山一樣寬厚無言，再大的困難面前都不曾低頭，堅韌地面對生活，奶奶對父親影響很大，盡管她沒有文化，但她一直教育父親——天上一顆星，地上一個丁，就是說人來世上不能白白走一遭，要有擔當才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樣放光芒。父親就是這樣帶著奶奶‘好男兒要有擔當’的叮囑走出大山，南下，到了蘭考這片更艱苦的土地。奶奶是1973年去世的，我永遠懷念她。奶奶臨終前，不止一次對人說——我有一個光榮的兒子祿子，還有一個孝順的媳婦俊雅，這輩子值！”

言及焦家后人都沒沾到焦裕祿的光，焦守云坦陳：“說實話，我們要找領導能找著，但咱家里沒這個習慣。這確實有個家教、家風的問題。我媽媽在世的時候，就管我們管得特別嚴。她說你們要是誰惹了事兒，沒人說是我徐俊雅的孩子，都說是焦裕祿的孩子。大家都這么愛護他的形象，不能在我們手上毀了啊。”

焦家后人以父輩為榮

二女兒焦守云接受采訪時說：“我大伯比較有文化，我的名字是他取的，來自《勸世賢文》的‘守得云開見月明’這么一句，意思是能堅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看到風雨過后的彩虹，看到希望和勝利。我的經歷比較多，焦家出頭露面的事兒我做得比較多，我成了焦家的外交官或發言人了。我認為我這一輩子挺值的。焦家所有的榮譽都集中在我身上。1966年見毛主席，1973年成為‘十大’代表，見了幾代領袖，當上了奧運火炬手。我承認我非常幸運。”

1978年，焦守云轉業到鄭州科技局下屬的科技情報研究所工作，退休后在河南省焦裕祿精神研究會、焦裕祿干部學院等團體或單位任職，并被聘為淄博市博山區焦裕祿紀念館名譽館長。焦守云說：“2008年退休后，就參與焦裕祿主題的電視劇、音樂劇、紀錄片的拍攝、制作工作。我現在很好，家人評的，我的幸福指數最高。為傳承老父親的精神做點事兒，每當做成一件事，我就感到非常快樂。”

焦裕祿的三女兒焦守軍從小受父親寵愛，原名玲玲。因為想甩掉“嬌氣”，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守軍”。9歲的一天，蘭考縣委一位叔叔帶她去了鄭州的一家醫院。父親病得很重，很瘦，很憔悴，她想，也許父親休息幾天就會回去工作。是父親提出要見她。父親看女兒來了，他非常高興，堅持要坐起來，并且真的使勁坐了起來。焦守軍說，不知道為什么那天父親格外喜歡我，一遍遍囑咐：“要好好學習！照顧好媽媽！”焦守軍怎么也想不到這是他們父女最后一次見面。

17歲那年，高中畢業的焦守軍到昆明某部當兵。臨走的晚上，母親拉著她的手再一次叮囑：“到了部隊不準向組織提任何要求，不能接受組織的任何照顧，工作上要在前面，待遇上要在后面。”在連隊，她當過炊事員、飼養員、報務員；養豬、喂牛、種水稻、進坑道。無論條件多么艱苦，生活多么緊張，焦守軍始終嚴格要求自己，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和好評。1987年，到原成都軍區檔案館當了一名普通的檔案助理員，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多次受到各級嘉獎。

焦躍進在家中排行老五，是焦家后人后來“官”做得最大的一個。當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5歲多的孩子，對于父親沒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焦躍進記憶中，父親高大而嚴厲，常常不在家。對父親的印象，大都來自母親和周邊人的描述。

母親徐俊雅少言寡語，跟焦躍進說過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千萬不能搞特殊，不要忘了你是焦裕祿的兒子。那一年，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焦躍進知道，只要母親向組織提出申請，他完全可以留在縣城。母親拒絕了他的要求，聲色俱厲地說：別人能下基層，為什么你不能去？“記住，干好了，你是焦裕祿的兒子，干不好，你也是焦裕祿的兒子。”

在母親的堅持下，焦躍進來到農村，擔任生產隊長。也就是在那里，農民講述的關于爸爸的故事，深深地觸動了他，讓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父親與蘭考人民深厚的感情。當時隊里有個小磚窯，焦躍進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兒——手工脫坯。“脫坯打墻，活見閻王。”焦躍進一天搬2000多塊磚坯，晚上經常渾身疼得睡不著。

焦躍進也是像父親一樣一步步干出來的，當過知青，當過教師，出任過共青團蘭考縣委組織部部長、縣司法局宣教股股長、堌陽鄉鄉長、東壩頭鄉黨委書記，后來任過蘭考縣副縣長、開封市計委副主任，1999年1月任杞縣縣長，2002年9月任杞縣縣委書記。后來，焦躍進成為開封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開封汴西新區黨工委書記，2014年2月任開封市政協主席。職位高了，地位變了，但他對自己的要求一刻也沒變，踩著父親的足跡成長。有人勸焦躍進，現在時代變了，經濟條件也好了，應該把生活安排舒適些。他說：“父親在世時，曾因為我們兄弟幾個看了一場‘白戲’，把我們狠狠訓了一頓。現在雖說是市場經濟了，但黨員干部對自己的要求不能變。”

焦躍進從政期間，曾在鄉里、縣里、市里的很多部門“當家”，卻從未給任何一位親屬安排過工作。在一次會議上，他說：“當年父親嚴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帶頭作用；我是焦裕祿的血脈傳人，一定接好父親的接力棒！”即便現在走下了領導崗位，焦躍進仍常說：“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爸爸對我既是一種精神財富，同時也是一種壓力。這種壓力對我是一種鞭策，我絕不能給他老人家臉上抹黑。”

焦保鋼是焦裕祿最小的兒子，18歲參加工作到蘭考縣公安局刑警隊。由于辦案驍勇且干練，不法分子聞焦保鋼名而膽寒。他多次立功受獎。圈內人一提起他的名字，都會自豪地說：“保鋼是公安戰線上的一塊好鋼。”焦保鋼在河南省公安廳督察處和經濟偵查處工作過，2013年因腦出血不幸去世。據焦守云講，小弟長相酷似父親，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不到4歲，后來有位導演想讓他演父親，因母親不同意只好作罷。

（余瑋，焦裕祿研究專家、紅色作家、文獻研究專家。中國作協會員，出版有《焦桐花開——尋找焦裕祿》等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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