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鄉村善治步履鏗鏘

來源：農民日報

原標題：鄉村善治步履鏗鏘

來源：農民日報

“郡縣治，天下安；鄉村治，郡縣穩。”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石，鄉村治理歷來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給黨和國家鄉村治理提出了新課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開啟了鄉村治理的新時代。

經過十年的砥礪前行，我國鄉村治理正實現從“管理民主”邁向“治理有效”的轉變——現代鄉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黨建引領“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逐步完善，各地基層治理創新實踐亮點紛呈，為農服務水平不斷提升，鄉村社會更加和諧有序。

建機制——

現代鄉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

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國城鄉利益格局深刻調整，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變動，農民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化，為農村經濟社會帶來巨大活力，同時也形成了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

為適應新形勢、滿足新要求，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對鄉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逐步構建起系統化的鄉村治理政策體系。

2013年以來，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明確要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的發布，進一步細化了相關要求，夯實了制度基礎。

為推動中央決策部署落細落實，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切實履行中央賦予的統籌推動鄉村治理的職能，一手抓統籌協調，推動出臺文件，建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與相關部門一起會商形勢、謀劃政策、推進落實，形成了協同配合、合力推進的良好機制；一手抓模式創新，會同有關部門開展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百鄉千村”鄉村治理示范村鎮創建工作，遴選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

截至目前，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工作已開展近三年，確定115個試點縣（市、區）；示范村鎮公布兩批199個鄉鎮1992個村；連續推出三批92個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三項工作點線面結合，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創新模式，發揮了很好的示范引領作用。

在省級層面，各地也紛紛成立相應的領導小組，建立部門聯動工作機制。在縣級層面，不少地區把鄉村治理作為“一把手工程”，探索建立縣鄉村聯動的鄉村治理機制，如北京市平谷區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工作機制，浙江省衢州市的“縣鄉一體、條抓塊統”改革，廣東省肇慶市提升鄉鎮工作能力水平“六大行動”等。

在不斷完善的現代鄉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下，我國正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

搭體系——

黨建引領“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逐步完善

在黑龍江省綏化市北林區西長發鎮和平村村民心里，時間仿佛加快了：村新班子上任一年多，路修了，綠化、美化工程搞起來了，光伏發電項目也引進來了……以前軟弱渙散的村“兩委”班子和170萬元的村級債務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凝聚力的村“兩委”班子和積極干事創業的村干部。

今年5月，在歷時近兩年后，全國49.1萬個村班子順利完成換屆，村黨組織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一肩挑”比例達95.6％，比換屆前提高29.5個百分點，3.6萬個軟弱渙散村黨組織得到集中整頓。一大批懂發展善治理、有干勁會干事、群眾認可的優秀人員成為村“兩委”成員，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了堅強組織保證。

黨管農村工作是我們黨的傳統，也是我們的優勢。十年來，全國上下掀起了建強基層黨組織的熱潮——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全面加強，帶頭人隊伍得到明顯提升，黨員先鋒模范帶動作用進一步發揮。

十年來，在黨建引領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治理體系也不斷完善。

以自治為基礎，增強村民自治組織能力，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全面實施村級事務陽光工程。重慶市渝北區建立自治清單、協助清單、負面清單、證明清單，厘清基層組織職能邊界；河北省石家莊市鹿泉區以“系統、問題、法治、群眾、互聯”五種思維制定村規民約；浙江省象山縣推行以“說、議、辦、評”為核心內容的“村民說事”制度。

以法治為保障，加強農村法律服務供給，加大基層小微權力腐敗懲治力度，健全鄉村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機制，推進法治鄉村、平安鄉村建設。廣東省惠州市“法保姆”為農村法律服務短缺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河南省新密市“一村一警”模式，構建點線面結合的治安防控網絡，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山西省長治市長子縣構建縣、鄉、村聯動，行政、司法、民事和解、行業調解仲裁等多種調解方式統籌的“一縱多橫”多元調解機制，有效化解基層矛盾。

以德治為支撐，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施鄉風文明培育行動，發揮道德模范引領作用，加強農村文化引領。貴州省福泉市巧用“紅黑”兩榜激活了內生動力；甘肅省平涼市靜寧縣賈河鄉則以家風家訓為抓手，引領群眾見賢思齊，匯聚民心；山東省青州市侯王村把“孝治、孝興、孝富”作為治村之策，把昔日的散亂窮村變身為遠近聞名的善治樣板村。

