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靜典雅 文人氣象

來源：人民政協報

劉萬鳴

朱元璋滅元立明，承襲宋制，政治開明，文物燦然，征召天下畫工，獎勵文學，大力提倡南宋院體畫風，元人尚意重逸之畫風迅速遏制。宣宗、憲宗、孝宗及諸王之子，皆兼工繪事詩文著稱于世，于是文藝之風大興，畫家之眾多，畫派之多樣，畫法之新穎，實越宋元兩代。明歷代君主及貴族富豪，多有鑒藏之風，尤其宣宗，雅藏書畫，不亞于宋之宣和、紹興。現將明之宮廷繪畫（浙派）、吳門四家、花鳥畫、人物畫及戲墨畫分述如下，以觀明代繪畫、畫論之概況。

明代院體畫承襲南宋兼北宋繪畫的風貌，人們習慣稱之“院體”。明初太祖雅好畫事，征集天下畫士，以待詔副使、錦衣指揮、錦衣鎮撫、錦衣衛千戶、錦衣衛百戶等官職授予畫師。于是名家輩出，堪與兩宋相比。大批浙江畫士進入宮廷。戴進即是與院體關系頗為密切的畫家，其畫取法南宋馬遠、夏圭，又有北宋畫風，職業畫家中多有追隨者，影響極大。由于戴氏為浙江錢塘人，后人把這一畫派稱為“浙派”。宣德、弘治年間，由于浙派畫家入宮者數量劇增，使得院體畫與浙派繪畫風格難于區分，浙派之代表人物當數戴進、吳偉、藍瑛。院體花鳥畫繼承宋元之跡，描寫細致，工寫結合，渾樸富麗、開一代新風。而其余者，或有發揚者，或有沿襲者，皆同出一轍。院體花鳥畫以渾樸富麗著稱于世，甚有新意，風格既統一又呈多元風貌。著名者當數邊景昭、林良、呂紀、孫隆等。

明代中期，院體與浙派漸漸衰退，吳門（今江蘇蘇州一帶）的吳派崛起取代了院體與浙派。吳派的畫家多以詩書畫造詣而著稱。作品寧靜典雅，清淡悠閑，其中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為吳門畫派的代表人物，畫史稱“吳門四大家”。

沈周中年作山水河，多為盈尺小景，謹細、精致，世稱“細沈”；晚年后始作大畫，用筆粗簡豪放、氣勢雄渾，世稱“粗沈”。他發展了文同、楊無咎、趙孟頫、吳鎮的文人畫，變工麗為雅逸，以書法入畫，洋溢出濃厚的文人氣質。唐寅繪畫題材豐富，山水、花鳥、人物無所不能，兼長詩文、書法。山水畫中深厚中有灑脫，剛健中有柔和。人物畫以畫仕女較為突出，線條流暢優美，衣紋遒勁飛舞，設色明快豐富，人物情態刻畫生動入微，呼之欲出。其花鳥雖為偶作之品，但其格調不俗，雋永清新，墨韻明凈，頗富文人氣象。

明代花鳥畫宗徐黃二體，比起元代有所擴展，并出新意，邊文進妍麗工整為院派之祖；林良開寫意之新派，學者甚多；吳門四家，文徵明接元人野逸之氣，沈周、唐寅開元人未開之路，畫法洗練，文氣實足。而真正突破古人之風，標新立異開一代先河者，當數明中期以后的水墨大寫意，其代表人物為徐渭、陳淳，即畫史所稱的“青藤”“白陽”。

