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六子哥和小山東

來源：金融時報

六子哥帶我進城讀書那年，北京正舉辦亞運會，是1990年。當時我讀初一，他讀高三。六子哥的名字不是六子，他也不是排行老六。六子哥在我們堂兄弟中排行老大，小名六一，是在爺爺61歲時出生的，所以叫這么個名字。村里叫類似名字的人很多，有叫五十的，有叫六十的，起名的緣由是一樣的。但為什么大家平時不叫六一，而叫六子，就不得而知了，或許這樣叫著順口吧。

村里不通公共汽車，公社才通。公社是個老名稱，在我們讀書的時候，社改鄉已經很多年了，可是大家叫習慣了，一直就這么叫。村里到公社有十幾里地，六子哥帶我一路步行，先走小路再轉大路。小路是機耕路，是過往的人、騾馬和拖拉機用腳掌和車轍踩出來、碾出來的。大路是公路，是一條省道，叫五烏線，從哪里到哪里，并不知道，但它比機耕路平很多，而且路面上鋪有砂石，下雨也不泥濘。上小學都是在小路上來回，只有上中學，才往大路上走。我的鋪蓋卷兒在六子哥頭上頂著，我說：“這樣太累吧，背著走吧？”六子哥說：“朝鮮族婦女都是頭上頂東西的，很厲害。”之前沒聽說過，也不好細問，看六子哥腰桿挺直，在前面健步如飛，我也加快了腳步。

之前也進過城，父親到城里給四輪車斗噴字，我和弟弟扒在車斗上進了城。但那次哪里也沒去，我和弟弟在農機廠院子里撿了許多螺絲螺母，作為紀念帶回去了。此番進城，和往日不同，若當時學過孟郊的《登科后》，一定會吟誦出“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詩句來。怎樣坐上班車，一路上怎樣看風景，不記得了。只記得一下車，在中山影劇院門口看到一種奇妙的水果，黃色的，一枝一枝連在一起，像張開的手掌。想起平日議論，有同學說，一種水果叫香蕉，長得像個人手。在同學這樣講前，我真的不知道有這樣一種水果存在。為此我汗出如漿，深感不安。我明顯感覺到，他們平時對我的尊重，蕩然無存了。因為有人明確這樣講，你不過看的書多，但見過的東西很少。如果僅僅是沒見過，還不夠可怕，關鍵我還真的不知道。總之，當時很郁悶，很尷尬，很受刺激，放學回家，一路上我默不出聲，因為不知該說什么好。六子哥問：“想吃嗎？我給你買。”我說：“嗯。”六子哥買了兩根香蕉，遞給我。我拿在手里摩挲，表皮非常光滑，好像涂了油脂，又像打了蠟。仔細端詳，果真就是一根胖胖的手指啊！而且一股濃郁的香味撲鼻而來，這種香味實在是太香了，蘋果、杏子、李子，還有村里可見的蘋果梨、香水梨、豬頭梨、酥梨等各種梨子，都無法與之相比。輕輕撕開果皮，露出又一根手指，白白的，軟軟的，咬一口在嘴里，那種舒爽和愜意，無法用語言形容。那幾個家伙講得沒錯，香蕉果真是天下最好吃的水果。在這個時候，我犯了一個差不多和豬八戒吃人參果一樣的錯誤，在吃了第一根香蕉后，居然把第二根也吃了。全部吃完了，才向六子哥道謝，連連感嘆，“香蕉真是好吃！”六子哥“嗯”了一聲，再沒說別的話。默不出聲，帶我去大姑家。當時高中有宿舍，六子哥住在學校里。初中沒宿舍，我住在大姑家。我低聲問，“六子哥，你沒吃過香蕉嗎？”六子哥又“嗯”了一聲。我感覺非常愧疚，但已經無法彌補了。

不料，更慚愧的還在后面。開學第一課，老師讓大家一起唱《亞洲雄風》，同學們歡呼雀躍，齊聲說好。那一刻，我知道，在城里讀書和村里讀書的最大區別，不只是知不知道香蕉，還有會不會唱《亞洲雄風》。其他人都會唱的歌曲，我不僅不會唱，而且不知道。不是知道，故意說不知道；不是會唱，故意說不會唱。是真的不知道，也真的不會唱。老師沒教過，村小也沒聽人唱過。南郭先生在濫竽充數時是什么感覺，我真正體會到了。這種感覺，就是非常難受。只能長大嘴巴，不敢出聲。很多年后，我與《亞洲雄風》曲作者徐沛東老師聊起這件事，依舊心緒難平。

放學后，我垂頭喪氣回到大姑家。發現六子哥也在，還有一個大男孩，個子比六子哥稍微矮一些，但身板比六子哥寬，臉盤比六子哥大。發型、裝束全部和六子哥一樣，也是理著小平頭，下身藍布褲，上身是有四個暗兜的藍布褂，和中山裝有些像，但皺巴巴的。不同的一點是，六子哥穿的是家做布鞋，他穿的是黃膠鞋。六子哥說，“今天開學，感覺怎樣啊？”聽我講了不會唱歌的事兒，大男孩安慰我說，慢慢就會唱了。在聊天過程中，知道他是六子哥最要好的同學，山東人，六子哥管他叫小山東。

