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朝陽光潑灑，輪廓細節處處明朗”

來源：檢察日報

原標題：“一朝陽光潑灑，輪廓細節處處明朗”

來源：檢察日報

第一眼看到《刑事犯罪辦案指引叢書》，9本分冊簡潔大氣的封面便映入眼簾：以白色為底，封面上深藍色的矩形色塊格外醒目，矩形色塊上印有以淺灰色調處理后的不同圖案，9幅不同圖案分別對應著9個刑事辦案領域涉及的犯罪類型。

市面上琳瑯滿目的書籍中，與刑事案件辦理相關的不在少數。那么，這套叢書有何特別之處？“對于辦案中常見的法律適用問題，叢書進行精當分析，不過度鋪陳，可謂冗繁削盡、只留清瘦。仔細閱讀后，對于山嵐朦朧的各種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困惑問題，有種‘一朝陽光潑灑，輪廓細節處處明朗’之感。”作為讀者，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如是說。

為何能夠產生這樣的閱讀體驗？編寫這套叢書的初衷是什么？編者們在寫作過程中又有哪些思考？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

“茍日新，日日新”

11月初的一個下午，在該叢書出版座談會上，記者見到了叢書編委會成員以及9本分冊的主編。

“叢書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立足檢察機關批捕、起訴、監督工作一體化需要，兼顧法律職業共同體和學界需求，對9個刑事辦案領域中常見、多發、熱點、新型犯罪的司法實務問題，從類案到個案進行全面闡述，從司法觀點到典型案例進行精準分析，從辦案規則到操作規程進行權威解答。”叢書編委會負責人在座談會上表示。

今年2月，《全國檢察機關十大業務系列教材》出版。這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一次成體系編寫覆蓋全部檢察業務的履職教科書。十大業務系列教材既然覆蓋了刑事檢察業務，那么，《刑事犯罪辦案指引叢書》的出版是否具有必要性？

記者了解到，十大業務系列教材突出實務，對檢察實踐中反映突出的問題進行了專業回應。但考慮到該教材篇幅有限，對于刑事領域的一些常見罪名和類罪無法展開詳盡敘述，故而最高檢有關刑事檢察廳組織人員精心編寫了《刑事犯罪辦案指引叢書》，可以看作是對系列教材的細化、深化和拓展。

“編寫組成員既薈萃了最高檢刑事檢察部門的業務骨干，也吸收了基層一線辦案經驗豐富的檢察干警。”中國檢察出版社社長朱建華說，出版社把叢書列為重點圖書，專門組織精干力量負責編輯出版發行工作。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套叢書多處面臨“老”“新”問題。如何更好適應人民群眾在新時代的法治需求，成為多位編者在編寫叢書過程中予以重點思考的問題之一。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辦案指引》一書提到“自訴轉公訴”問題。作為該書的主編之一，最高檢第一檢察廳檢察官紀丙學表示，這是由“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自訴轉公訴案”引發的一個新探索。“由于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我們便對‘自訴轉公訴’過程中遇到的有關問題一一進行梳理，列出重點條目，給出相對明確的意見。比如，自訴轉公訴的條件是什么、如何把握‘自訴是原則，公訴是例外’等。”紀丙學說。

翻開《侵犯財產犯罪辦案指引》一書，索要“分手費”行為的認定、“碰瓷型”敲詐勒索案件的處理、知假買假維權索賠案件的處理等內容，出現在敲詐勒索罪辦案指引章節的目錄中。“在編寫中，我們秉持問題導向，緊密聯系侵犯財產犯罪中不同類型案件的特點，從中歸納總結司法實踐中的難點、重點與熱點，并結合具體案例進行條分縷析，給予基層辦案人員明確指引，以期切實發揮指導辦案、破解疑難和規范司法的作用。”該書主編、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劉辰表示。

為準確反映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罪名、罪狀、法定刑等變化較大的實際情況，最高檢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二級高級檢察官李薇薇在參與《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辦案指引》一書編寫過程中，不僅指明辦案審查要點、厘清知識產權案件刑民行界限、對法律適用爭議問題給出傾向性意見，還系統梳理了各個罪名從1979年刑法以來的歷次變化，以期使讀者能夠從“歷史的穿越中”更好地理解相關罪名要求。