徐渭，晚號青藤道人，繪畫以水墨大寫意花卉著于世，他以禿筆而畫，筆墨如疾風暴雨，墨氣淋漓，縱橫馳騁，包容天地，有大刀闊斧之丈夫氣。細枝末節，視而不見，造型簡練，干濕濃淡，黑白虛實，于無法中求得法。天真自然，令人耳目一新。他的作品多以水墨畫成，設色很少，其山水、人物、走獸畫，“不學天成”。借物抒情，不拘成法，他談章法，應“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為上”。他的繪畫及思想對中國畫影響頗深。陳淳，號白陽山人，善花鳥，亦善山水，花鳥風格受沈周粗筆畫之影響，不拘細節，大刀闊斧。畫中筆意灑脫，以草書寫生，濃淡、粗細變化有序，有蕭散閑逸之趣，宛然在目。其畫作以水墨為主，很少設色，偶有設色，也以清淡為主。

明代人物畫遜于隋唐而優于元代，明中后期人物畫，又多效于唐寅、仇英者，流于柔靡，細眉小眼，弱不禁風，似有病態，千人一面，浙派者又多粗簡陋略。至明末涌現出幾位標新立異的人物畫家，為明代人物畫大增光彩，一掃畫壇舊習。他們是浙江諸暨人陳洪綬、山東萊陽人崔子忠、安徽休寧人丁云鵬、福建莆田人吳彬。其中以陳洪綬、崔子忠尤為著名，畫史稱“南陳北崔”。

陳洪綬人物畫吸收浙派、吳派之精華，開拓創新，形成自己風格。40歲前，人物畫衣紋粗壯，多方折；40歲后，線條多圓潤，設色清淡，人物善夸張，有怪異之狀。花卉兼習宋元，自成一格，勾勒精細，色彩清麗。陳洪綬一生創作版畫也極為豐富，體現其線描藝術的高超水平。崔子忠善畫人物仕女、肖像畫，曾游董其昌之門，其仕女畫師法周文矩，衣紋曲轉，設色細潤，背景復雜。

另外，明后期人們對肖像畫有所青睞，為此肖像畫空前發展，曾鯨即為傳神畫派代表人物。曾鯨受外來畫家利瑪竇之影響，但強調“沒骨”“傳神”，見凸空白，見凹加墨，渾然一體，為中國肖像畫別開途徑，影響頗深，至康熙、乾隆，肖像畫家，皆歸曾氏一派。

至明末，浙派山水畫已發展至盡頭，并多有習氣、流弊。如浙派有粗放簡率之習氣，吳派有板結、空疏、恣意之流弊，院體派亦纖細乏力。為扭轉局面，使三派共融，重視筆墨與文化修養之間的關系，故有新派涌出，云間派以沈士充為代表，華亭派以董其昌為代表。諸派之中，唯董氏影響較大。董其昌擅長書法，致力于山水畫創作，精研畫論，其“六法”主張以古為師，以天地為師。他從黃公望出發，研習筆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文人畫系統。他與莫是龍、陳繼儒、沈顥共同提出山水畫“南北宗論”，為后世之典范。明代其他畫家如王履、周臣善畫山水，周之冕畫花鳥，張宏畫山水人物等皆著于世。

明代的繪畫理論與明代的繪畫一同發展，理論的發展反映出繪畫的演變。明人論畫著述極多，大凡七八十種。如何良俊的《四友齋畫論》、屠隆的《畫箋》、顧凝遠的《畫引》、沈顥的《畫塵》、莫是龍的《畫說》、董其昌的《畫旨》和《畫眼》是關于論述者；都穆的《寓意編》、朱存理的《珊瑚木難》、張丑的《清河書畫舫》、汪珂玉的《珊瑚網》等，是關于鑒藏者；李開先的《中麓畫品》，是關于品藻者；董其昌的《畫禪室隨筆》、陳繼儒的《眉公書畫史》等，是關于雜識者；詹景鳳的《王氏畫苑·補益》、王世貞的《王氏畫苑》等，是關于叢輯者；文徴明的《文待詔題跋》、王世貞的《弇州題跋》，是關于題贊者；韓昂的《圖繪寶鑒續編》、朱謀垔《畫史會要》是關于史傳者。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導師、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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