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新常態

2017年的795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中，520萬人投了10份以上的簡歷才找到工作。其中80萬人的簡歷，出現在50多家公司的郵箱。

和父輩不同，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將畢業后的工作視作穩定的開始，唯一的歸宿。求職更像是“嘗試”。調查顯示，62％的2017級應屆畢業生認定自己需要“先就業，再擇業”。六成以上90后大學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滿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會另謀高就。

跳與不跳都值得憂慮。知乎上，一位兩年換了5份工作的年輕人擔心地問，自身是不是存在問題。右側的關聯問題里，一位28歲的青年懷疑：“我畢業6年還沒換工作，是不是不求上進？”

專家預見，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社會將持續感受類似沖擊帶來的活力與陣痛。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對手下的年輕人說：“早晚會有這么一天，外面的阿里人比公司里的多。”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則稱，盛大離職員工推薦的項目和人才，公司應該優先考慮。

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學畢業兩年的經歷，收獲了年輕人羨慕的眼光。可她的母親投來了大大的白眼，“這沒什么好的。這么大時，我都懷上你了。”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應該是這樣”

從廣州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后，趙旭拒絕去小城市，而是留在當地一家老企業。在公司，擔任數據分析員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兩三個小時，其他時間都在淘寶、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語“要不要學點啥”，一秒后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計學不會。”還有人適時補刀，“學啥啊，我來了5年，不還是干這些事？”

她懷疑這份安穩的工作，“留在廣州就是要拼。要是提前養老，我為什么不回家？”

不久，她選擇了裸辭。重新求職時，面試官提出分享上份職位的收獲，她乏善可陳。對方問她數據行業最新的動態，她張口結舌，憋不出話。有考官忍不住提醒：“社會招聘有著更高的要求，你不能像個應屆生。”

“僥幸”擠進互聯網公司后，她發現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點，午飯時嚼著外賣探討業務問題。報到第一天，主管告訴她：“晚上7點開會。”

趙旭終于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機”。她一個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專業知識全記了起來。每個周末都要加班，她感覺充實，“把第一年虛度的時間全補回來！”

和趙旭一樣，向更大的城市流動，是不少年輕人畢業后的選擇。國家衛計委發布的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2．47億，相當于中國每六個人中有一個是流動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依舊是最吸引年輕人的都市，74．7％的流動人口集中匯入東部。這其中，90后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無論是前往大城市打拼，還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輕人都在社交平臺上傾訴著各自的煩惱。有人為了北京的戶口，毅然進了機關，現在覺得朝九晚五的工作“無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媽用“買車買房”誘惑回了家鄉，如今哀嘆“夢想去哪了”。還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兩年，開始哭訴“還沒買房就先累死嘍”。

智聯招聘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畢業后，感覺期望值和現實落差太大，還有近兩成的人發現，自己對職場根本不夠了解。

距廣州106公里遠的深圳，另一個女孩將自己的這些困惑告訴父母時，母親在電話里批評她：“你為什么這么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應該先把問題考慮好，這么快就換怎么行？”

她覺得委屈，不親身體驗，很難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收到律師事務所聘書時，她歡呼雀躍，覺得自己從小的律師夢終于實現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無休的工作。

接下來的三個月，“兩個月都在出差”，時常凌晨一點才趕回深圳。領導總是周末來電，突然通知開會。和朋友約好周五晚上看電影，臨下班前，客戶一個電話打來就要加班，她只能給朋友發一個表示歉意的紅包，說自己去不了。

工作了大約100天，她徹底崩潰了。一天晚上，她陪著客戶開會到凌晨3點。談判桌上，客戶和對手大吵大嚷，負責記錄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紅。她看到自己的領導拼命按著太陽穴，還時不時對客戶擠出職業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應該是這樣啊。”

她辭職了。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國家職業指導師李家華認為，工作并沒有變得更難，年輕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質很豐富。他們的父輩會為了養家糊口忍受工作，而這代年輕人更看重感覺和興趣。他們沒有太多顧慮，有條件勇敢地辭職。”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確定第一份工作時，父親從上海的家中打來電話：“好好干，爭取穩定下來。”

