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唐代長江流域的城市與文化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唐代長江流域的城市與文化

來源：光明日報

中國歷史上的盛唐時代，不僅盛產詩歌和文章，也是長江流域城市發展和文化繁榮的重要時期。唐代的長江流域城市，不僅人口繁盛、交通繁忙、商業發達、社會富庶，也是文化、教育、學術、文藝繁榮發展的高地。本次講座將在史念海、李學勤、鄒逸麟等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唐代長江沿線的城市和文化進行研究和闡釋，力圖為大家再現古代中國城市發展歷程中的一條重要脈絡。

唐代長江流域城市的發展

關于唐代長江流域城市的總體情況，我們主要可從兩方面來了解。一是唐代長江流域的城市，因其依長江黃金水道而建的區位優勢，普遍呈現人口眾多、規模較大、經濟繁榮的狀態。以人口為例，除了成都、揚州等唐代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如襄州、宣州、潤州、常州（治所在今江蘇常州市）、蘇州和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華市）等，人口也都超過了十萬戶。二是在唐代的長江流域，形成了一個覆蓋上中下游、干流和支流的巨大城市網絡體系。正如歷史地理學家鄒逸麟先生所言：“長江及其主要支流沿線有成都、荊州、鄂州（今武昌）、潭州（今長沙）、岳州（今岳陽）、江州（今九江）、洪州（今南昌）、襄州（今襄陽），等等?！贝送膺€有位于長江上游的渝州、嘉州，位于長江中游的沔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漢市漢陽）等，它們共同構筑起唐代萬里長江上的城市走廊，并成為推動古代農業文明向更高形態演化發展的重要地區。

這些依江而建、因江而興的唐代城市，不僅有力支撐了大唐王朝的政治統治，也豐富了人們對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理論認識。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在唐代，長江流域城市完成了從“政治型城市”向“經濟型城市”的轉型發展，成為推動中華文明發展和古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核心力量；二是關于唐代長江流域城市興盛的原因，除了受戰亂破壞較小、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快速增長等之外，以長江與大運河為骨架構建起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是唐代長江流域城市發展最重要的“硬件條件”；三是區域文化的崛起和良性發展，特別是區域內對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視以及人才的層出不窮，不僅直接推動唐代長江流域城市走向高度繁榮，也為其繁榮一直延續至今打下了深厚和持久的根基。

這里先談前兩個方面。

首先，就中國古代城市的總體空間布局看，與黃河流域城市主要為“政治型城市”并在“安史之亂”后一蹶不振的情況不同，自唐代開始，長江流域的城市順利實現了向“經濟型城市”的轉型，由此也重構了古代中國的城市體系和功能體系。

關于城市的起源及早期形態，中外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城市起源于政治和軍事需要，即“政治型城市”；二是認為城市起源于市場和商貿需要，即“經濟型城市”。一般認為，在古代社會，前者不僅在時間上早于后者，地位也較后者更為重要。在西方城市發展史上，到了工業革命以后，城市的經濟屬性和功能才逐漸成為主體。但實際上，由于“政治”和“經濟”之間存在的復雜關系，中外城市在功能上必然是綜合性和多樣化的，至少包含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大功能，因此，在“政治型城市”和“經濟型城市”之間，存在著相互轉化與內在統一的辯證關系。從城市發展史上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大都經歷過從“以政治功能為主”到“政治、經濟功能并重”再到“以經濟功能為主”的演化歷程。這是由城市的本質和規律決定的，只有這樣，城市發展才能滿足居民在政治、經濟、人文等方面的現實需要。

