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尋找夏王朝的真容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尋找夏王朝的真容

來源：光明日報

【讀書者說】

1950年代末以來，夏文化探索的熱潮迭起，夏文化成為中國考古學界最關心的重大課題。1997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的張立東與大象出版社《尋根》編輯部主任周雁，開始合作做夏文化探索者訪談錄，共采訪了24位出生于20世紀20—4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學家，結集為《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大象出版社2001年出版）。

2019年，以偃師二里頭遺址考古60年系列學術活動為引擎，夏文化研究和傳播出現了新一波熱潮。在此背景下，大象出版社再度與已任二里頭夏文化研究院院長的張立東合作，采訪了目前活躍在夏文化考古研究一線的18位考古學家，結集為《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Ⅱ》（以下簡稱《手鏟釋天書Ⅱ》），并修訂《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Ⅰ》（以下簡稱《手鏟釋天書Ⅰ》），兩書同時于2024年6月出版。

為考古修史，為學者立傳。這兩部訪談錄記錄了幾代夏文化探索者潛心夏文化考古與研究的歷史，他們探索夏文化的樣貌、闡釋夏文明的成就，讓夏文化考古的學術史躍然紙上，讓夏王朝的蹤跡逐漸清晰，對認識中華文明史的關鍵階段和中華文明的核心基因具有重要意義。兩書的出版，為讀者認識夏文化及其探索者打開了一扇窗，通俗的語言和生動的故事將讀者帶到夏文化的世界。

為什么尋夏

中國文明歷史的長河中，夏商周三代熔鑄了此前中華文明肇始階段一千余年的文明成就，奠定了其后中華文明的文化基因，秦漢以來的史家一直都把夏王朝作為中國王朝國家的開端。

20世紀初開始，中國傳統的古史體系和治學理念受到巨大挑戰，重建中國上古史就成為考古學家的主要使命，尋找夏王朝的證據成了歷史學家的愿望和考古學家的擔當。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等人發掘夏縣西陰村遺址，是中國學者首次在中國境內主持考古發掘工作，選擇夏縣的直接原因是其乃文獻記載的“夏墟”之地。1959年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建山西工作隊，新中國考古的掌舵人夏鼐在與山西工作隊隊長張彥煌談話時，明確指出山西隊當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心，主要是探索夏文化。

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王巍指出，在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中，夏王朝的建立是一個轉折點。二里頭夏都代表的夏王朝，其后期出現一系列新變化，呈現出新的王朝氣象，如宮室制度、多進院落、中軸線理念、青銅器和玉禮器群、對周圍文化的強烈輻射等，這些后世中國的一系列禮制，都是在夏王朝初步形成的。

中國考古學會夏商考古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唐際根在《手鏟釋天書Ⅱ》序言中說，夏王朝是中國人心中的結，該書最根本的價值是記錄了中國考古學者相信中國存在夏王朝的堅定態度。尤其是張立東，是我們這一代重要的夏文化研究者，是夏文化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提問者的學術功底比提問技巧更重要，采訪對象也經過嚴格遴選。張立東設計夏文化探索者訪談提綱，保證了訪談問題的學術性和專業性。

考古人是尋找夏文化路上的持燈者，他們櫛風沐雨、披星戴月地跋涉于田野之間，青燈黃卷、焚膏繼晷地徜徉于學海之中，苦苦尋覓著與祖先對話的契機。兩本《手鏟釋天書》記錄了幾代考古人的“尋夏之路”，其宗旨是為夏文化研究者立傳、為夏文化探索史存照。

尋夏者的故事

書中一個個“尋夏者”的故事，記錄了幾代考古人求證夏王朝的思想、路徑與成就，更讓我們感受到他們著書立說的背后，雖有寂寞和艱辛，但更多的是收獲和喜悅。

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旭生以古稀之年來到河南西部調查“夏墟”，拉開了以田野考古的方法探索夏文化的序幕。在登封告成鎮八方遺址現場，徐旭生為當地干部群眾講解文物知識，進行熱愛鄉土文物古跡的教育；在禹縣花石頭調查時，徐旭生白天在野外奔跑一天，晚上還到花石頭中學做了一次探索夏文化重要意義和調查目的的學術報告，之后又和師生座談。徐旭生的助手、二里頭考古隊隊員方酉生回憶起這些刻骨銘心的往事時，對前輩學者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其實這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考古活動。

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鄒衡在著名的登封會議上發言，首次明確提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引起震動。1979年以后，鄒衡開始在北京大學陸續招收考古學研究生，劉緒就是按照鄒衡的布置而研究先商文化問題的第一個研究生。通過碩士學位論文的訓練，劉緒認識到在研究夏文化過程中要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要探討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的關系、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的關系以及先商文化和夏文化的關系，通過縱向、橫向多方面的比較才能把夏商文化區分開。

李伯謙是《手鏟釋天書Ⅰ》的受訪學者，20余年后的《手鏟釋天書Ⅱ》中把他作為第一個受訪者放在首篇，銜接了前后兩集的學術脈絡，顯然是獨具匠心的安排。1963年秋，他在二里頭遺址帶領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本科生田野考古實習，和同學們白天冒著寒風發掘、晚上擠在一間儲藏牲口草料的小黑屋里睡覺，卻感到樂在其中。李伯謙說他愿意繼續做一個探索者，在新世紀夏文化探索的新賽程中再跑一程。讀之令人動容。