電話里，她內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頂尖大學，她花五年時間修完了社會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可她的專業很難在香港找到稱心的工作。

為了居留權，家里幫她找了一份豪華酒店的前臺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時，“做和5年專業學習毫無關聯的工作”。同事進修的大多是兩年的酒店管理專業。她們能熟練地操作復雜的房務系統，用小本子記好每一個客人的需求。徐曦總是出錯，收錯了錢不敢承認，值班時要他人插手幫忙。被醉酒的顧客指著她的鼻子破口大罵。主管委婉地說：“你學東西有些慢。”

3個月后返校參加畢業典禮，徐曦因為晝夜顛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學好奇地問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營銷。”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在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平均流動時長為4．4年。畢業四五年后，多數年輕人將走向安家落戶，或是選擇離開的十字路口。

徐曦開始衡量，自己的選擇是否值得。當年的大學好友基本回了大陸，香港本地朋友總隔層紗，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館吃碗面，有時因為工資低，只能點最便宜的。

父親在電話里和她嘆氣：“不管在香港還是回上海，我們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來吧。”

專家李家華發現，和20年前不同，現在人們不再把頻繁更換工作，甚至跨越行業、城市當成丟人的事兒。這表示國內職場日趨成熟，是不用大驚小怪的“新常態”。

“年輕人離職率高是全世界的趨勢。美國人一生平均換7．5次工作。”李家華說，從經濟角度上講，第三產業占主導的發達國家，工作靈活多變，跳槽機會多是發展的標志。從個人發展角度去理解，“人們每個階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終的工作能涵蓋的了。”

一位和徐曦、趙旭同年畢業的女孩覺得，換工作是個無所謂的事兒，因為“工作機會到處是，不難找”。第一份工作離職時，恰巧是春節，她獨自一人去拉薩過了年。在旅店灑滿陽光的屋頂上，她拿手機發了幾個微信，投了幾份簡歷，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談”的回復。

趙旭又動了換工作的念頭。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鮮勁兒過去，她開始在周末加班時，羨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陽光和大海”。領導確實充滿活力，卻也“全是套路”。“每次說一堆體己話，灌雞湯，但最后一定有句‘雖然累，這個還是要完成’等著你。”

加班似乎沒有盡頭，她開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態化通宵，替領導草擬周一的周報，她時常邊哭邊整理文檔，在大學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順手寫個辭職報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辭職報告刪了，抹把臉去上班，多擦點粉底，“開始新的循環。”

趙旭暫時沒辭職，她每天瀏覽手機里的求職軟件，打算看準機會就離開。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閑，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適中。”

這是個挺難實現的目標——在中國，80后和90后占據了加班總人數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數據報告》顯示，北京、深圳和廣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點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實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難。那就一直換，換到滿意為止。畢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趙旭說。

有句話，趙旭從沒和領導坦白：“工作是沒變，可我對生活的認識又變了啊。”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趙旭糾結的5個月里，同年畢業的王銳已經換了3份工作，從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兩份工作的理由簡單且一致，“他們居然敢罵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從事美食品牌營銷的創業公司，他的主管是個20多歲的女孩。主管讓他為一場線下活動準備物料。王銳不接受，“我的任務是線上運營。”主管當著幾個女同事的面斥責他，譏諷他“眼高手低”“沒擔當”。

王銳很惱火，“她就比我大兩歲，憑什么？”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換了工作去天津，王銳找了一家規模不小的運動器材生產廠家。工資只有六七千元，還沒上份高，可頭銜是“營銷總監”，一個人負責品牌營銷，直接對老板負責，這讓他很受用。剛入職時，老板和王銳吃飯、聊天，談“宏大的商業藍圖”，王銳覺得，感覺對了。

可工作出了問題，老板拍桌子、摔手機，清晨5點打電話讓他到辦公室檢討。王銳覺得云里霧里，“你頭一天還拿我當哥們，第二天就罵我？”

歷經了一次兩小時的訓斥后，王銳提出了這個疑問。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頓地說：“你要不挨著，要不就滾。”王銳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辭呈。

