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明代兩種律學著作考

來源：人民法院報

原標題：明代兩種律學著作考

來源：人民法院報

律學是中國古代研究立法原則、法律術語與概念、法典的編纂、法律解釋的學科。懷效鋒先生總結道：“律學實質上就是中國古代的法學，它發(fā)軔于商鞅變法，興起于漢，繁榮于魏晉，成熟于唐，衰微于宋元，復興于明，至清而終結。”作為律學的載體，律學著作與律學的發(fā)展相始終。明代在律學復興的背景下，律學著作尤其是私人律注高度繁榮。據(jù)學者李守良統(tǒng)計：“明代律學以私家注律為盛。明代官方律學著作僅有《律令直解》《大明律集解附例》等數(shù)部，而私家律學著作有90余部。”這些著作及觀點是我們了解明代法制的重要材料，運用這些律學著作進行學術研究時，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明確它們的作者及成書時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這些律學著作普遍存在內容傳抄的現(xiàn)象，只有明確著作的作者及成書時間才能了解是誰先提出了某觀點。對此，何勤華先生主編的《律學考》、張伯元先生編著的《律注文獻從考》、黃彰健先生主編的《明代律例匯編》等成果對多種律學著作的版本、作者、成書時間進行了嚴謹?shù)目甲C。但由于律學著作的繁多，既往成果依然存在空白，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明代兩種重要的律學著作《法家體要》《淑問匯編》進行考證。《法家體要》一書主要針對作者及成書時間，《淑問匯編》一書作者已經(jīng)明確，主要針對成書時間。

《法家體要》的作者及成書時間

楊一凡先生主編的《中國律學文獻》中載有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陳慶所刊的《法家體要》一書。該書并沒有載明具體的作者和成書時間，但序言中載明了其來歷。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韓君恩在巡按山東監(jiān)察御史任上檢查該省法制，“見小大之獄，率不以情而大辟之，鞠由多乖錯，或一骸而屢檢未明，或一事數(shù)年不決，斷案繁蕪，而兩造咸嗟。”此時，一山西汾陽籍的王姓御史給了韓君恩一部律學著作，并稱該書“乃儀制嘉禾包大夫在西曹時手錄也。”韓君恩閱后對該書大家贊賞，稱其“首著律例摘解，直指簡要，多發(fā)前人之未明。次集勘斷條格，旁搜博采，備極人情之變狀。末引斷獄師模，師古準今，允惟賢哲之景行。”因此，為了提高司法官員的司法水平，韓君恩囑咐永豐陳慶于當年將該書“訂而刻之”，并命名為《法家體要》。

韓君恩在序言中所提及的作者“儀制嘉禾包大夫”是何人？民國學者王重民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一書中考證認為是嘉禾（即嘉興）包鼎：“考嘉禾包氏，以包節(jié)為最著。祖鼎，弟孝，亦有名。群書所記，未有官儀制者……疑是書原為包鼎所輯，蓋節(jié)官東昌推官時，傳其本于魯，君恩得之，因屬陳慶梓行也。鼎成化戊戌進士，官池州知府。”王重民的主要理由在于，包鼎的兩個孫輩包節(jié)、包孝都沒有擔任過“儀制”一官，因此排除了包節(jié)、包孝為該書作者。王重民進而懷疑是包鼎所著，書成后，包鼎之孫包節(jié)在東昌推官任上將該書傳播于魯?shù)兀鬄轫n君恩所獲。但是，在王重民結論的基礎上，經(jīng)筆者考證，韓君恩所說的“儀制嘉禾包大夫”應當為包鼎后人包檉芳。

