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李佩往事：中美建交后率先鼓勵學生赴美留學，開啟自費留學潮）

【編者按】

據中科院之聲微信公眾號消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李佩先生，于2017年1月12日1點26分56秒在京去世。

《科學時報》（現《中國科學報》）曾于2003年3月28日刊發王丹紅文章《李佩：在平淡中傳奇》回顧李佩的傳奇人生。重發全文如下，以紀念李佩先生：

李佩：在平淡中傳奇

王丹紅

中國科學院中關村北區的家屬樓最早建于20世紀50年代初，3層或4層一幢的小樓基本上是按南北走向排列，小樓青磚灰瓦紅梁，樓前是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楊樹，樓后的花園或菜圃里還依稀可見一些晚香玉。因為沒有足夠的維修與保養，小樓在蒙蒙塵埃中顯得斑駁、陳舊，但仍然有一種掩飾不住的端莊和氣派。當年住在這里的科學家有錢學森、錢三強、彭恒武、竺可楨、熊慶來、王淦昌和陳能寬等。1956年10月，郭永懷辭去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院的教授職務，帶著妻子李佩和女兒郭芹落戶其中。

彈指一揮間，如今李佩已在這套房子里住了47年。對她來說，這房子與40多年前的模樣差不多，客廳里的兩個單人沙發和茶幾是回國時父母補送給她的嫁妝，硬木花格架、長條形茶幾和鋼琴是她和郭永懷一道買的，所不同的也許只是今天客廳的地面涂上了暗紅色的油漆，而不是當年精制的純羊毛地毯。就在這套房子里，李佩經歷了生命中的大喜和大悲。

陽春三月的一天，記者走進了中關村李佩教授的居所。

渡盡劫波伊人在

1956年10月，著名力學家郭永懷帶著妻子李佩和女兒從美國回到了祖國。李佩的英文很好，因此回國時她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外事局工作，但她沒去，她說：“老郭離開中國已經17年了，女兒郭芹還不會講中文，我需要照顧他們，不能經常出差。”于是她來到中國科學院行政管理局設在中關村的西郊辦公室任副主任。李佩說，當時中關村沒有糧店、菜市場和派出所，沒有醫院、郵局和中小學校，也沒像樣的餐館和茶室，因此，西郊辦公室的工作就是負責做這些后勤建設。中關村住區的樹木是當年她組織栽種的，中關村各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也都參加了義務種樹勞動。每天走在院子里的白楊樹間，李佩的心中應該有一種親切和自豪的感覺吧！

1961年，李佩到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英文，郭永懷仍然日理萬機，忙于研究和教學，女兒在北京大學附屬小學上學，生活是忙碌而相對平靜的。偶爾一家人也會和朋友們一塊到香山、頤和園坐坐。但一些小小的變化開始出現了，郭永懷這時經常出差，時常打個招呼就走，卻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什么時候回來，而且還不能問。李佩知道他是在做重要工作，也就習慣了他說走就走的工作方式。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15歲的郭芹即將初中畢業，她響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到黑龍江白城插隊落戶，白城位于黑龍江與內蒙古的交界處。郭永懷因承擔重要工作而受到特別保護，但李佩未能幸免。留學美國的經歷讓她成為“美國特務”，在單位接受審查。1968年12月4日，李佩在單位接到出差已經兩個多月的郭永懷的電話，告知他明天就將回到北京。12月5日，李佩在家中等待丈夫的歸來，可是這一天一等再等也沒有等到回家的人，當時她想也許是他臨時改變了計劃，來不及向她打招呼。兩天后，家里突然來了20多個人，李佩一下就知道出事了。1968年10月，郭永懷赴西北參與我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的準備，12月5日，試驗準備工作完成后，郭永懷乘飛機返京，因飛機在北京上空失事不幸犧牲，終年59歲。

1968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向海內外報道了郭永懷遇難的消息，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授予郭永懷烈士稱號。處理完郭永懷的后事，李佩仍然在單位接受審查，郭芹自愿回到了她插隊的地方。1970年郭芹生病回北京家中休養，而李佩則在1970年初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遷到了安徽省合肥市，留下郭芹一人在北京。

李佩說科大是一個令她傷心的地方。從1970年到1973年底，她都在科大接受隔離審查，監督勞動，不能工作，來往的信件也要被檢查，只是沒有人貼她的大字報。到1973年后，過年時可以被允許回家，但有時連硬座票也沒有，她是坐在車廂地板上回北京的。1974年，中國科學院開始外派留學，來自各個研究所的外派人員集中到科大培訓英語，李佩被抽調出教授英文。1975年，中國科學院時任秘書長郁文到合肥出差，偶然遇見李佩，她十分驚訝李佩怎么還在合肥，而且還在受審查。1976年暑假，李佩奉調回北京，她買了一張軟臥車票回到了北京。在后來的日子里，除了一次路過合肥到科大看望朋友外，李佩再也沒有回過科大。