知道了王銳的近況，他的大學同學林沐笑個不停：“這就辭職了？單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領導罵人的問題。”

林沐畢業后去東北某省會的市電視臺當記者，簽勞務合同好一通折騰：黨委負責人告訴他找勞務派遣公司，后者把他踢給臺里的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又說“這事兒該由你們制片人解決”，制片人剛開始說即刻處理，過了幾天又說這事兒歸頻道總監管。

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歸來，制片人突然笑著通知他工作調動，從時政要聞調崗去民生新聞，理由是“年輕人去每個部門都歷練一下”，林沐也覺得在理。直到有一天，關系不錯的同事告訴他，林沐抱怨時政要聞無聊，每天盯著拍領導的話傳到了制片人耳朵里，惹得制片人發了很大的火，還敲打其他記者，“不想干就別干。”

李家華覺得，這一代年輕人初入職場，適應不了人際關系有著必然原因。中國自古是農業社會，講究“穩定”，建國后搞計劃經濟，強調的是“服從”。老一輩人習慣了條條框框，可市場經濟養大的這批孩子，大部分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集體生活的經歷也少，“有個性，不在乎規矩。”

他做過一項調研，發現75％的年輕人換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處理不來人際關系”。這其中，有的可以歸咎于職場環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輕人確實不成熟，“需要學校和單位做情感引導、職業教育。”

不少雇主同樣頭疼。相熟的企業家和李家華抱怨，批評了新員工幾句，人家當場摔門走了，“再也沒出現過。”

李家華試著從年輕人的角度解釋：“過去都用科層制做企業，管得越嚴越好。現在互聯網化，你得學會平等。”企業家頗為不屑：“我花錢養的員工，都不能說兩句？”

離開天津那天，老板來給王銳送行，多塞給他一個月工資，請他吃了飯，兩人聊得很開心。老板說：“就這么走了，不覺得可惜？”王銳覺得，曾經失去的尊重感又回來了，真好。

“工作要讓人收獲很多東西。錢，只是最表面的東西”

調到民生欄目后，林沐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事兒“和理想中的新聞差得遠”。

他的主要工作變成了和社區里的大爺大媽聊天，報道內容是“供暖不夠熱”“存款打到別人卡里”這類“雞毛蒜皮”的事。今年春節前，領導給他派了任務：去超市稱量瓶裝飲料有沒有缺斤少兩。他忙活了一周，得出了結論：全部足斤足兩。

看到自己做的節目播出時，林沐自嘲地笑了，“我做的這是啥？這不是神經病么？”

體制內的工作像個圍城，里面有人想出來，外面有人想進去。在成都一所二本院校讀傳媒的湖南女孩晴子一直被這種觀念困擾。招聘季來臨，媽媽千叮嚀萬囑托：“最好能進四川電視臺，或者《華西都市報》，最不濟也要去地級市的日報吧。”

“人家才不要我們這種二本的學生。”

“那就回來考公務員！”

兩年過去，晴子母女仍在糾纏。畢業之際，她因為喜歡極限運動，去了一家運動類的自媒體平臺，平時玩蹦極、滑板，周末去城市周邊的深山里野營，嘗試沒什么人走過的徒步路線。玩夠了，又去一家剛開業的青年旅舍當店長。如今，她沒有全職工作，一份兼職是咖啡師，同時參加公益支教。

兩份工作的月收入，合起來不過3000多元。可晴子列舉了一長串工作的好處：咖啡店的老板是位和藹的美國人，總和她練口語；店里每天只來三四十人，下午能安安靜靜看本書；咖啡師可以隨意喝咖啡，新進的印度尼西亞咖啡豆好喝得不行。至于大涼山區里那群接受支教的孩子們，“你今天掐了一朵花，他們會漫山遍野地找，明天給你扎一束。”還有的孩子翻山越嶺三小時，從家里背了顆青菜回來，讓她嘗嘗鮮。

“工作要讓人收獲很多東西。錢，只是最表面的東西。”晴子總結說。

她唯一一份做過半年的全職工作，是在青旅當店長。當時的老板除了還沒裝修完的房子，什么都沒有。晴子穿著工作服，踩著梯子給屋子涂鴉，和老板租輛面包車，手拉肩扛，跑遍全成都淘老家具。她看到別人家一把鎮宅用的桃木劍，喜歡得愛不釋手，最后花20塊錢買了回來，供在旅社的大堂里。

