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考古新發現”呈現源流故事

來源：人民政協報

原標題：“中國考古新發現”呈現源流故事

來源：人民政協報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評選出6項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專家委員會是從來自全國的43項考古新發現申請中，評選出6項入選項目和6項入圍項目，時代跨度從舊石器時代到宋元時期。

6項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是：湖北十堰市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北尚義縣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甘肅慶陽市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寧夏賀蘭縣蘇峪口西夏瓷窯址。

湖北十堰市學堂梁子（鄖縣人）舊石器時代遺址

學堂梁子（鄖縣人）遺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鄖陽區青曲鎮彌陀寺村，是一處集古人類、古動物和石制品于一體的舊石器時代遺址。2001年6月，該遺址獲評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22年，考古隊在遺址核心B區發掘面積203平方米。出土動物化石呈雜亂塊狀或條帶狀聚集分布，部分骨骼化石保留了原始連接狀態，可能表明化石被原地埋藏或未經過長距離搬動。經初步觀察，動物種類有猴、虎、鬣狗、劍齒象、犀牛、野豬、小豬、貘、鹿、牛等，總體屬于早更新世晚期森林型動物群。

距“鄖縣人”1號頭骨發現地33米遠的地層剖面上，發現“鄖縣人”3號頭骨。新發現的“鄖縣人”3號頭骨是迄今歐亞內陸發現的同時代保存最為完好的古人類頭骨化石，保留了該階段人類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學特征。該化石處在古人類近200萬年演化歷程的中間和關鍵環節，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演化史，為探討東亞古人類演化模式、東亞直立人來源、東亞直立人與智人演化關系等重大課題提供了翔實而關鍵的證據。

這是一次“人類化石、石器、動物化石‘三位一體’的發現”，3號頭骨化石保留了該階段人類重要的解剖學特征，有助于推動對中國境內及東亞直立人來源和發展方向的認識。難得的是，在同一層面上發現人類化石、人類自己打制的石器及動物化石，這對認識百萬年前人類生活的具體情境十分重要。

河北尚義縣四臺新石器時代遺址

四臺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臺蒙古營村南，是近年冀西北地區發現的一處面積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價值的包含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遺存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

該遺址第一、二組遺存，無論從房址結構，還是出土陶器、石器特征方面，都體現出了連續發展的過程，是北方地區發現最早的定居村落。陶器的燒制、石器的壓剝打制技術都非常成熟；地層關系清晰、測年數據連續，展現了人類從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方式到群體棲居方式的發展轉變；房址中發現的舌形毛坯石料、楔形石核、錐狀石核、細石葉，完整地展現了一個由楔形石核到錐狀石核的發展過程。兩種石器技術體系，為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證據。陶器壓印的紋飾如“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與西遼河流域興隆洼文化、太行山東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遺址出土遺存有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紋等紋飾的源頭之一，為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四臺遺址第一、二組文化遺存，文化發展具有連續性，體現出了穩定的定居方式。反映出的區域特征，突破了以往對北方地區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將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聯系起來。不僅填補了燕遼文化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的空白，而且為研究農業起源、文化譜系、人類群體從流動性向定居形態轉變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是我國北方地區文化史的實證。

甘肅慶陽市南佐新石器時代遺址

南佐遺址位于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后官寨鎮南佐村，1957年調查發現，2001年被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第三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確認南佐遺址是一處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大型高等級中心聚落，碳十四測年結果為距今5100—4700年。

從初步調查和發掘情況看，南佐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遺址總面積至少600萬平方米，僅“九臺”及其環壕圍繞的核心區就有約30萬平方米，“九臺”之外還有多處居住區、夯土基址、溝渠水利設施等遺存。

南佐都邑及“宮城”布局具有清晰的中心對稱、中軸對稱格局?！熬排_”核心區位于聚落中心，“宮城”位于“九臺”中心，主殿位于“宮城”中心，大火壇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從主殿大堂后部兩個頂梁柱中間，向南到主殿中門、“宮城”南門，構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軸線，東西兩側的側室（側殿）和壕溝對稱分布，總體上構成一個主次分明、中軸對稱、層層遞進的封閉式宮殿格局?！熬排_”中的北臺就在中軸線的北端，東西兩側各有四臺互相對稱。外墻的門與“宮城”南門錯開幾米，兩道墻之間的空間兼具甕城功能，增強了“宮城”的封閉性和防御性。