同樣參與《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辦案指引》一書編寫的山東省濰坊市檢察院第七檢察部副主任唐承佑，向記者講述了編寫該書時的“曲折”經歷。“我們從2020年7月開始著筆，同年12月完成初稿。隨后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刑法第三章中的一些罪名進行了修正，其中不乏對犯罪構成的修改，于是我們重新碰思路，及時作出調整，這一遍可以說是‘推倒重來’。2022年上半年，當我們再次完成書稿時，最高檢、公安部出臺了《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對部分經濟犯罪的追訴標準進行了修改，我們又立即進行調整。”唐承佑告訴記者。

這樣一次次的修改，在其他分冊中同樣存在。或許也可以從這樣的細節中，一窺編者們的不易和用心。

辨清罪狀，方能適用明

在采訪中，記者聯系到了這套叢書的另一位讀者——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劉志偉。被問及閱讀感受時，劉志偉說：“這套叢書既解決了司法規范性文件容量有限、制發程序嚴格復雜的問題，又滿足了為司法實踐諸多疑難問題提供權威指導意見的需要。”

仔細閱讀叢書后，記者發現，該套叢書囊括了130多種具體罪名。對于罪名的取舍與布局，編者們有何考慮？《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辦案指引》一書的主編之一、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副廳長周惠永告訴記者，叢書涉及的犯罪行為大多發生在老百姓身邊，且較為常見多發，都是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的疑難問題。

談到這套叢書對司法實踐中疑難問題的針對性，中國檢察出版社第二編輯室負責人周密深有體會，她表示：“叢書以相關罪名實體法適用為寫作重點，詳述辦案要點，提煉適用規則，在為定罪量刑提供參照方面具有很強的實操性。”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辦案指引》一書涉及的有關犯罪屬于刑法分則第六章的內容。對于如何根據有關罪名確定寫作框架，該書編寫組成員進行了深入充分討論。該書主編、最高檢第二檢察廳副廳長張建忠向記者解釋了有關原因：“刑法分則第六章所涉犯罪行為大多屬于法定犯，精準把握法律政策難度較大，案件處理得如何，不僅直接影響到辦案質效，還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家治理的能力水平。”

對此，參與該書編寫的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劉濤深有感觸。“我國在1997年修訂刑法時，并未對虛假訴訟行為如何處罰作出明確規定。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以虛構的事實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案件逐漸增多。”劉濤表示，2018年，“兩高”聯合發布《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刑法修正案（九）新規定的虛假訴訟罪的認定標準進行了統一，明確了虛假訴訟罪限于“無中生有型”虛假訴訟行為，將“部分篡改型”虛假訴訟行為排除在刑罰范圍之外。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何種情形認定為“無中生有”，何種情形認定為“部分篡改”，仍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此，叢書根據目前的理論研究成果和司法實踐積累進行了專門論述。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為關鍵詞檢索可以看到，2018年至2020年期間，相關案件數量增幅較大，且犯罪手法也逐漸摒棄以往傳統的暴力手段，轉而采取對他人實行“軟暴力”。

作為《有組織犯罪辦案指引》一書的主編，最高檢第一檢察廳副廳長曹紅虹介紹，對“軟暴力”的認定與處罰以及黑惡勢力刑事案件中財產處置等問題，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之一。記者注意到，《有組織犯罪辦案指引》一書對此進行了重點關注。此外，該書還專章對涉黑惡犯罪案件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適用進行了詳細分析，包括對涉黑惡犯罪案件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工作的思路與方法、量刑建議的提出等問題。

近年來，發生在疾病診療過程中的傳統非法行醫犯罪案件數量呈下降趨勢，而依托美容店、養生保健館、網絡在線問診的非法行醫案件數量有所上升。《環境衛生犯罪辦案指引》一書的主編、最高檢第一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勞娃表示：“該書的編寫，以大量調研為基礎，以所能收集到的近年來相關案件法律文書為素材，從中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結合案例幫助讀者掌握辦案要點。比如，在辨析非法行醫罪與關聯犯罪的處理時，通過李某某詐騙案闡述如何區分涉案的氣功行為是迷信還是行醫行為。”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辦案指引》一書對“非法經營罪”的罪與非罪問題予以重點著墨，原因何在？“該罪罪狀的模糊性和參照法規的籠統性，附屬刑法和系列司法解釋的出臺，將大量的經濟違法行為規定在該罪之中，幾乎所有違反國家管理規定的經濟行為都可涵蓋在內。因此，非法經營罪有時被詬病在具體辦案中作為‘口袋罪’來適用。”該書副主編、最高檢第四檢察廳主辦檢察官俞啟泳坦言。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對非法經營罪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問題予以詳細闡述，有讀者認為這一點在辦案中很具有針對性、實操性。