她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把青旅上線到訂房網站，旅社開始盈利。老板高興地說：“我們可以享清福啦！”不僅要給她加薪，還愿意給她一個月的假期。在老板的設想中，以后再沒大事要做。

可晴子認為，當工作失去建設性時，還要繼續下去么？

去年，一項網絡調查顯示，7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工作是為了“成就自己的事業”，另外有五成人認為“工作是用來實現夢想的”。相比之下，覺得工作是用來賺錢的人數比例，低至前所未有的62．6％。

晴子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旅舍還可以變得更好。公共區域應該放映電影，天井鋪上草坪，擺上看書的桌椅，大堂里還要添一臺乒乓球桌。可老板不想再“折騰”了。

半個月后，盡管老板再三挽留，晴子還是選擇了離開。

她想做“有意義”的工作，最近的想法是去支教組織當全職教師。阻力則來自于父母。他們總發信息，問“國考開始報名了，要不要幫你報”。或者告訴晴子，鄰居家孩子也回湖南了，現在生活特別好。她通常不會回復這些信息。

一天深夜，手機突然響了，母親給她發來一篇文章，題目是《父母老了，孩子卻距離你越來越遠》。

“先在北京待著吧，別急著回來了”

2000公里外的北京，王笙做出了和晴子一樣的選擇：絕不做不喜歡的工作。

剛來北京時，她在一家大公司做院線電影的渠道實習生，很快拿到offer。可臨近畢業，她卻去了從小就覺得“很酷”的媒體。可很快發現記者的工作并沒有想象中有趣，她又找到一份電影宣發的工作。這一次，她又覺得自己成了“文創流水線上的新式民工”。

每天打卡上班后，她的任務只有一件：把一部影片的所有爆點壓縮成七八十字，編出幾條換湯不換藥的微博，再合成幾張海報，發給大V，請他們轉發。

“有些工作壓根沒意思，就是拿時間換錢。”王笙反思說，“如果一份工作總是只出不進，學不到新東西，那是對人的消耗。時間久了，人就廢了。”

這句話在她再次離職時得到了印證——她在這家公司待了9個月，道別時，領導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過，遠在山東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這些經歷。

王笙決心留在北京發展時，她的父母一連追問了好幾個“扎心”的問題：“買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對象么？”“打算啥時候回來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對話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發生：見到了某個公眾人物，單位發了獎金，看了幾場只有一線城市才有的演出。沒錢的時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掛面，放上幾顆菜葉，再不濟就問朋友借點錢，絕不向父母張嘴。媽媽來北京時，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凈，帶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證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親臨走前，留下2000元錢，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著說：“媽，你放心，我能照顧自己。”

后來，王笙談了個男朋友。她開始和父母開玩笑，說“過兩年就回老家結婚”。出人意料的是，母親改了口風，一本正經地說：“你這行業，還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著吧，別急著回來了。”

“父母對大城市的生活一無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們該給他們信心。”王笙說。

從合肥畢業，回到徽南縣城的小慧被帶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她從未試圖說服父母，卻一直被父母說服。她喜歡外語，在教輔機構當英語老師，父母說“五險一金都沒有，要為你擔心死”，逼著她辭了職。她一度買了去杭州的車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試試，母親含著眼淚說：“女孩子不要闖，總要回來結婚生孩子。再說，萬一碰到傳銷詐騙人販子怎么辦？”臨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從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穩定的檔案員工作，可父母依舊不滿意，“還差點意思。”

事實上，在企業里當了一輩子基層職工的父母，“根據自己受苦受難的經歷”，早為小慧做好了規劃——只有考上公務員，才能過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設想里，這個規劃沒有改變的余地，其余工作不過是復習考試時的調劑。備戰期間，小慧又在當地一家上市國企找到翻譯的工作。“都和奔馳、寶馬這些大企業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別棒。”小慧對父母說，她不想考公務員了。