南佐“宮城”區出土了白陶、黑陶、綠松石珠等貴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紋陶，涂抹朱砂的石鏃、骨鏃，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遺存，與普通居址區形成鮮明對照。南佐遺址的發現對于客觀認識黃土高原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河南安陽市殷墟商王陵區及周邊遺存

殷墟考古90年來，發現了豐富的晚商文化遺存，大型宮殿建筑、商王陵、甲骨刻辭、青銅器和玉器等冠絕當時，見證了中國古代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彰顯出中國古代文明的獨特魅力。

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規劃和實施新一輪殷墟考古工作，截至2022年11月，勘探總面積超過239800平方米。期間，按需對大場景、遺跡拍攝照片和影像，及時三維建模和出正射影像；對骨骼標本及時采樣，為后續綜合研究做好準備。

經過考古發掘，鉆探確認王陵區東、西圍溝各自閉合，并有缺口可出入。兩條圍溝圍繞在殷商大墓及祭祀坑外圍，未見圍溝與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疊壓或打破關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圍溝和祭祀坑的現象；東圍溝東、西段的北端偏向東，與殷墟發現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

綜合多重證據可知，兩條圍溝與商王陵園有明確關聯，屬于圍繞商王陵園的隍壕。以圍溝外邊界為基準，確定王陵區的范圍為東西560米、南北300米。這些發現將推動對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時，也為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新發掘的祭祀坑，為研究商代社會性質、商代祭祀活動及其形式等提供了新資料。大規模鉆探獲得區域地下文化遺存的系統埋藏信息，尤其是對地下重要文化層位的深度定位，為后續復原殷墟古地貌提供了重要參考數據。

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銅時代遺址

河泊所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附近，該遺址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2008年滇池盆地區域系統調查明確了其年代屬于青銅時代，是石寨山文化的核心遺址區。2014年以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遺址開展了系列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歷次考古發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構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際至秦漢時期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

2021年和2022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576平方米，分為北、西、南三個區。出土有簡牘、封泥、瓦當、銅器、鐵器、玉石器、骨器等遺物2000多件，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磚塊等建筑材料。

封泥集中出土于北部發掘區東北角的河道廢棄堆積中，共計837枚。主要為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其中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勞丞印”等，涵蓋了漢代益州郡24縣中的20個縣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馮私印”等。另外還有少量無字封泥及道教封泥。

簡牘發現于南部發掘區，該灰坑現僅發掘了1/4。出土帶字簡牘殘片1000余枚，不帶字的簡牘殘片近萬枚。其中，帶字簡牘中釋讀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應是公文文書。

河泊所遺址的發掘及其收獲，是云貴高原地區考古的重大突破，是先秦秦漢時期邊遠地區考古的最新成果，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實證。

寧夏賀蘭縣蘇峪口西夏瓷窯址

蘇峪口瓷窯址位于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內約10公里處，于2017年考古調查時發現。2021年至2022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復旦大學進行正式發掘，發掘面積1000平方米，揭示了包括兩座窯爐在內的完整作坊遺跡，出土大量全新的精細白瓷產品和各類窯具，并在窯場周圍發現了開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

蘇峪口瓷窯址考古發掘的價值重大。發現了一個新的窯業類型——賀蘭窯。該窯主要生產精細白瓷，胎白質堅，釉白溫潤，透光性超強；工藝采擷兩宋南、北各窯之菁華，原料與燃料等均采自窯址區；文化面貌與審美迥異于當時南、北各窯。這一發現填補了我國西北地區燒造精細白瓷的空白，對于探索兩宋時期我國制瓷業的交流與發展意義重大。

發現了保存好、結構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而且在窯址區發現瓷土、石英、燃料等資源，這在我國陶瓷考古上尚屬首次。本窯址燒造的產品與西夏陵等遺址出土的細白瓷一致，而且多件匣缽上戳“官”字款，可確定是西夏宮廷用瓷的燒造地，具有西夏“官窯”性質。

窯業技術獨特而高超。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區發現大規模用釉封匣缽口的裝燒技術。首次在瓷胎、瓷釉中發現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術，該技術能增加精細白瓷成品的透光度和潤度等，在現代定窯制瓷工藝中仍在使用。在兩宋時期全國窯場中是首次發現，在我國的窯業技術上獨樹一幟。作為西夏瓷窯場，在北方傳統窯業技術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南方湖田窯、越窯等窯先進的窯業技術，創造了別具一格的窯業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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