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介“草人”

來源：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一介“草人”

來源：中國青年報

1 坐冷板凳的“草人”

草業科學家任繼周先生99歲了。在北京北五環一個老舊小區，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工作，查看郵件、修訂《草業百科全書》的文稿。怕他身體吃不消，保姆每隔一小時就要提醒他休息一會兒。

2022年，他接連得了窒息性哮喘、肺炎。治愈后，記憶力嚴重衰退，頭天晚上計劃好的事，第二天早上就忘了。路也走不動了，從書房到客廳，他需要保姆攙扶著，一點點往前移動。早幾年，他還能有力氣把報紙放到投影儀上看，現在只能背靠座椅，戴著眼鏡，盯著顯示屏上“小1號”字體的電子文檔。

害怕與社會脫節，他在2022年年底開了公眾號，取名“草人說話”。“我現在發不了論文了，但還有很多話想說。”他倚在沙發上，緩緩地對記者說。

他是中國草業科學奠基人之一，中國首位草業科學方面的院士，推動了草原學向草業產業的轉變。他創建了中國高等農業院校第一個草原系，將草原學科從二級學科推動為一級學科。

有關他的科學成就十幾頁都寫不完，草業科學發展的每一個步驟幾乎都有他的參與。有人說，他帶出了中國草業科學的“黃埔軍校”。但這些聲名只限于草業領域。普通人并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最初研究草原，是為了讓國人吃上肉、喝上牛奶。

“我上中學的時候經常生病。不光我身體不好，好多人都面黃肌瘦，吃不好。中國這個弱的國家要從營養上著想，就是吃肉喝奶。”任繼周回憶，20世紀五六十年代，肉和奶都是奢侈品，肉質也不好。有一次，他接待來交流的外賓，對方聽說吃牛肉很高興，結果一吃口感像橡皮。

為了提高草產量，讓牛、羊產好肉、好奶，他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在應用。他和團隊研制出了第一代草原劃破機“燕尾犁”，讓高山上僅有兩三寸高的草長到了半米左右，草產量也提高了4倍。他帶著團隊開展劃區輪牧、季節畜牧業的實驗，成倍提高了草原生產能力。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肉和牛奶早已進入了人們的餐桌。但任繼周又在為人們吃得安不安全憂慮。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他倍感痛心，因為這背后源頭問題之一，是缺乏飼喂奶牛的高蛋白優質牧草，商家通過添加三聚氰胺來提高奶粉的蛋白檢出量。

在任繼周看來，飼料問題不解決，無從談食物安全、糧食安全。據他預測，中長期內我國人的口糧需求約為2億噸“食物當量”（將糧、果、菜、牧草、飼料等折合成一個標準），而家畜飼料需求為5億噸，“現在我們糧食不是不夠吃，是飼料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吃的跟家畜吃的混合在一起了。”他在一次采訪中說。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就通過在南、北方開展一系列科學實驗，證明了用牧草代糧、實施草地農業是可行的，但限于各種原因，沒有在國內推廣開來，“其中有實際困難，更多是傳統耕地農業中，缺乏對牧草和畜禽的認知”。

近20年時間，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對農業文化和農業倫理學的研究中。在他看來，問題的背后是“以糧為綱”的思維模式，“一說糧食安全就種糧食，養豬是為了肥田、養牛是為了耕田，缺乏動物生產的層面”。

為了探究其根源，他從80歲時開始研究中國農業史，花3年多時間寫出了《中國農業系統發展史》一書。93歲，他又決心編寫一部中國農業倫理學專著。那時，他剛檢查出膀胱尿潴留，裝上了瘺管，體重下降了12公斤。

“我想著最多活兩年了，兩年以內要把《農業倫理學概論》趕出來。”他把這件事看得很重，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破壞這些問題，是因為全社會的農業倫理觀缺失，而農業倫理學是告訴人們“不僅要知道能做什么，還要知道不能做什么”。

他自稱“草人”，“我像草一樣，在最底層、最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草是見縫插針，不與人爭。我這一輩子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跟人爭。你哪個專業紅、熱門，我不考慮，我就坐我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幾十年。”