受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影響，中國古代城市同樣起源于政治、軍事、防衛等需要，在東方亞細亞社會的大環境中，這一點表現得十分突出。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曾說：“中國初期的城市，不是經濟起飛的產物，而是政治領域中的工具。”但由于城市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充滿了消費的欲望，因此城市必然具有市場、交換和貿易等經濟功能。中國早期城市主要屬于“政治型城市”或“軍事型城堡”，其向“經濟型城市”或“工商型城市”的轉型發展，不僅需要一定的歷史機遇，也需要一定的區域條件。而這兩方面的結合，恰是在唐代完成的。一方面，唐代中國經濟中心南移，使長江流域城市出現“經濟功能日益凸顯、政治功能日益減弱”的變化，為長江流域城市主體功能的轉型創造了歷史契機；另一方面，唐代以來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造成了“全國最發達的工商業城市已南移至長江流域”的現實，為長江流域經濟型城市的崛起提供了現實空間。因此，與唐代黃河流域城市紛紛毀于戰亂不同，長江流域城市則實現了從“政治功能與經濟功能兩元并存”到“經濟型城市為主和政治型城市為輔”的轉型升級，這既符合城市的自然發展規律，也符合唐代政治統治的需要，改寫了中國古代城市“倚重北方”的體系布局和“側重政治”的功能結構，為此后長江流域城市長盛不衰、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交通是城市的大動脈，無論是人類文明的起源，還是世界上很多著名城市的發展，都是因江河而建、因水運而興的。就此而言，當時的以長江和隋唐大運河為主干、連通國內乃至國外的水運交通體系，可以說是唐代長江流域城市崛起和全面繁榮的首要因素。

關于唐代的城市，古人有“揚一益二”之說。揚即揚州，益即益州（今成都）。揚州和益州，均位于古代中國的經濟富裕區，在唐代以前也都取得了較好的發展。但它們成為唐代數一數二的城市，則是借助了長江和大運河構成的水運體系。揚州由于獨得長江和大運河之利，因此成為唐代第一大城市。益州則由于只能間接借助大運河的交通便利，所以屈居第二。首先，揚州和益州都是典型的長江流域城市，也都因長江黃金水道而興盛起來。就益州而言，正如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說：“論益州的交通道路，長江應該屬于首位。萬里長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處皆能達到，就是位于尾間的東吳，也有船舶經常來到成都?！睔v史學家李學勤先生也指出：“成都是劍南道最大的商業城市，長江水道將蜀地的農產品、手工業產品源源不斷地運至長江流域其他地區和廣大的北方”。可知因江而建的地理位置，對于益州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就揚州而言，在地理位置上比益州更加優越，史念海先生認為：“揚州位于邗溝入長江之處，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點。地理形勢促成當地的繁榮昌盛。長江航運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揚、益兩州更可互相交往呼應，相得益彰。”同時，其交通綜合優勢也更加明顯。李學勤先生也說：“由于揚州地傍東海，坐落在長江和大運河的交匯處，兼有海運、江運、漕運之便，加之長江流域各地貢賦先運集至揚州，揚州遂成為一個巨大的貢賦轉運的集散地，這里的商品經營、對外貿易十分發達?！备爬ǘ裕M管揚州益州均為長江流域城市，但揚州因地處長江和大運河交匯處，比益州有著更為發達的交通體系，也有著輻射海內外的廣闊腹地，因此必然要成為唐代第一大城市。一個最耐人尋味的細節是，不僅當時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物資都要通過揚州來運轉，甚至益州也是如此，即所謂“益州遠處西蜀，漕糧卻源源順江水而下，至于揚州轉入運河，再行西上”。在某種意義上，這與隋唐大運河的重要地位密切相關。大運河雖是一條人工運河，但對于古代封建王朝經濟而言，它比很多自然江河還要重要。因為它串聯起我國眾多東西走向的河流，從而形成了一條貫通全國各地的水運交通網。