據(jù)萬歷、天啟年間學者過庭訓所著《本朝分省人物考》一書記載：“包鼎，字汝調，嘉興縣人也，成化戊戌與弟鼐同舉進士，”包鼎后代包汴“為南北部，亦多茂跡。汴子檉芳，仕至儀部，隨晉督學歸里捐田贍俗，鄉(xiāng)邦稱重，人謂包氏有淵源云。”光緒《嘉興縣志》亦載：“包檉芳，字子柳，憑孫。父汴，嘉靖三十四年與檉芳同中鄉(xiāng)舉，三十八年進士，官至四川參議。檉芳先三年成進士，知魏縣，遷刑部主事，調儀制員外，轉郎中。”綜合以上史料，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其一，王重民所推斷的嘉禾包氏即為浙江嘉興包鼎一族。其二，包檉芳曾任刑部主事，而“西曹”正是刑部的別稱。其三，包檉芳后官至禮部儀制。這三點均與韓君恩在序言中提及的該書系“儀制嘉禾包大夫在西曹時手錄”完全契合。因此，包檉芳即是《法家體要》的作者“儀制嘉禾包大夫”。又據(jù)咸豐三年《大名府志》在“知縣”一節(jié)中記載，“包檉芳，嘉興進士，三十五年任……楊廷選，鄞縣，進士，三十八年任。”魏縣即在大名府，由此可知，包檉芳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至三十八年（1559年）在魏縣任職，其后便升遷刑部主事。又據(jù)民國二十六年《重修邵武縣志》載：“隆慶四年，同知包檉芳辟明倫堂，改泮池水葺墻宇。”由此可知，隆慶四年（1570年），包檉芳的身份已經(jīng)不是刑部主事，而是同知。因此，至少可以推導出，《法家體要》系包檉芳寫于嘉靖三十八年至隆慶四年間（1559年至1570年）。

《淑問匯編》的成書時間

《淑問匯編》為李天麟所組織編纂。李天麟，山東武定人，字公振，萬歷八年（1580年）進士。《淑問匯編》的來歷與《法家體要》頗為相似。萬歷年間，李天麟在巡按湖廣監(jiān)察御史任上檢查地方刑獄卷宗，發(fā)現(xiàn)當?shù)卦┆z普遍：“如人命非委官檢驗之遲延，即仵作報傷之不實；非原告誣掜之失真，即中證翻覆之變亂；或出此入彼，移情就律，或揣摩駁意，遷就其詞。”究其原因，這和當?shù)毓賳T的司法水平低有關：“非特卑官糊涂而少精明，即有司初入仕途，亦未庸心以究律例，故刑獄煩苛，民命糜爛。”為此，他除了平反冤獄外，為了方便當?shù)毓賳T學習，特意組織編撰了《淑問匯編》一書，“以風憲約章為卷一，律例辯疑為卷二，招擬體式為卷三，檢驗事宜為卷四，聽斷衡鑒為卷五”，“庶各官置之座隅，朝夕得以警省。”

《淑問匯編》一書中并沒有載明其成書時間。楊一凡主編的《中國律學文獻》所載《淑問匯編》的版本為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徐萬仞杜日章刻本，但刊印時間并不代表成書時間。經(jīng)筆者考證，該書確是成書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其一，從李天麟為《淑問匯編》所寫序言中可知，當時李天麟的身份是“巡按湖廣監(jiān)察御史”。巡按制度為明代所設，據(jù)《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職官二》載：“洪武十年（1377年）七月，詔遣監(jiān)察御史巡按州縣”“洪熙元年（1425年），稱行在都察院，同六部，又定巡按以八月出巡。”又據(jù)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記述：“本朝御史總屬內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由此可知，明代監(jiān)察御史巡按地方一般在每年八月出巡，并且實行一歲一更制度。李天麟在《淑問匯編》的序言中也說到“按楚一載巡”。其二，《明神宗實錄·卷二百七十一》“萬歷二十二年三月”一節(jié)中記載：“（癸巳）禮部尚書羅萬化覆湖廣巡按李天麟議于楚藩廢第，改建宗學及推選宗正宗副宗講。”即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李天麟以湖廣巡按的身份向禮部提交了一份文書并得到回復。由此可知，李天麟是在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至二十二年（1594年）之間巡按湖廣。其三，李天麟在該任上組織編纂《淑問匯編》時，明確命令湖廣地方官員“限一月內具書以報，毋得草率遲延。”由此可知，《淑問匯編》成書時間沒有超出李天麟在湖廣巡按任內。而《中國律學文獻》所載的《淑問匯編》徐萬仞杜日章刻本為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所刻，因此，《淑問匯編》正是成書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徐萬仞杜日章刻本即為成書當年所刻。

［本文系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之大調解制度研究”（項目批準號：20AZD08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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