伯樂尋找千里馬

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熱情地歡呼“科學的春天”已經到來。在高等院校恢復高考招生不久，教育部和科學院分別部署大規模招收研究生的計劃。中國科學院在全國第一個恢復了招收研究生制度。中科院時任副院長的嚴濟慈掌管研究生院，不拘一格尋找人才。第一年來自全國各地的800多名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

李佩被調任研究生院外語教研室負責人，她帶領剛分配到研究生院的3位北京大學工農兵學員開始了籌建工作。缺少教員，沒有教材，這多么的學生，怎么開課呢。“伯樂”開始尋找“千里馬”了。李佩說她用3種辦法找老師：一是“挖墻腳”，請大學的教師兼職，請退休教師；二是到科學院信訪辦公室看有無求職的人；三是辦應用語言學研究生班，自己培養師資。李佩說有意思的是在找教師的過程中許多“右派”被她找出來了，他們原來是北京大學或人民大學的教授，被劃為右派后或被關進監獄，或被發配到邊遠地區。當她最終說服研究生院同意將這些人調入時，原來的學校又如夢方醒，堅決不放人，結果他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學校。黃繼忠、許孟雄就是其中兩位。

李佩的一位同事告訴她當年北大有一位名為黃繼忠的英文教師，課講得特別好，后來被發配到銀川勞教，現在因家人還在北大，所以每年還要回北京。李佩找到黃繼忠，得知他畢業于燕京大學，在勞改農場時被銀川師范大學發現，被調入師大做英文教師。李佩說她正在辦一個英文師資班，希望黃繼忠能幫助她。在李佩的幫助下，黃繼忠的戶口調入北京，在研究生院上了一年的課后，他告訴李佩這些學生的英文已經非常好了，現在應該學好中文。于是，他又給學生們開了一門中國古典文學的課。許孟雄是學生向李佩推薦的。許孟雄原是人民大學的英文教授，劃成“右派”后離開了學校，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區教育局辦的中學英文教師補習班上課。在海淀區一個胡同的一間矮小的房子里，李佩問許孟雄夫婦的生活來源是什么，許孟雄說在補習班上課每個月40元的收入，李佩說請他到研究生院上英文課，每月付他80元的工資，每天上課時可派一輛車來接他。許孟雄說不用了，他的家離林學院很近，可以走過去。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時是借北京北郊林學院的校舍，科技大學在1969年搬走后，玉泉路的房子就為高能物理研究所和海軍所用。研究生院1979年才搬到當今的所在地玉泉路。

才子就是才子。許孟雄到研究生院上課后，李佩才知道他是當年英語學界的大名鼎鼎之人，早在20世紀60年代，英語學界就有“北許南葛”之說，“南葛”是指上海復旦大學的葛傳 ，“北許”即為中國人民大學的許孟雄。在研究生院，許孟雄上課時外語教研室的老師們都會去旁聽，他的課講得非常生動，一個“in”“on”的搭配就可講兩個小時，妙趣橫生。許孟雄后來將他在研究生院的講義修改后作為教材出版。鄧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訪美國的英文文件最后是請他把關的。黃繼忠后來離開北大，到美國紐約州東北部的一所大學開了一門東方文化的課，在美國他再次將《論語》翻譯為英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之后英國牛津大學有一個“世界經典”項目，從每個國家收集一本代表該國文化的書出版，黃繼忠的這本書被選中，再次出版。

當時研究生院還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師，美國人Mary Vande Water是其中的一位。她為李佩帶來了TOEFL（托福）試卷，李佩從中受到許多啟發。TOEFL考試更注重聽力和閱讀，她說自己可能是國內第一個用TOEFL方式出考題的。李佩還通過她發現的“右派”才子，得到了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英文試卷來改進她的教學方法。密歇根大學對英語有特別的要求，研究生在通過標準考試后還必須通過“密歇根Test”方可入學。1979年，為了為中國培養一批物理人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教授提議舉辦了“中美聯合招考物理學學生”（CUSPEA）的項目，該項目實施10年，950多位中國大學里最優秀的物理學學生赴美國一流大學留學。但是，在上世紀70年末、80年初，中國還沒有GRE和TOEFL考試，而這是外國學生進入美國任何大學研究生院所必須通過的。李佩負責了歷屆CUSPEA項目英語筆試的出題和評卷工作，并參與了口語面試。因為通過考試的學生成績優異，所以當初在美國部分大學的推薦信中，英文水平證明書中只要有李佩的簽名，都會得到認可。也許正因如此，科學院某研究所的一位碩士生竟冒李佩之名為自己寫了一封推薦信，李佩嚴厲批評了這位學生，但沒有處分他。她說：“對人我寬嚴有則，所以后來有那么多的朋友、學生與我的關系都很好。”

李佩是開放的，她不停地博眾家之長改進英語教學，她在研究生院創建的英文師資班后來成為教育部辦師資班的原型。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談慶明研究員說：“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銳，觀點極高，極其認真，她的年紀大了，但她始終走在前面。”