2 像打仗一樣念書

幾乎每個受訪的學生，都對任繼周的勤奮、惜時、自律印象深刻。一位當過任繼周學術秘書的學生說，任繼周幾乎不參加宴會，也不參加婚禮，但他會用自己的方式表達關心——一位學生結婚，他特地去對方家里看看生活條件如何，是否需要經濟上的幫助。在候機室、飛機上、火車上以及會議間隙，他也在看書、打字。

他這一輩子都“把時間抓得很緊”。少年時期，他堅持每天寫日記，看遍了學校圖書館的書。大學畢業，他去蘭州從事草原研究，一天能走100多里路，有時候一邊拄著采集標本的采集杖在馬路邊上走，一邊看書。

“文革”期間，為了擠出時間工作，他發明了“三段式睡眠法”——白天沒有時間工作，晚上回家先睡兩個小時；然后工作到次日清晨，睡兩個小時；中午再補睡兩個小時，每日如此循環。

任繼周說，自己睡覺很少超過6個小時，“年輕時除了睡覺，我沒在床上躺過”。為了節省時間，他養成了少喝水、上午不小便的習慣，導致晚年患上膀胱尿潴留，引發濕疹，一到晚上就渾身癢。

他在臥室、走廊、客廳都擺放了鐘表，提醒自己“分秒必爭”。

直到現在，他仍然經常通過郵件跟同道探討學術問題。一名學生說，任繼周能就一篇論文和他反復溝通，修改20多遍。蘭州大學教授林慧龍回憶，給任繼周當助手時，把文稿發給任繼周審閱，任繼周再忙也會回復，有時是凌晨4點，細致到“連標點符號也要改”。

中國農業科學院博導李向林曾在20世紀90年代跟著任繼周在南方開展草地農業試驗，在他印象里，任繼周不喝酒、不吸煙、不閑聊、不打牌，“沒有任何不良愛好”。任繼周為數不多的愛好是寫詩、看球賽。那時，任繼周已經70多歲了，走路很快，很多年輕人也跟不上。如今，任繼周為了促進消化，每天必吃兩條魚、喝酸奶、吃橙子。

“我現在非常虔誠地保護我的健康，吃東西、生活規律等，不要半途而廢搞不成事。”2012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那時他正準備投入農業倫理學的研究。

他說，自己拼命工作，是因為有“原罪感”。

他的少年時期伴隨著戰亂。1937年，他在山東濟南平原縣的老家小學畢業，緊接著，“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此后，他開始動蕩漂泊的中學生活，五易其校。

戰爭的慘烈至今令他難以忘卻，“傷兵轉移時在校園里待一會，看到各式各樣的傷殘，離開時候留下一灘血漬，太難過了。抗日戰爭在戰場上中國傷亡3000多萬人，（我們）真是血肉長城保護下來的，對于戰亂中死亡的同胞無法回報，我有原罪感。”

“我聽二哥說，他的老師熊十力說，前方將士在打仗，你們要像打仗那樣念書。”說到這，他的語調提高，“我要像打仗一樣念書。從讀書到工作，沒敢有空。后來得病了，我也要盡可能做點事”。

任繼周的二哥是哲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原館長任繼愈先生。大學選專業時，任繼周詢問哥哥的意見。任繼愈說，自己研究哲學虛了點，希望他從事實一點的專業。喜歡野外的任繼周于是報考了畜牧獸醫系，發展畜牧業，“立志改變國民營養”。

3 生命的“公約數”

任繼周曾說，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一位是哥哥任繼愈，另一位是中國現代獸醫學奠基人之一盛彤笙先生。

盛彤笙原本是醫學博士，為了讓國人吃上肉、喝上奶，轉而學獸醫，取得獸醫學博士學位。抗日戰爭勝利后，盛彤笙從南京中央大學到蘭州，創辦了國立獸醫學院。他認為，光有研究獸醫、畜牧的人不夠，還得有研究草原的人，有人推薦了任繼周。