在唐代主要得益于長江的城市，除了益州，還有作為中游首位城市的荊州，其與下游的揚州和上游的益州，堪稱唐代長江流域三大區域中心城市。荊州本為古九州之一，也曾做過唐代的南都。因數次以江陵為治所，故也常被稱為江陵。關于荊州（江陵）在唐代長江流域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史念海先生曾說：“江陵位于長江的中游，可以控制長江中游的航運。江陵又是由長安南下，直至湘中、交、廣等處必經的途徑。唐時人所說的‘西盡巴蜀，東包吳會，南極百越，北際周韓’，正是這樣的意思。”這與揚州、益州都是因占據地理位置之便而發展起來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在唐代同時得益于長江和大運河的城市，除了揚州，還有蘇州、常州、潤州（今鎮江）等，由于“既得長江之便，又得運河之利”，它們都是唐代的知名的大城市和商品集散中心。對上述城市進行深入觀察和理性總結，可得出關于唐代長江流域城市的一些基本認識：首先，這些城市由于在長江黃金水道上占據了有利的交通位置，在人口、財富、商業、手工業、服務業等方面很容易完成集聚，并由此發展出行政、市場、貿易、交流等方面的城市功能；其次，城市人口的不斷集聚、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行政級別的不斷提升，也反過來推動了長江沿線“從自然地理向經濟地理”“從農業地區向城市化地區”“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演化躍升，并因此帶動長江流域城市發展到更高的水平；再次，長江黃金水道千百年來的暢通無阻，為長江流域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由此構建了長江與長江流域城市相互促進的良性機制。在此基礎上，長江流域不僅在空間上構建了均衡分布、充滿韌性的城市體系，也在時間上形成了一脈相承、傳承有序的綿延關系。

文化和人才是長江流域城市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也是影響城市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之一。城市是天生的經濟體，也是創造物質財富的“生產車間”，因此，作為城市本質與核心功能的文化，比較容易在城市研究中被忽略掉。

唐代長江城市的繁榮發展，除了當時開明的政治和開放的國策之外，文化和人才是重要因素。這是因為，城市是人的城市，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最終決定了城市的物質形態和精神存在。無論是文學史上素來受到贊譽的“盛唐之音”，還是代表著唐代城市主流和最高發展水平的長江流域城市，實際上都離不開唐代文化及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對長江流域城市與文化的互動機制進行研究，有助于走出“經濟決定論”“人口決定論”“交通決定論”等比較狹隘的理論框架，以系統視角全面認識長江流域城市。

在大歷史的視野里，自四千年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確立至隋唐以前，黃河流域城市也曾經歷了三千年的繁榮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占據主流地位的中原文化的有力支持。而長江流域城市之所以不能與黃河流域城市相比，則與在此時期中國文化“南弱北強”的總體發展格局密切相關。關于這一點，在學界已是共識。如劉師培先生說：“三代之時，學術興于北方，而大江以南無學。魏晉以后，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致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后。”實際上，在長江流域城市超越黃河流域城市之前，就出現了一個可以稱之為“長江文化超越黃河文化”的變化。在學術方面，如劉師培先生說：“中原甲姓避亂南遷，冠帶之民萃居江表，流風所被，文化日滋?！痹谏鐣矫妫缋顚W勤先生說：“在北方經濟因戰亂等原因受到摧殘破壞而停滯不前的狀況下，長江流域經濟的空前繁榮受到唐王朝的極大重視，進而成為唐王朝的衣食命脈，同時也促進了這一地區經濟的進一步興盛。與此同時，中原大量知識分子南遷，長江流域文化在經濟高度發展的前提下，在地區整體文化素養普遍提高的土壤中，萌發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呈現出勃興局面。”總體上看，經過南北朝漫長的分裂和割據時期，以隋朝為序曲，至唐宋兩朝，隨著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也包括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古代中國的文化格局隨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南宋朱熹對此曾感慨說：“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

與長江流域城市的發展一樣，長江流域文化也經歷了漫長的成長歷程，且具有更加明顯的漸變特征。關于古代中國的文化空間格局，主要有“六大區系”說和“七個文化圈”說。前者由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即“一、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區；二、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區；三、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區；四、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區；五、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區；六、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區。”后者為李學勤先生提出，認為東周時代中國形成了七個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國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以及秦文化圈。比較可知，兩說所指的地理空間與文化形態大體一致，表明中華區域文化自古就有密切的內在聯系和良好的傳承關系。在“六大區系”中，有兩個位于長江以南；在“七個文化圈”中，有三個位于長江以南，說明此一時期的長江流域文化盡管在不斷發展，但總體上仍弱于黃河流域。這種“南弱北強”的態勢和格局，在此后又延續了數百年。

