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古都洛陽：“求天地之正中”

來源：法治日報

□ 余定宇

洛陽，地處黃河中游的伊洛盆地。這里群山環繞，風光如畫，自古以來，此地除以“九朝古都”享譽中外，亦以盛產“洛陽牡丹”而名動天下。要講述周公的故事，最好的地方莫過于洛陽，因為周公是這座城市的創始人。我們中華法系最古老的萌芽，許多極富中國特色的、曾深刻影響了我們民族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重要特質，正是在那個遙遠的周公時代，萌生自這片開遍了牡丹花的土地上。

早在輔助武王伐紂前后，周公的腦海里，可能便已經充滿了許多這樣沉重的問題——那個外表強大的商帝國，因何緣故會忽然淪落到瀕臨滅亡的地步？而周這個向來偏處一隅、默默無聞的弱小部族，又因何緣故能驟然興起？如果對現存的西周典籍，例如《詩經》《尚書》《周禮》《周易》中那些真實可靠的部分加以研究的話，我們便可以看出：對這些問題，周公悟出來的答案就是一個“德”字。推行“以德治國”，并期望營造一種“和諧社會”，是周公早年曾經憧憬過的一種美好的政治愿望。

不過，這種美好的愿望，很快就被無情的社會現實粉碎了——周公攝政后不久，其三個親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為爭權奪利，竟然發動了一場兵變。在周公被迫親自率師東征、動用武力恢復秩序之時，我相信，當時他的心里，一定浮起過一絲對“德治”的失望，而同時，亦必定會涌出許多對“適當暴力”、對“法律強制”以及對“法治”的重新思考。

經過三年的慘烈戰爭，周公終于平定了這場手足相殘的“管蔡之亂”。當時，出于治安控制和推行教化的考慮，周公便決心把西周的首都從鎬京（今日西安市西郊）東遷到洛陽來。在得到周成王的同意之后，周公和召公便調集百工、大興土木，未出三年，便將“洛邑”這座宏偉的新都興建了起來。

可能有許多人還不知道，自洛邑誕生之后，這座城市，就一直被人們稱為“中州”“中國”。而三千年前，當這座被稱為“中國”的城墻日漸崛起時，一種單憑“刑罰”不足以治國，單憑“道德”說教亦不足以治國，而應把“刑罰”與“教化”相結合、以“中正”的法律來治國的新思想，便已經在周公的頭腦中開始形成。追溯起來，周公的這種種思想，毫無疑問，正是日后我們中華法系種種中國特色傳統的一個最初始的起源。筆者認為，周公在歷史上的最偉大成就，就在于他第一個運用了“求天地之正中”式的城建理念和建國理念，對法律的本質進行了初步的思考。

周公當年在此地“制禮作樂”并推行了法律改革——“制禮作樂”即現代所謂的“立法”。據我所知，在這方面，周公杰出的貢獻，就是創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法律體系——“周禮”。乍看起來，“周禮”的內容十分龐雜，它既有分封制、等級制、職官制等類似今日的政府組織法方面的政治制度，又有傳統的刑罰制度和新創的宗法制度，還有許許多多繁文縟節、形式瑣碎的宗教祭祀儀式制度等。這套遠古的“禮制”“禮法”，其實正是我們中華法系最偉大的萌芽。

三千年前，周公正是在這里，提出了光耀千古的“明德慎罰”的司法改革主張。據《尚書·康誥》記載，周公平定“管蔡之亂”后，曾派遣自己的幼弟康叔去衛國（今河南、山東一帶），管治殷商叛亂的遺民。臨行之前，周公曾手執康叔之手，對康叔進行了一番關于“治國之道”的諄諄教誨。在那篇《康誥》的開頭，周公說道：你的先祖文王，能做到“明德慎罰”，用可用之人，敬可敬之人，而刑可刑之人。然后，周公又對康叔說：第一，什么是“明德”？教殷遺民“作新民”“有敘”（守秩序），你自己要“愛民若保赤子”，把人民當作嬰兒般來愛護，有病替他醫治，無害的則順其所欲，這就是“明德”。第二，什么是“慎罰”？殷遺民若因無心之失而觸犯了法律的，其人有悔改之意并盡力進行補救的，雖其罪行造成的損失較大，也不可殺。對于“要囚”（即特別重大的案件），你要靜思五六日，甚至鄭重思考十天、三個月，才好作出決定。而判刑時，你要“勿替敬典”，即不要以個人的喜怒，去隨意更改法律的規定，要謹守“常法”（即“中正”的法律），這就是“慎罰”。

從這篇《康誥》里，我們可以看出：周公不僅繼承了大禹的遺風，對被征服的民眾的權利、自由都表現出相當的尊重，而且，他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一系列類似現代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對罪犯要區別對待”、要遵守一定的“司法程序”、要實行“教化主義”等司法公正的明確主張。

（文章節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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