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青銅器銘文辨偽的歷史、方法與價值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青銅器銘文辨偽的歷史、方法與價值

來源：光明日報

先秦兩漢青銅器銘文的大規模偽制發軔于宋代，銘文辨偽及偽銘研究也隨之興起。“偽銘”雖然是偽制、仿制，但絕大部分都有“真銘”作為依據，而非作偽者憑空捏造，因此在語言學、歷史學、文獻學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宋代以來的金石學家，一直致力于銘文辨偽，可謂歷史悠久、成果豐碩。

銘文辨偽史

趙宋一代青銅器收藏蔚為風氣，青銅偽器批量出現，辨偽研究興起。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張世南《游宦紀聞》、翟耆年《籀史》及黃伯思《東觀余論》等著作，從顏色、重量、聲音、氣味、器表痕跡、器斑、器壁厚度、銘文工藝、銘文內容和器物形制等多方面總結了青銅器辨偽的要點。元明時期辨偽研究成果多繼承宋代，如曹昭《格古要論》、王佐《新增格古要論》、呂震《宣德鼎彝譜》和張應文《清秘藏》等。這個時期的相關研究，亦有進步之處，如明高濂《遵生八箋》以水銀色、褐色、黑漆古色為證推翻了前人“入土必青，入水必綠”的觀點。清代前期與元明相似，后期進入青銅器銘文制偽的熱潮，銘文辨偽成為青銅器辨偽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時的辨偽研究成果多見學者往來的信札中，代表學者有陳介祺、孫詒讓、張之洞、潘祖蔭、王懿榮、鮑康、吳云、吳大澂等。

民國時期，偽銘大量出現，辨偽成果豐碩，科技辨偽初顯頭角。1933年商承祚著《古代彝器偽字研究》，1938年又作《古代彝器偽字研究補篇》。在這兩篇文章中，商氏首次對三代青銅偽銘進行分期，即乾隆至道光、咸豐至光緒、民國三期；首次系統地總結了五種銘文偽造類型：字體受宋人書本的影響、拼湊字句、刪截文字、臨寫銘語和摹刻文字。又按照陜西、濟南、濰縣、蘇州四個區域分別介紹了從同治光緒時期至文章寫作時期的作偽者。商承祚的研究不止辨別出了當代及前代的青銅偽器，還從時間上和空間上分別總結了這些青銅偽器的階段性特點和制作特點，更立足于整體的偽銘材料總結銘文偽造的方法，堪稱近代辨偽的里程碑。其中，徐中舒1936年發表《論古銅器之鑒別》，概括了各時期制作的青銅偽器質量優劣的情況，又進一步總結了偽器的特點。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首次較詳細地總結了各個時期青銅器辨偽研究標志性成果，簡述了宋代制造青銅偽器的方法，并將關于辨偽的內容按照色聲味、銹跡、款識分類總結。陳夢家完成《中國銅器綜述》，又總結出銅器偽造的兩種類型：完全的贗品和部分作偽，并在論述時添加例證。

1949年后，經過前人及當代學者的大量積累，銅器辨偽研究框架更細致，范圍更廣泛、內容更詳細，角度更多樣，是青銅器辨偽研究的飛躍發展時期。出現了程長新《銅器辨偽淺說》（1988）、杜廼松《青銅器鑒定》（1993）、王文昶《古銅器辨偽三百例》（2009）等經驗派學者的著作，還有張光裕《偽作先秦兩漢彝器銘文疏要》（1974）、羅福頤《商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1981）、陳佩芬《青銅器辨偽》（1986）、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青銅器的仿造、偽造和辨偽》（1994）、王沛姬《真假銘文：商周青銅器銘文辨偽》（2022）等學術派學者的著作，共同推動辨偽研究達至歷史高峰。