后來，任繼周到了蘭州，盛彤笙不僅給他安排了房子，連糊窗戶的紙有沒有上桐油都想到了，還告訴他，窗戶紙不上油遇到雨就會破，給了他“一種家的感覺”。

感恩于盛彤笙的禮遇，任繼周尚未去蘭州前，就致信恩師：“進修期間不兼作研究生或兼營任何副業，專心研讀牧草及有關科學，以期確有進益，以報吾師厚望於萬一。”

任繼周說，在為人、治學上，盛彤笙對自己影響很大。他記得，有一次請盛彤笙為自己的研究報告文集作序，盛彤笙寫好序后，把他叫去，指點著幾處錯誤，用很重的語氣說：“這是著書立說啊！”“至今我寫東西，不敢草率從事。”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即使曾被劃為右派，盛彤笙仍然堅持反對“以糧為綱”，反對“糧食不過關不能發展畜牧業”的論調。

任繼周曾說，盛彤笙是他“自省的鏡子”，哥哥是他的精神支撐。

小時候，父親忙，任繼周每逢節假日，就盼著哥哥回家，陪他踢鍵子、射箭，教他唐詩。任繼愈很關心兩個弟弟的學習，在弟弟小學時，就常往家寄雜志和書籍。任繼周一入初中，任繼愈就給他定下了“立志高遠，心無旁騖，計劃領先，分秒必爭”的座右銘，并要求他不間斷寫日記。

“我很重視哥哥的話，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格。”任繼周說，自己現在還是每天寫日記，制定日計劃、周計劃、月計劃、年計劃。一名學生告訴記者，他每次去任繼周家里，任繼周都能記得他們上次談論的內容，就是因為記日記的習慣。

任繼周在四川江津讀書時，任繼愈在李莊讀北京大學研究生，同在長江邊上，他常到江津去看望弟弟。任繼愈寫信告訴父親，稱“四弟是可造之材”，決定每天補助弟弟兩個雞蛋、1斤紅薯，并送任繼周去當時知名的重慶南開中學讀書。后來，任繼周才知道，學校一年的學費是哥哥10個月的工資。他拼命讀書，提前一年考取了中央大學。

任繼周說，哥哥教會了他如何“在無常之中認定有常”，“他叮囑我，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跟風跑。社會不管怎么動蕩，你要安靜，保持你的良知和平靜。”他回憶，“文革”期間，因為哥哥曾被毛主席稱贊為“鳳毛麟角”，找他的人不少，有雜志請他做主編，他都稱病不出。“哥哥告訴我‘文革’是一股文化逆流，不能摻和進去。”

當選院士后，任繼周忙得“一塌糊涂”。任繼愈見狀，送了弟弟一副對聯“涵養動中靜，虛懷有若無”。“這個對聯對我晚年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要把心靜下來，不管多忙多亂。”任繼周一直將這副對聯掛在書房里。

任繼愈一生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幾個學生都覺得，任繼周從探索科學轉向研究農業倫理和農業文化，是受任繼愈的影響。

2009年，93歲的任繼愈在北京逝世，之后每年清明節，任繼周都會去看望哥哥，直到他走路不便。他曾深情懷念哥哥，說哥哥按照他的理想哺育了自己，自己也遵照哥哥的要求不斷塑造自我。“在我的生命歷程中，一天一天，刻畫著我們兄弟之間的共同刻度，這是我們生命的‘公約數’”。

4 科學是毀滅不了的

任繼周說，選定了自己的方向后，他就再也沒有想過改專業。結婚時，岳母希望他轉一門熱門專業，他沒轉。1995年，他當選院士后，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向他拋來“橄欖枝”，美國一所研究中心也邀請他和愛人一道赴美工作，他沒去。有20多年的時間，他的月工資都不到200元，都是岳母幫他打理，錢不夠了就去借，賣東西，“家里值錢一點的東西全賣光了”。

