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南宋書院的興起與古代法學的衰落

來源：法治日報

原標題：南宋書院的興起與古代法學的衰落

來源：法治日報

□ 余定宇

八百多年前，在廬山東麓那座著名的白鹿洞書院里，有一個人、一件事可能曾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發展進程，甚至有可能使廬山成為中國古代法律發展史上的一座分水嶺。這個人，就是朱熹。而那件事，便是南宋“理學”的興起。

白鹿洞書院，位于廬山東麓、五老峰下，其與登封的嵩陽書院、長沙的岳麓書院和商丘的應天書院一起，被并稱為“中國四大書院”。但這座書院之所以能在四大書院中名列榜首，在我個人看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便應歸因于宋代大儒朱熹曾在此講授過“理學”，并親手為本院師生們制定了一則《朱子白鹿洞教條》。

一進朱子祠的門，迎面就可以看見三幅鑲嵌在墻上的大石碑：正中那幅黑石碑上，用鐵線描的筆法，鐫刻著一幅朱熹的畫像。石像右邊，則鑲嵌著一塊清朝重刻的石碑，其內容便正是剛才所說的那份由朱熹首創的《朱子白鹿洞教條》了。駐足細看，只見上面劈頭刻著一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朱子遺訓”。

再接著讀下去，朱熹還對當時的大學生們列出了一系列的“學生守則”，例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這幾句很好，是對讀書人做學問的基本要求。但再讀下去，便漸漸地覺得味道不怎么對了，例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等。讀著讀著，我眼前便浮現出這樣的一幅圖畫：南宋初年，在那個金兵大舉南侵、生靈涂炭的民族危難關頭，當與朱熹同時代的辛棄疾、陸游、陳亮、劉克莊等在大聲疾呼“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時，廬山之畔，那位所謂的“大儒”朱熹，卻還在日日吟風弄月，帶領著一群打躬作揖的儒生們，搖頭晃腦地背誦著什么“正心誠意”“存天理、滅人欲”……

其實，在朱熹生前，他那種不顧國家危難而“空談心性”的“理學”，便已經遭受到一些稍有血性的皇帝的嚴厲貶斥。南宋寧宗下旨直斥朱熹的理學為“偽學”，并嚴禁一切“偽學”黨徒在朝廷為官。不意，在朱熹死后的四十多年，那位“來路有點兒不明”的宋理宗卻忽然領悟到：朱熹的“道學”，對于專制君主來說，大有益于“治道”和維護自己的權威。于是，他便頒下御旨：令全國各地的州、府、縣，都要將朱熹制定的《朱子白鹿洞教條》刻石立碑，豎立在所有官辦的書院里。于是，這份充滿了對專制君主的“正心誠意”的《朱子白鹿洞教條》，便迅速成為全國書院的統一校規。而流毒所及，這份“朱子教條”，更在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成為統治者推行奴化教育時所共同尊奉的一部辦學準則。

在這種辦學準則的主導之下，“明法科”——這個至少從唐代就已經開始了的并曾經孕育出宋慈這個偉大的法醫學家的法律學術科目，便悲慘地被趕出了書院教育的范圍。與此同時，那個有近千年歷史、從曹魏時期就開始設立的“律學博士”官職，亦在南宋書院興起的同時而隨之消失。

盡管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一千多年來，儒學一直未能被真正“獨尊”過。只是到了南宋，到了程朱理學中“存天理、滅人欲”學說的興起，儒家思想中種種摧殘權利、壓抑自由的封建毒液才開始滲透到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教育、社會意識的各個層面中去。而與此過程相伴而來的，不消細說，就是那一種令全體中國人民至今都刻骨銘心的“積貧積弱”和“落后挨打”。

北宋著名的大文豪、大詩人蘇東坡對日后那種“儒學復興”的后果早已有一種先見之明。他曾在一首詩中一針見血地對那些“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終日只會搖頭晃腦地背誦“子曰詩云”的儒生們發出了一聲辛辣的諷刺：“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不幸的是，自從朱熹在白鹿洞開講“道學”，全國書院都在興致勃勃地大講四書五經開始，這個不祥的預言真的變成了中國社會一種可悲的現實。

我們當然不能把中國法學和自然科學衰落的原因和責任都統統推到朱熹一個人的身上。而我寫這篇“游記”的本意也不過是想如實地指出：“南宋書院的興起”與“古代法學的衰落”這一種歷史的巧合而已。

自南宋以后直至明清，在這一段長達六百多年的悠長歲月里，當中國的讀書人仍年年歲歲在全國各地的深山老林里起勁地背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時，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文章節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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