“河南考古第一人”安金槐，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在登封王城崗遺址發掘間隙，布局開展登封、禹縣境內潁河兩岸龍山和二里頭時期遺址調查和試掘工作，由點到面、點面結合地全面了解嵩山東南地區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時期遺存分布和堆積情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方燕明至今仍感慨其學術格局之大。在清理王城崗夯土過程中，方燕明順著夯土層中薄薄的沙層，用小竹簽一邊剔一邊吹，吹掉沙子后夯窩就顯露出來了，很多同行戲言王城崗的夯土是他“吹”出來的。2002年秋季，王城崗的田野考古工作重啟，王城崗龍山時期小城正西去八方村有一條東西向小路，在實地勘察過程中，老鄉說這條路邊的莊稼一直長得不好，澆地時這里的土也不太吃水。方燕明等人聞聽暗喜，認為下面可能有大型夯土建筑，就在這條路的南邊開了一批探方，正好位于后來發現的王城崗大城北城墻上。方燕明認為，不僅要把文明因素視為文明社會物化的表現形式，更要重點看這些文明因素在夏文化形成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李維明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于1993年9月調查方城八里橋遺址，1994年春發掘該遺址，其位于二里頭文化分布區域南部，面積非常大，文化內涵有地域特點，出土有扉棱石鉞、綠松石珠、陶字符、骨刻字符等，應為二里頭文化的一處區域性中心聚落。發掘過程中李維明與券橋鄉政府交涉，要求停止磚場對八里橋遺址的破壞。近年“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項目重啟八里橋遺址考古工作，確認面積達130萬平方米，發現了夯土建筑基址、墻垣、環壕等遺跡，出土有玉器、綠松石嵌片、鑄銅遺物等，文化面貌與二里頭夏都高度一致，表明其所在的南陽盆地是夏王朝直接控制區域。如此重要的夏王朝區域中心聚落能夠保留至今，李維明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起了關鍵作用。學界稱他是“學術苦行僧”，他則自稱“鐵血學者”。

怎樣辨識夏文化

怎樣在沒有同時期文字材料的證明下辨識出夏、商王朝的考古學文化？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是從空間分布上對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時期諸多考古學文化作橫向分析。

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時期在文化分布上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二里崗文化首先統一了中原、進而又統一了黃河中下游地區并對周鄰文化產生了強大影響，結合文獻中夏商時期夏、商、夷活動地域的記載及成湯滅夏的史實，只有把二里崗文化確定為早商文化最為合理。

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代表的早商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基點和鑰匙，二里頭都邑性質的“最優解”是其為夏王朝晚期王都遺址。確定了二里頭夏都代表的晚期夏文化，可以此為基點向上探索早期夏文化。早期夏文化的核心問題是不同地區在什么時間發生了從龍山時代向二里頭時代的過渡、又在什么時候被二里頭文化整合，這個過程可能就是早期夏文化的發展歷程。

安金槐認為有關夏代陽城地望的文獻記載和前人考證基本和登封告成一帶的地理環境吻合，加之告成鎮一帶發現有可能相當于夏文化的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遺址，就把探索夏文化遺存的地點選擇在告成一帶。以王城崗龍山時代小城及東周陽城的發現為契機，他于1977年秋組織了“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這次由全國探索夏文化的主要機構和關鍵學者參加的盛會，成為夏文化探索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他指出，夏文化研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夏代與史前的分界、夏代與商代的分界，即夏文化的上下限，這也是夏文化探索者們的共識。

李伯謙指出，夏文化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如何辨認出來的問題。只要從考古學上能夠確認夏、商文化的分界，夏代年代學框架的確立就有了起點；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基本同時、均為早商都邑的確認，為夏商文化分界找到了界標。李伯謙談了他對夏商分界的最新看法，認為鄭州商城比偃師商城始建年代早、鄭州商城應是商人建立的最早的都城，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文化面貌發生變化的原因是實現了“商滅夏”的政治大變動。

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劉緒發現二里頭文化晚期和二里崗文化早期墓葬的陶器在器物群、組合、特征上都有明顯差異，遠比二里頭文化早、晚期之間的差異大得多，不可能是同一文化不同階段的自然演進所致，應是經過劇烈文化變革的結果。墓葬和居址出土的陶器都說明二里頭文化晚期與二里崗文化早期之間的變化是主要的，夏、商兩種文化的界限應劃在這里。1997年冬，在偃師召開了“夏、商前期年代學研討會”，偃師商城工作隊首次明確提出偃師商城始建于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交，劉緒指出此前最早提出夏商分界在二里頭文化三、四期之間的是孫華。高煒等在后來正式發表的文章中，將偃師商城始建年代微調為二里頭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間，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來出現的新說。

劉緒認為龍山時代向二里頭時代轉變是大的歷史趨勢，不同地區或早或晚地都有這樣的進程，嵩山南麓表現為新砦類遺存，其他地區也都有類似體現。作為探討早期夏文化焦點問題的新砦類遺存，應放在更廣大的時空框架下看待，應在時代大變革背景下進行具體研究，不應簡單地將不同小地點的轉變劃歸同一個大系統。

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孫華認為夏文化是考古學的歷史命題，是從考古材料中尋找、辨識并確認古史傳說中夏王朝前后以夏人為主體遺存的考古學研究。僅從考古學文化分期來論述二里頭文化與夏、商王朝的關系，夏、商王朝政權更替未必能從器物風格變化中反映出來。

《手鏟釋天書Ⅰ》修訂版及第Ⅱ集的出版，記錄了夏文化探索的學術史和尋夏者的篳路藍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員徐殿魁滿懷深情地說，那些手不釋卷、孜孜以求的先輩，用有力的身軀舉托著我們攀上了夏商文化探索的高峰。

（作者：侯衛東，系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二里頭夏文化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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