回憶起剛到草原上工作的日子，任繼周說，自己那時候“非常單純、熱血”。戶口、待遇、今后的生活，他“統統都沒考慮”，帶著妻子、孩子，顛簸了21天，從西安到了蘭州。

那是1949年，甘肅沒有一條柏油路，時局也很動蕩，散匪游勇不時在夜里打黑槍。但任繼周卻很高興，甘肅省的草原類型有全世界草原類型的70%，是一個絕佳的研究樣本。

他花了幾年時間，坐汽車、馬車和驢車跑遍了整個甘肅草原。他住過帳篷、睡過土炕，草原上的虱子多，他穿著“666粉”浸泡過的衣服睡覺。

1956年，任繼周寫成了我國第一個草原調查報告，為草原利用和放牧技術的改進提供了更多的科學依據。但在任繼周看來，總是流動調查很難有更大的收獲，需要盡早設立一個定位科研試驗站。

任繼周在缺乏經費、設備、人員編制、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和學生一起，靠人拉肩扛，在海拔3000米的甘肅天祝藏族自治縣，建立起我國第一個高山草原試驗站。

這個試驗站直到20多年后才擺脫“黑站”的身份，有了編制。那時，任繼周每周前3天在蘭州教書，后4天坐火車去草原站，沒有過過寒假、暑假。回蘭州時，他要凌晨3點起來，卷著褲腿蹚水過河趕火車，還要借助手電筒的光驅趕夜里隨時出沒的野獸。

研究過程中，任繼周發現高山上的黑色草氈土厚達20多厘米，彈性大，草卻長不好。一天，他發現老鼠洞周圍的草長勢明顯好于其他地方，緣由是老鼠打洞改變了草氈的通透性，起到了通水透氣的作用。他和團隊根據這個原理，研制出了劃破草皮的“燕尾犁”。

然而，研究剛剛起步，政治風暴來臨了。混亂之中，他決定把試驗站作為自己的“安全島”，“力求做到專業以外心無旁騖”。他把沒人要的書籍、儀器都運往實驗站，反而將實驗站進一步壯大。他長期待在站上，只有學校必須要求參會時，才旋風式地回到學校。

然而，好景不長。“文革”爆發，他從試驗站上被揪回校園批斗，家被抄了很多次。為了不連累親友，他把信件、舊照片、私人文件都銷毀了，包括寫了幾十年、帶著二哥批語的日記，還有母親脫盲不久寫給他的信。

高壓下，他患了輕度中風，走路困難。哥哥將他接到北京治療了一段時間，他才慢慢恢復健康。

當“一切歸于毀滅和絕望時”，任繼周依然沒有放棄草原研究，“當時我深信，世界不會永久這樣混亂下去，科學是毀滅不了的。我決心用自己的專業證實歷史”。他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當一些大學老師將存書當廢紙成捆賣給廢品站的時候，他從中撿回一些有用的書，把重要的業務資料分藏在安全地方。

動亂期間，他自己無法做研究，想辦法把學生派到試驗站，遠離斗爭的漩渦。88歲的胡自治是任繼周的第一批研究生，他說，當時任繼周把自己和另一位老師分別派去新疆、青海的草原試驗站，草原研究工作因此沒有中斷過，“這可能是全國都少有的。除了搞原子彈的人。”

“文革”后期，任繼周相繼編纂了《草原生產力評定》內部參考資料和《草原學英漢辭典》兩本書，并在中國農科院的資助下，考察了內蒙、新疆的草原。

在林慧龍看來，正是持久不斷的學習，讓任繼周在改革開放后“一下子就熱了”。1978年，任繼周作為代表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首屆全國科學大會。那一年，他已經54歲了，但他沒有感覺到黃昏已近，而是覺得“自己的第二個工作時代到來了”。

他比以往更加拼命了。當時，中斷30多年的西方文獻剛剛傳進來，任繼周發現看不懂了，迅速組織學生翻譯、共享。任繼周說，自己對草原的認知沒有斷，“能走在一般人前面一點”，就是因為大量閱讀西方文獻。

1978年以后，他到北京王府井附近的錫拉胡同內部科技書店選購國外的科技書。在那里，他讀到了英國斯佩丁教授的《草地生態學》和《農業生態系統導論》，視野大開，開始用系統科學的思維審視草原科學，做有關“草業”的教學和研究。