家里的氣氛瞬間降至冰點。父親拉下了臉，母親找茬和她吵架。他們焦慮地告訴小慧，企業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兒只有被欺負的份兒，“這是我們30年的教訓”。考上公務員，那才是有頭有臉的穩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縣的公務員，卻發現事情和父母說的一點兒都不一樣。“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業里還多。”除了每天寫十幾份文件材料，上級領導來了，她要陪同，平時要學理論知識，寫各種政論，寫得不精彩還被罵“覺悟不夠”。組織上也明確說了，“五年內不可能升遷調動。”

有一天，小慧突然從朋友圈里發現，曾經一起做翻譯的同事開始出國考察了。她們在德國吃烤腸喝啤酒，在荷蘭拍郁金香，曬出境的護照和機票。她和她們聊天，自己都說不清當初辭職的理由。

她說，父母好像壓根不了解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們總和別人介紹，女兒“性格內向又猶豫”。可在學校里，小慧最喜歡講段子，是公認的開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況反饋給爸媽，他們干笑著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務員’的工作。”最近，他們又開始催她結婚了。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卻正被父母逼著回家找“體制內”工作的姑娘說，自己絕不妥協。她能理解他們的好意，“可槍都沒握過的人，現在卻來指揮我打仗，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穩定帶來安全感，現在就怕進步慢了。兩代人其實殊途同歸”

專家李家華認定，未來，90％的舊工種會消失，70％的新工種前所未見，從時代的角度看，從一而終必將是癡人說夢。

不止一位年輕人和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聯網金融公司的女孩，畢業兩年半，跳槽4次，現在收入幾乎是剛畢業時的3倍。她早把跳槽當作家常便飯，“身邊的人都一兩年一跳。”在人力資源領域，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每次跳槽應該至少要求20％～30％的漲薪。

剛剛過去的11月，智聯招聘進行了白領跳槽意愿調查。其中，13．7％的白領正在辦理離職，51．0％的白領已經更新或投遞簡歷，正在求職。31．7％的白領有跳槽意向，只是暫時沒有行動。明確不想跳槽的，僅占總量的3．6％。

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這次，她的職務是影業公司的“策劃兼編劇”，單純從產業鏈上看，這是上游，做的是“從0到1”的事兒。

“跳著跳著就進步了，工作內容也不一樣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島為主題的網絡電影。她先和主任編劇構思劇本，再把公司拍攝整部電影優勢、賣點做成PPT，放到市場上找融資。下個月，這部電影即將在印尼開拍，她要代表公司駐島，擔任導演助理。

面試這份工作時，老板漫不經心地問她，“你對行業了解有多少？”

“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過渠道。”

老板抬起了頭，“表達能力怎么樣？”

“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發的。”

“會寫東西么？”

“我大學寫過不少。而且，畢業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記者。”

“帶著已經掌握的東西，再去學新技術，才不會被時代拋棄。以前是穩定帶來安全感，現在就怕進步慢了。兩代人其實殊途同歸。”順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資訊類視頻網站后，林沐發現，在電視臺鍛煉出來的拍攝剪輯技術足夠過硬，成了換工作的敲門磚。這讓他不再嫌棄老東家了。

他終于做上了“理想中的新聞”。在廣州，他去偷拍販賣野生動物的攤販時被發現，給人追著跑了很遠。在深圳高樓大廈夾縫中的人力市場，他和農民工、網癮少年、賭徒、避世者們住了好幾天，吃3元錢一碗的面，喝2元錢5斤的“純凈水”，睡50人一間房的通鋪。

再過6個月，2018級的810萬名應屆生就要初入社會。林沐也將迎來畢業的兩周年。最近，大學里一位即將工作的學妹焦慮地問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該怎么選。

“我沒法告訴你準確的答案。但無論你選哪一個，都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學妹覺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個微信紅包，提醒林沐認真回答。“選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輩子了啊！不都說一步錯，步步錯么。”

“我曾經和她一模一樣。”林沐回憶起當年身在東北，每天覺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來，“這個時代有獨特的焦慮，卻也給了我們更多轉身的余地。”

（中國青年報）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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