學術界很早就開始著手對青銅偽銘進行集成性的整理。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銘文合集中的偽銘部分。其中，未說明辨析原因的有：王國維《宋代吉金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容庚重編《宋代金文著錄表》、《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羅福頤增補、校訂《國朝金文著錄表》，增訂《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上海書畫出版社編《國家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集成》附錄卷八。說明辨析原因的有：吳鎮烽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三編》偽銘附錄部分。二是專門偽銘合集。未說明辨偽原因的有羅福頤《小校經閣偽銘》，說明辨偽原因的有張光裕《六十字以上偽先秦兩漢器疏證》和王文昶《青銅器辨偽三百例》。這些合集性質的圖錄與考辨，為銘文辨偽的進一步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銘文辨偽的方法與新認識

前輩學者積累了頗多銘文辨偽的方法，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可分為三點。第一，銘文辨偽的根本原則為“對照”，即將對象銘文分別與真銘和偽銘的所有特點對照，找出相合、相斥之處，從而判定銘文真偽。第二，在根本原則的指導下，從思考方式上將銘文辨偽方法分為五類，分別為：直觀對照類、自身對照類、時代對照類、換位思考類和邏輯推理類。第三，要遵循先“眼學”、后“科技”的銘文辨偽步驟。“眼學”是指根據知識儲備、感官體驗和鑒定經驗對銘文情況的判斷，“科技”是指運用科學技術對銘文的判斷。

基于以上理論的指導，我們在實踐中發現了一些青銅器銘文辨偽的新認識和新方法。新認識如：（1）清代末期已確定出現有意偽造墊片痕跡的現象，而非此前學界認為的“使用塊范法、墊片偽制青銅器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的事情”。（2）通過墊片辨偽青銅器時，不可單純依據拓片。根據是否存在墊片辨偽青銅器時，要通過觀察實物、銘文彩色照片或X光射線掃描圖等方式確定墊片的存在，不可單純依據拓片，以防被偽造的墊片痕跡干擾。新方法如：（1）從文字形體角度進行辨偽。（2）利用新見材料進行辨偽。

在具體實踐中需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1）偽銘中有頗多“真”成分，尤其對真銘已失傳、藉偽銘傳世的部分，需要在辨偽的過程中加以深入分析，不能輕易忽略其價值。（2）在辨偽實踐中，要充分結合語言文字學知識，高度重視古文字釋讀的重要作用。可以從文字形體的角度進行辨偽，也可以利用新見銘文比對進行辨偽。（3）銘文辨偽要建立在材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基礎之上，可供研究的材料是否充足，是辨偽工作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4）使用科技手段辨偽青銅器銘文時，不能忽視傳統辨偽方法。傳統鑒定手段有科技辨偽沒有的優勢，要提高辨偽質量和效率，需有機結合二者。

銘文辨偽的重要價值

“偽銘”基本都有“真銘”作為依據，辨偽工作與偽銘的系統研究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是在語言文字學方面。偽銘是金文研究的重要對象，是古文字本體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青銅偽銘常以真銘為本，會出現真銘失傳而偽銘流傳的情況，藉偽銘得以流傳的真銘內容便成為金文研究的重要內容。如果對仿制先秦兩漢的青銅偽銘窮盡匯編，形成全息合集性工具書，就能為古文字研究尤其是金文研究提供頗具價值的參考。

二是在器物與青銅學方面。銅器及銘文辨偽研究是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助推器。銘文是青銅器上的文字，屬于考古學研究范疇。全面總結歷代銘文辨偽方法，系統梳理青銅器銘文辨偽研究的理論體系，提出青銅器銘文辨偽的新認識和新方法，就能夠有效推動以青銅器為代表的器物辨偽研究。

三是在歷史與文化方面。偽銘制作受社會政治、經濟和工藝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藉助偽銘探究作偽時代的手工業發展水平，并了解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是洞察當時歷史與文化的絕佳視角。

四是在實際應用方面。辨偽是文博系統進行文物鑒定的重要手段。偽銘的深入研究包括全面總結偽銘特點、加強辨偽理論體系，有助高效高質識別偽銘，把好鑒定關。

2021年起實施的“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要求我們以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宗旨，全面系統開展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深入發掘蘊含其中的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青銅器銘文辨偽工作，符合“古文字工程”的總體規劃，既著力于古文字本體研究，又能夠與文物鑒定等工作相結合，服務現實需求，是“冷門絕學”中一片值得關注的領域。

（作者：萬佳俊，系山東大學文學院、“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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