5 把個人放進歷史當中，認準了就做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任繼周就逐漸意識到，要解決草原的問題，光在草原上下功夫不行，要把草原的問題放在整個農業系統中考慮。

他向記者回憶，剛到甘肅時，牧區比農區富有，人們大口吃肉，競相“夸富”。1957年底，他去越南講學。1959年回國，發現在大躍進的浪潮下，農區窮，牧區變得更窮，“有羊也不能殺，需要大隊批準”。之后幾十年，他更是目睹了在工業化進程下，草原退化，家畜吃不飽，牧民生活貧苦的境況。

“只在耕地上要糧食，對耕地無限索求，而耕地以外的土地毫不憐惜。”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要解決“三農”“三牧”問題，必須建立一個與“耕地農業”相對等的“草地農業”。

改革開放后，他提出建立一個生態研究所，“把草和牧加到農業系統，改造農業結構。”但當時，國家處于百廢待興中，沒人顧得上他的呼聲。

他四處奔走，爭取支持，直到1981年才建立了甘肅草原生態研究所。他回憶，當時是希望建立一個“草地農業生態研究所”，但那時多數人都對“草地農業”沒有概念。

不過，面對別人的不理解，任繼周并不灰心。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要把個人放進歷史當中，不要在歷史外頭，覺得這不合適那不合適。命運這東西實際上是機遇，不能選擇的。一個有生命力的人，應該找到自己生存的道理，應該找到發展的道路。要穩定，不要東張西望，認準了你就做。”

他等來了草業科學的機會。1984年，錢學森在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到“草業產業”概念，并引用任繼周的觀點，草業成為一門獨立的產業。借著這股勢頭，任繼周搭建起了草業科學的框架。

他在甘肅農業大學開設《草坪學》課，首開此課程教育的先河。他帶領團隊，通過混合播種草坪種子，在體育場、學校建起了一塊塊草坪。后來，他們為北京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建設的草坪足球場，作為農業部的禮物，被捐贈給了第11屆亞運會。而此前，這樣的草坪要花錢從國外引進。“至今全國大約80%的草坪從業人員出自甘肅農業大學。”任繼周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在研究所任職期間，任繼周把更多時間花在破解“以糧為綱”上。在北方，他在甘肅省慶陽市什社鄉建立了草地農業試驗站，使用耕地面積的18％來建立草田輪作的人工草地。作物產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使谷物單產提高60％，總產提高40％，畜牧業產值翻了一番。

在南方，他帶領團隊，花了十幾年時間，在貴州、湖北、湖南3個省進行草地實驗。其中，貴州的“灼圃模式”和“晴隆模式”尤為亮眼。參與研究項目的李向林記得，他們剛到貴州灼圃時，當地流行“蕎麥洋芋過日子，想吃包谷飯，要等老婆坐月子”的順口溜，山坡上水土流失嚴重，很多作物長不了，人和動物都吃不飽。他們帶著農民種草、養牛羊，農民收入翻了幾倍。

不過，“因傳統管理體制難以撼動”，不是所有的項目都進展得這么順利，草地農業也沒有像任繼周想象的那樣，在全國推廣開來。

任繼周又回到了對“以糧為綱”和農業結構的思索中，“看起來是技術失誤，其實質是農耕文化過度的延伸。”

他的研究從草地農業生態學延伸到農業倫理學和農業文化。他說自己研究了40年的草地農業系統，只是探討了自然科學的“是”與“非”的問題，要真正付諸社會實踐，還要升華為倫理學的“對”與“錯”，“善”與“惡”的認知。

2014年，“農業系統發展史”與“農業倫理學”課程在蘭州大學開設，90歲的任繼周站著講了一個小時的“農業倫理學”第一課。

6 最幸福的結局

如今，任繼周還有很多想法，他想寫寫家庭倫理問題，食物問題倫理學，以及生態文明時代的農業倫理問題。但身體不允許了，他只能寄希望于后來者。

擔心農業倫理學研究后繼無人，他委托學生尋找合適的人才。前兩年，一名在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系讀書的博士向他請教一篇有關草業法的論文，多次跟該博士交流后，他欣喜不已，最終把對方拉入了研究農業倫理學的陣營。