星期日沒課，我會步行去學校看望六子哥。有時六子哥不在宿舍，就找小山東。于是小山東就滿校園幫我找，有時找到，有時沒找到。找到了，六子哥就去食堂買幾個饅頭回來，和我一起吃。學校食堂賣的是機制饅頭，很白很虛，比家里蒸的饅頭白得多虛得多。找不到時，就向小山東請教一些不會的問題，他每次都講得很詳細，也很透徹，讓我有茅塞頓開之感。在我不去看他們的時候，他們會來看我。當時表哥和我一起住，讀初三。我一個初一學生，有他們三個人幫，學習簡直如有神助。期中考試班級第三，年級沒有名次。期末競賽，班級第一，年級第二。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不知不覺寒盡暑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時節。記得在考前一晚，六子哥和小山東又來看我了。問我每天晚上學到幾點，我說十一點。問表哥學到幾點，表哥說，也是十一點。小山東說，“初一學到十一點可以，但初三這樣，就睡得太早了。”我和表哥都感覺很沒面子，小山東和六子哥盡管沒說他們學到幾點，但肯定比我們學得晚。我們這樣早睡覺，是不是很不合適？入睡前，心懷忐忑。

記不清準確時間，六子哥、小山東、表哥都考完了。也不知什么時間，出成績了。考得怎樣，不知道。只記得六子哥身體更加瘦了，比之前同學給他起的綽號“蘆柴棒”，更加像“蘆柴棒”了。兩只眼睛深陷在眼眶里，臉色黃黃的，整個人臉好像是在顴骨上蒙著一層皮。在地里，只干活，不說話。割麥，一句話不說。挑麥，一句話不說。干什么，也不說話，只揀最重的活干，不停地干活。那時，奶奶癱在炕上，動不了，也不會說話，見到六子哥就哭。

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學年開學很早。六子哥在家里脫麥打場，我一個人沿著他之前帶我進城的路，去了學校。放學回到大姑家，發現小山東守在大姑家門口。還是那身藍布褲褂，還是那雙黃膠鞋，還是小平頭，只是臉上多了很多憂郁。他急匆匆地問我：“你哥呢？”我說：“在村里打場。”他問：“什么時候回來？”我說：“不知道。”那時，村里沒電話，只有見面問，才能問到。問罷，他急匆匆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正背著書包出門，他又來了。問我：“你哥呢？”我說：“不知道啊。”他說：“我要回老家了，一定要見你哥一面，你們家怎么走？”我告訴他，從陜壩坐車到太陽廟，然后沿著公路怎樣步行，到哪里再轉土路。他聽完，又急匆匆走了，居然沒用筆記。看他走遠，我才想起來，返回鄉下的班車，下午三點才有。連忙追上去，告訴他。他說：“知道了”，頭也不回，繼續往前走了。第三天下午放學，看到他又在大姑家門口等了。這次，我知道，他不是為找六子哥了，是為找我了。他說：“我到你們村了，找到你哥了，還和你哥一起脫麥了。”鄉諺說，“男人怕割麥子，女人怕坐月子。”脫麥是比割麥還要苦重還要難干的活兒，所謂“龍口奪糧”，麥子上場后，村人爭分奪秒脫粒打場。脫粒機一響，就沒有停歇的時候。有的從垛上遞麥捆，有的在脫粒機口解麥捆，有的往脫粒機里塞麥捆，有的在脫粒機下掏麥粒兒，有的挑麥草。勞動強度最大的是掏麥粒兒，不僅汗如雨下沒有瞬間歇息，而且鼻腔里吸滿塵灰，甩一把鼻涕都是黑黑的泥。這樣的活兒，自然是六子哥干。我想，小山東那天遇到打場，估計他也干了。

小山東說：“這活真不好干，我給你哥說了，別在村里種地了，還是繼續讀書吧。”表哥已在復讀，小山東勸他繼續努力，也叫我好好讀書。我想問他，接下來，他要不要復讀，又沒有問。他對我說：“我回山東老家了，和你告個別。”現在想來后悔，那時我竟然沒有叫他一聲哥，而且始終沒問他姓名，只記得他叫小山東。后來，六子哥到石家莊讀書了，表哥到呼和浩特讀書了，他倆都學了醫。放假回來，我問六子哥：“和小山東有聯系嗎？”六子哥說：“給他老家寫了幾封信，都沒收到回信。”

前幾天，在《讀者》雜志看到一篇散文，叫《好想江南》。寫高中同班同學友情的，很感人。我微信發給六子哥，說想起你同學小山東，他高考后去大姑家找你的故事，也挺感人的，不知他現在何方？已經年逾五旬，在陜壩做醫生的六子哥回復：“我也不知道，很想知道。”

陜壩，就是當年六子哥和小山東讀高中的地方。抗戰時做過綏遠省臨時省會，現在是我家鄉的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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