潤物細無聲

李佩一直在為理想而工作，她說這些年她從事教學工作與郭永懷當初的觀點是一樣的。回國時郭永懷說過，振興中華，中國最缺少的是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技術，所以當務之急是培養人才。

李佩的外語教學生涯是從康奈爾大學教中文開始的。1951年李佩生下女兒后，康奈爾大學語言學系幫助教中文的老師因結婚離開，系主任Shadack教授請她幫忙，于是她就開始給美國學生上中文課，這些學生是美國國務院挑選出來以后準備到亞洲地區做外交官的，需要有流利的中文表達能力。李佩出生在北京，上小學三四年級時開始學習英文，英文教師一般都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她說小學老師當然應該是大學畢業生。中學是在離家不遠的美國教會學校貝滿女中上的，美國教師上英文和音樂兩門課，所以她的發音比較好、準確。中學畢業后考上北京大學，1941年畢業后在重慶的中國勞動協會工作了幾年，1947年2月到康奈爾大學讀書，并在那里與郭永懷相識。李佩說回國后自己以前所學的經濟學、社會學都用不上，只有教英文與教學有關。從此，她成為一名英文教師，她自己最愿意談的是1978年到研究生院后的工作。

1978年，封閉已久的國門終于打開了，政府開始派遣留學生，但國家財政非常困難，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匯用于出國培訓，因此出國留學是一道比考大學還難的窄門。另外一個情況是，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促進了西方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美國大學向研究生提供了大量的資助，但當時的中國對這些情況并不十分了解，自己出資派遣留學生的“訪問學者”就是周培源先生等與美國科學院約定成章的。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0月，外教Mary小姐向李佩提出可否向同學們介紹美國大學招收研究生的辦法，鼓勵大家爭取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獎學金，但又擔心這樣做是否有不當之處，學生是否會受處分。深知國情的李佩也知道其“法”可行，其“罪”難當，于是向當時任研究生院的副院長彭平請示。彭平是“一二·九”運動時清華的學生領袖之一，當年他與錢偉長等10名志士騎自行車去南京請愿抗日，威震全國。幾天后，彭平對Mary和李佩說：“我已經老了，也沒有什么可以怕的，你們就這么辦吧。”在院方的默許下，不到一年，近百名同學從美國各大學獲得了獎學金，飄洋過海留學美國，從此啟動了當代中國的“自費留學潮”。而其他大學的學生循此道時，已經是1982年了。中國科學院開風氣之先，毅然決然。

研究生院78級的學生朱學淵在一篇回憶研究生院生活的文章中對李佩有傳神的描述：“李先生承庭家訓，學兼中西，是科學院里很難得的一個美國通，她日日奔波于中關村和林學院間；應接國外知名學者，安撫外籍英文教師，有尊嚴而無傲氣；對同學們亦從無疾言厲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著一顆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李佩有一種特殊的氣質，是古典與現代、西方與東方的完美融合，她的生命中好像負有一種特殊的使命，在世間傳播著愛和智慧。她孜孜不倦地上課，組織演講。可是正當她不知疲倦地工作時，災難卻再次降臨，1997年，她唯一的女兒郭芹因病在北京離開了人間，這一年李佩78歲。當時周圍的人們都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她，而堅強的李佩卻沒有因此缺一堂課，依然提著錄音機走上講臺，只是人更清瘦了，聲音有些沙啞。

15年前在郭永懷先生誕辰80周歲的紀念會上，中國科學院聲學研究所的汪德昭院士說：“我們尊重并懷念郭永懷先生，但郭先生的夫人李佩女士也是一位十分受人尊重的人，她非常優秀，她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

今天，已經85歲的李佩依然忙碌在中關村，制定中關村老年活動中心的演講計劃，邀請演講人，她的演講計劃日程已經安排到了4月份，內容包括“如何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茶與健康”，“當前我國航天事業的焦點”等。坐在家中的客廳里，她不停地在電話里與主講人商討演講的內容。每周她還要給中關村的老人們上兩個半天的英文課。

談到未來，李佩說：“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過好每一天的生活，盡可能多為大家做一點事。我沒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幫助周圍的朋友們，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一些。”但是她也說：“有時候我連小事也做不了，比如說中關村的交通，騎自行車者橫沖直撞，甚至撞倒過老院士、老科學家，我想攔住這些不講公德的騎車人，問問他們為什么不遵守交通規則，但他們跑得太快了，我追不上。”

李佩在人們的心目中是美麗的化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一位教授曾經聽過李佩上課，他說：“我做了一個統計，在一個星期以內的課堂里李佩沒有穿過相同的衣服，她的服飾非常漂亮。可以想像她年輕時是多么美麗。”而我的一位同事則說：“如果我老了也能像李佩這樣的優雅，多好。”

李佩是科學院的玫瑰，但她比玫瑰還要美麗。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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