得知對方經濟情況不好，任繼周轉給他5萬元，讓他專心做學問。后來，該博士去了蘭州大學教課，任繼周反復詢問他住宿、辦公的條件。“任先生像一個親人一樣溫暖。我心甘情愿搭上一輩子（做農業倫理研究）”，這名博士說。

任繼周經常給學生打電話，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一名學生說，任繼周有一次半夜兩點給他打電話，他第二天早上看到，以為“出啥事了”，趕緊往任繼周家里趕，結果任繼周說他太瘦了，看起來精神不好，拿出來一個裝著6000元的信封，讓他改善營養。

任繼周經常對學生說，要讀文學、哲學、歷史，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林慧龍覺得，任繼周就像他“身邊燃燒的一團火”，“他有那種迫切的愿望，推你往前走，你有任何條件，他都愿意為你奔波。”

在林慧龍看來，任繼周不僅是一個科學家，更是一個戰略家。任繼周一直關注技術領域的變革，早在20世紀80年代，他就學習用電腦寫文章，吸納數學、物理等其他學科的人才進入到草業學科中，建立草業學科的“信息維”。

令任繼周欣慰的是，草業的地位越來越高了。“尤其2005年的‘一號文件’，把草原和畜牧業提高到新的高度，直接與“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相聯系，給了我們很大鼓舞。從草原到草業的新時期已經呼之欲出了。”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但回想自己這一生，他仍覺得“做得太少太少”。任繼周的生日是11月7日，這一天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前蘇聯的國慶日。去年，孩子們給他過生日，晚飯后，家人都離去了，他一個人躺在床上，哭了起來。

他又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想到了在雨花臺被槍殺的數10萬英魂，“多大的犧牲啊。我想到這些人我心里難過”。

他想到蘇聯70年而亡，“一個龐然大國竟然活不過我去。我這么渺小一個人，一介草人吶，什么權也沒有，居然活到現在。”他眼含淚光，說自己太渺小。“不管權力多大，威勢多么厲害，都是暫時的。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歷史責任。把歷史的正氣的命脈積蓄下來，非常要緊”。

他時常告誡自己的學生，“把權和利忘光，心無旁騖做你的工作。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他人’視做‘他我’，不要總想著我、我、我。要融解在大自然里頭，融解在社會里，不要把自己孤立在一個小范圍里頭憂愁”。

幾年前，老伴去世，他有大半年身體很虛弱。保姆說，有時候任繼周說著說著，就開始掉眼淚。身體轉好后，任繼周又投入工作中，“只有工作時他才能忘記一些雜念”。

任繼周的院子里有一張圓桌，以前，兩個哥哥一家人過來，全家人圍聚在一起，十分熱鬧。后來，一個個人到“站”了。椅子一個個空了。“我自己也到了到‘站’的時候了。”任繼周感慨，“一個人只能做一個人該做的事情。孔子說，三十而立。立是個位子，要找到自己的生態位，該做什么就做什么，這個社會就好。”他把老伴和自己攢的錢，捐了600多萬元，在6個單位設立了草業科學獎學金。

他說，一個人最幸福的結局是“路倒”，“工作工作著就離去了”。

林慧龍記得，許多年前，一次參加會議途中，任繼周坐在車上，回憶起在河西走廊做科考的經歷，說當時有個老師躺在草地上休息，手里握著糧票，被一個土匪看見，兩人廝打起來，土匪把這個老師殺了。

聽到這個故事，林慧龍很震驚。但他記得，任繼周講述時很平靜。

任繼周說，自那之后他再也沒有躺在路邊休息過，也沒有因為危險躊躇過，他一直往前走，沒有回頭。

參考書目：

《任繼周文集》任繼周 洪紱曾 云錦鳳 中國農業出版社

《草業瑣談》任繼周 中國農業出版社

《真理的思考：任繼愈傳》嚴青 郭改云 江蘇人民出版社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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