自秦漢至魏晉南北朝，長江流域文化與黃河流域文化在局部互有消長，出現了“黃河流域日衰而長江流域日新”的趨勢，這與此一時期古代中國政治、經濟、人口等“由沿東西向轉移”演化為“沿南北向轉移”的歷史進程是高度一致的。在某種意義上，中原世族大家的“衣冠南渡”，是推動長江流域文化發展最重要的力量。這是一個持續數百年的“漸變”過程。在東漢西晉時期，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等文化名流，都是中原人士，而長江流域只有江東地區的陸機、陸云等，表明此時的長江流域文化還遠不能與黃河流域文化相抗衡。這一時期在長江流域形成的文化中心，也主要是繼承了漢代東都洛陽的文化衣缽。以長江中游的荊州為例，如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楊華教授所言：“東漢末年，中原板蕩，文化中心洛陽殘破不堪。當時劉表控制荊州，在其治所襄陽聚集了數以千計的來自‘關西、兗、豫’的‘學士’。荊州人文學術之盛，一時代替洛陽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在長江下游的建康（今南京）也是如此。歷史學家唐長孺先生說：“永嘉亂后，大批名士帶著正是由他們推動的新興思想、文藝渡江而來，于是文化中心由洛陽遷到建康?！钡鄬τ谡?、經濟和人口的變化，文化轉移和社會變遷要更加復雜、曲折，其“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也緩慢、艱難得多。正如《隋書·地理志》所稱：“自晉氏南遷之后，南郡、襄陽，皆為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边@一時期的長江流域文化，還處在對黃河流域文化的接受、消化和學習過程中。

有唐一代，不僅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分水嶺，也是中國古代文化變遷的重要界碑。其轉折點即“安史之亂”。自此以后，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說：“中國南北文化的布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黃河文化日趨衰落，長江文化蒸蒸日上，并逐漸確立了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同時，和唐代長江上中下游出現了成都、荊州、揚州三大中心城市一樣，在長江流域文化方面，也形成了三個內涵深厚、富有活力的區域文化，即上游的四川文化、中游的江漢文化和下游的兩浙文化。這充分說明了城市和文化的相互依存關系，即長江流域發達的城市離不開長江流域同樣發達的區域文化。

人是文化的主體。唐代長江流域城市中的歷史文化名人，是長江流域文化發展的杰出代表。如在長江上游的“四川文化區”，主要包括益州、梓州、綿州、閬州、瀘州等城市。唐詩是唐代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少年李白曾隱居于今四川江油大匡山，后“仗劍去國，辭親遠游”，成為一代詩仙。杜甫于“安史之亂”后入蜀，在今成都市青羊區結草堂而居，創作了被稱為格律詩之最的《秋興八首》。唐代蜀地其他的詩人還有很多，如陳子昂、薛濤等。如在長江中游的“江漢文化區”，荊州與襄州是該地區的中心，荊州治所江陵以文教發達著稱。襄陽自古是長江中游重鎮，其進入新舊《唐書》列傳的人物，有張柬之、杜審言、孟浩然等13人。在長江下游的“兩浙文化區”，包括蘇州、湖州、常州、潤州、杭州、越州、婺州等重要城市，其人文之盛，蔚然大觀，以蘇州為例，其進士人數在50人左右，居南方各州之首。而進入新舊《唐書》列傳人物的也多達41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和長江流域的城市一樣，長江流域的人才也一直長盛不衰。我們以明代為例，正如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所說：“全國人才分布的總形勢是東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為落后?！?/p>

概而言之，唐代長江流域的城市繁榮和文化發展，主要原因可以從內外兩個方面去尋找。外部的原因主要是“安史之亂”，由此導致了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等城市和文化要素從黃河流域大規模轉移到長江流域，長江流域承接了黃河流域數千年的文明和文化成果。內部的原因則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長江流域對黃河流域先進的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度，尤其是把最重要的資源和精力投入到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上，從而為當時長江流域城市繁榮和文化持續發展提供了更為深厚且持久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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