創載體——

各地務實管用的治理方式層出不窮

“紅色存折”激勵黨員主動作為，“綠色存折”激勵群眾參與環境整治，“愛心存折”激勵愛心人士開展志愿服務。近年來，湖南省津市市通過探索創新積分制，用三本“小存折”開啟了鄉村治理的“金鑰匙”。

鄉村治理機制已成、方向已明，然而工作怎樣破題？農民的積極性如何調動？抓手載體怎么做實？仍需新打法新路徑來實現。十年來，各地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創新出清單制、積分制等各式各樣的治理方式。

浙江省寧海縣首創村級小微權力清單“寧海36條”，規范基層用權；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制定農村重要事權清單，從機制上明確基層黨組織參與、審核、把關的環節……通過實行清單制，群眾按流程辦事、干部按規則履職，把權力關進了制度的籠子，解決了村級權力運行不規范、小微權力腐敗問題，維護了農民權益。

山東省榮成市為所有的村居黨組織、黨員干部、農村群眾建立了信用檔案，并配套獎懲措施，在信用積分制的激勵下，榮成市基本實現村村有志愿隊、戶戶有志愿者；湖南省新化縣油溪橋村用積分制調動村民干事積極性，將曾經的空心村打造成資產過億的富裕村；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探索引入文明實踐積分制，建立量化評價體系，讓群眾成為鄉村治理的主要參與者，摘掉了“貧瘠甲天下”的“窮帽子”……許多地方在推進鄉村治理中運用“積分制”，將治理事項具體細化分類、賦值量化、打分考核，以數字量化之效助力鄉村善治。

2021年10月，農業農村部、國家鄉村振興局在總結地方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深入分析鄉村治理中運用積分制、清單制，以及整治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方面典型做法的內在規律、關鍵環節，分別歸納提煉形成了三個“一張圖”，成為鄉村治理典型方式工作指南。

十年來，在不斷地創新、總結、推廣、應用中，這些務實管用的治理方式，在持續推動鄉村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提效能——

數字技術應用深入推進治理現代化

“這一下就好了？不用到鎮里去找領導了？”近日，山東省費縣北石溝村村民張琪通過智能公章系統，不到5分鐘便完成了企業用電換戶的申請。現場，他拿著蓋好公章的申請，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口中不停地念叨著“不可思議”。

近年來，新一代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為鄉村治理提供了新動能和基礎支撐。在不少農村地區，村級“三資”等信息，通過手機就可以查詢了解；社保、醫保等業務，足不出戶就可以辦理，實現“最多跑一次”“不見面審批”；村務微信群成了宣傳政策、服務群眾的主陣地；“雪亮工程”讓廣大農民的安全感大幅提升……

數據顯示，2012年至2022年，我國農村網民規模從1.56億增長到2.93億，行政村通寬帶比例從87.9％提高到100％。2020年全國縣域政務服務在線辦事率為66.4％，縣級農業農村信息化管理服務機構覆蓋率為78.0％，“雪亮工程”行政村覆蓋率為77.0％。

數字賦能，也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新的方法路徑。四川省邛崍市借助騰訊“為村”平臺，開發設置6大類90項功能板塊，涵蓋基層黨建、便民服務、基層治理、產業發展等領域，方便了群眾生活。在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區，村民“仁里集”手機軟件上，不僅可以查看村務、上傳不文明行為，還可以在網上超市售賣本地特產、推廣本地民宿。上海市寶山區打造“社區通”網上工作系統，黨員干部和村民實名認證，書記當“群主”、黨員為“中堅”、群眾為“鐵粉”，實現干群便捷互動，群眾需求精準把握，群眾問題快速處置。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進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轉變，探索建立“互聯網＋”治理模式，推進各部門信息資源的整合共享，提升鄉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準化、高效化水平。

回望過去，我們在追尋善治的路上步履鏗鏘，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組織領導更加堅強，治理方式持續創新，治理體系日趨完善。

展望未來，鄉村治理仍然任重而道遠。我們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治理的指示精神為根本遵循，加快補齊鄉村治理短板，同步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善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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