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顯微鏡下的大明》看萬歷朝稅收

來源：中國稅務報

原標題：從《顯微鏡下的大明》看萬歷朝稅收

來源：中國稅務報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顯微鏡下的大明》，講到明朝萬歷年間發生在金安府的一起人丁絲絹稅案。

故事大概是：明朝成化年間，金安府八縣一同收取抗倭協餉，最后卻變成只由仁華縣承擔的人丁絲絹稅。所謂人丁絲絹稅，是以絲絹代替糧食繳納田賦。電視劇中，主人公帥家默是一名算學天才。萬歷年間，金安知府為了推動土地清丈，故意安排帥家默到架閣庫查閱原始檔案，以期找出錯誤，重新丈量土地。在翻閱架閣庫收藏的仁華縣稅賦賬冊時，帥家默發現了人丁絲絹稅的問題。于是，他誓要找出真相，正本清源。從人丁絲絹稅引出核實田畝數量，到查實鄉紳隱匿的土地，再到事件的高潮——丈量妖田（形狀不規則，面積計算較復雜的田地），直至最后開展田畝清丈，終成一條鞭法施行的先聲。

整個故事對明朝特別是萬歷年間的稅制多有提及，那么，當時的稅收情況是怎樣的，稅收主要由哪些部分構成？

田賦：定額制和折納

田賦是明朝財政最重要的收入，洪武年間田賦收入為3000萬石左右，宣德年間蠲免賦稅約300萬石，直到明末，明朝的田賦收入都在2700萬石左右。除了正賦之外，田賦上還附帶徭役。

明朝早期，納稅人以實物納稅，以身應役。而到萬歷年間，部分物資和徭役被折算成白銀。明朝的田賦，定額制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田賦收入達3279萬石，朱元璋很滿意，于是宣布北方各省新墾田地永不起科。定額制作為“祖制”延續下來，一直到明朝中后期。萬歷六年（1578年）的田賦收入僅為約2660萬石，不如明初。田賦定額制成為明朝中后期財政緊張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田賦收入不增反減，導致公共投入不足，后勤保障不力，影響社會正常運轉。

在田賦征收上，明朝延續唐代的“兩稅法”。“兩稅法”是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為主，統一各項稅收而制定的稅法，由于分夏、秋兩季征收，所以稱為“兩稅法”。與前代略有不同的是，明代的夏稅以麥為主，當年八月征收完畢；秋稅以米為主，到次年二月征收完畢。田賦的折納，指用其他實物或貨幣來代替麥、米繳納田賦，有的地方用貴金屬，有的地方則用高粱、豆類等產品。從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改革到嘉靖初年條編法初現，“量地計丁，一概征銀”，經歷了漫長的一個階段，先是一石米折成一匹棉布，再是一匹棉布折成0.3兩白銀，中間差不多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變化。在賦稅征收中，原定征收的實物稱為“本色”，改征其他實物或貨幣稱為“折色”。

工商稅：征收面廣、重復征收

明代的工商稅特點是稅率低，征收面廣，且重復征收。鑒于明朝統治者重農抑商的國策，工商稅收入并不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如萬歷六年（1578年）的工商稅收入僅為約220萬兩。具體來講，萬歷年間的工商稅收入主要有鹽課、鈔關稅、礦銀等，至于像竹木抽分、番舶抽分、門攤稅、酒醋稅等花樣繁多的科目，收入占比較低。

鹽課是明朝的第二大項稅收收入。萬歷年間的鹽課收入，折算成白銀約為115萬兩～200萬兩，如萬歷六年（1578年）的鹽課收入約為130萬兩。鹽務在明朝屬于專賣，每個產區都有其行鹽疆界，越界販賣則會被治罪。明朝鹽課執行的是“開中法”：鹽商需要送運糧食等物資到邊關，以供軍餉等支出，才能從政府手中換取鹽引。換取鹽引后，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支鹽，最后把鹽運到指定地區銷售。

政府按照各地的人口數量精確規定鹽引數，食鹽價格也由官方規定，政府通過壟斷經營收取鹽課收入。鹽務專賣產生暴利，奸商和貪官往往會絞盡腦汁從中獲利，國家只拿得到收益的一部分作為鹽課。

鈔關稅最早源于明初在運河上征收的通行稅，也是工商稅的重要組成部分，如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的鈔關稅收入約為34萬兩。最初鈔關稅征收的對象主要是河道上的船主，后來擴大到船只和貨物，各個鈔關實際上已經有了稅關的職能，并逐漸接手碼頭地區的商稅管理。

鈔關的重復征稅現象比較嚴重。京杭大運河從南到北一共有十幾個鈔關，比如運往北方的貨物進入運河后，要在山東臨清關抽稅，到天津河西務又抽稅，到北京崇文門還要全部征收一次。在征稅時管理者各自為政反復征稅，不關心商人的經營范圍和貿易路線，也不考慮其商品價值和利潤，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

明初，采礦由國家壟斷。明朝后期，政府取消了官營礦業，但保留了一個官營生產總額作為納稅基準，開始向民間征收采礦稅。從永樂皇帝起，官礦就從來沒有以商業經營的形式運營，朝廷一般要求上繳一定的礦產品或銀兩，當礦銀定額不能完成時，缺少的部分只能由官員從其他收入中補足。萬歷朝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一旦發現采礦不能獲利，就讓大戶將礦銀的差額補足或是將礦銀定額指派給百姓，甚至挪用地方府庫的儲備銀，假稱礦銀。總體來說，礦銀收入不高，如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的礦銀收入僅為約11萬兩，但萬歷皇帝派出的宦官作為礦監稅使，承旨四出勘查，趁機勒索攤派，礦銀荼毒，禍及各地。

雜色收入：非正規、負擔重

因為正常稅收收入不夠官府開支，所以明朝以調整耗派、坐辦（即坐派采辦，中央政府的采購交由地方承擔）或例外征收來增加收入，這些收入被稱為雜色收入。

例如出售官銜的“開納事例”，官方諱莫如深，從未制度化，但卻是官府一項穩定的隱性收入。萬歷年間首輔張居正對這一做法非常厭惡，但他自己也強調這項收入不可或缺，畢竟每年有近40萬兩白銀。

另一項典型的雜色收入就是贓罰銀。贓罰銀，指收繳犯罪所得贓物以及對犯罪者所處的財產性處罰，也包括犯罪者為了免于處罰而向官府繳納的錢財。收取贓罰銀的一個很大弊端，就是連坐。明史專家黃仁宇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中舉過一個例子，某個掌管倉庫的庫子（看管倉庫的人員），因為盜用20兩白銀，而被處罰1000兩。如果沒收他的個人財產無法補足，則將他親友的財產也充公。連坐的做法，早在嘉靖年間就已施行，奸相嚴嵩倒臺，多人連坐，20年后還被人稱作“流毒江西一省之民”。

電視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中的人丁絲絹稅雖然屬于田賦，但實際執行時早已變味，成為金安府百姓的額外負擔。3530兩人丁絲絹稅，均攤到金安府八縣，看似不重，但自然條件惡劣的萬成縣百姓只能被迫去借印子錢，要么被迫賣地淪為佃戶，要么拋荒逃亡，要么落草為賊。非常規的稅收全部攤派在百姓身上，任何一點兒的提高，都將是百姓的不可承受之重。明末“三餉”攤派銀每年達到2000萬兩，超過了國家正常年度的稅收收入。由此觀之，明朝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臺州市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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