證據扎實，方能指控準

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中，積極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完善補充偵查制度，強化法庭指控職能，對于提升辦案質效尤為關鍵。

正如劉志偉所言，證據的收集、審查效果是保證案件事實清楚、定罪量刑準確的先決條件。“該書對常見刑事犯罪的證據收集與審查都作了全面、細致的論述，不僅為司法工作人員提供了規范收集審查證據的模板，更為刑事司法中規范證據收集審查、實現辦成‘鐵案’的愿景提供了有力支持。”劉志偉告訴記者。

在采訪中，參與該套叢書編寫的北京市石景山區檢察院檢察官曹麗薇坦言，司法實踐中，辦案檢察官的很多困惑都來自對證據審查的把握，什么樣的證據體系可以達到確實充分、證據之間如何相互印證等問題都不僅僅是知道犯罪構成就能夠解決的。

翻閱9本分冊的目錄，“證據審查”是出現最多的關鍵詞之一。比如，在故意殺人案件中，除了此罪與彼罪的問題外，證據是否充分對案件辦理的質效也至關重要。

“一起故意殺人案件，在什么情況下屬于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特別是一些陳年舊案、客觀性證據相對較少的案件，如何審查判斷證據，對于不少檢察官，甚至有一定辦案經驗的檢察官而言，也存在一定困惑。”《刑事重罪辦案指引》一書的主編、最高檢第二檢察廳主辦檢察官黃琳告訴記者，該書編寫組在證據審查方面著墨甚多，力求明確、詳盡、具體地展現每一種罪名的審查要點。參與本書編寫的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檢察院檢察長王勇介紹：“我們盡可能囊括故意殺人案件辦理中遇到的各種證據審查情形，比如，‘無尸案件’的證據審查要點，犯罪嫌疑人口供、犯罪手段、因果關系認定的審查要點，損傷死亡、中毒死亡、機械性窒息死亡的法醫學尸檢鑒定審查要點等都有涉及。”

金融犯罪被害人多、涉案數額大、犯罪手段更迭快，查證難度也隨之增加。《金融犯罪辦案指引》一書的主編、最高檢第四檢察廳主辦檢察官貝金欣介紹，該書編寫組在詳盡列舉案件證據的同時，還針對一些新型復雜案件的證據證明難點進行了討論。比如，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一節中，編寫組專門對涉網貸平臺非法集資案的自融模式和資金池模式的證據證明進行了論證，既面面俱到，又重點突出。

同樣的情形在毒品犯罪案件辦理中也較為突出。“許多毒品交易都會通過微信、QQ等網絡平臺進行。但在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對電子證據的收集、提取、鑒定工作重視不夠。”《毒品犯罪辦案指引》一書的主編、最高檢第二檢察廳檢察官肖先華直面這一問題，并期待通過叢書給予基層一線辦案人員更為具體的指導。“在非法生產、買賣、運輸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罪的電子證據審查中，一線辦案人員面臨的主要難點是如何通過電子數據將線上的虛擬身份與犯罪嫌疑人的真實身份建立起關聯，我們經過資料梳理和反復討論，最終給出了具體的審查框架。”肖先華舉例說道。

提起環境污染，檢察官們對原液、排放口、外環境等名詞并不陌生。《環境衛生犯罪辦案指引》一書的主編勞娃指出，污染環境類犯罪對證據采集、固定的精準性要求較高。對此，該書編寫組在書中專門分析了如何認定犯罪嫌疑人實施污染環境具體方式的基本證據、如何確定污染物的種類、如何根據污染物特征從提取與檢測方面分析證據的真實性等問題，并給一線檢察官提供了基本的操作方法指引。

在采訪中，令記者印象深刻的是張建偉提到的一句話：“司法人員的專業化表現之一，是對法律專業保持持久的熱情，對各種司法問題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時刻讓自己的專業意識醒著，總是留意去提升自己的辦案能力。對于司法辦案人員而言，這套叢書宛如辦案‘羅盤’。‘羅盤’有了，還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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