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說文解字》傳遞的文化密碼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說文解字》傳遞的文化密碼

來源：光明日報

漢字是中華文化的基石，是世界上唯一歷經數千年沒有中斷的表意性文字。漢字書寫著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記載著燦爛的中華文化，漢字與漢字文化本身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漢字文化，厥功甚偉。在漢字產生的傳說與神話故事中，“倉頡造字”說影響甚廣，傳說中的倉頡“重瞳四目”，他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對于古人來說，漢字誕生的傳說可謂驚天動地。

漢字是伴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而出現的記錄漢語、獨立產生的一種本土文字，又可稱為自源文字。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那時已經出現了一些刻畫符號，可視為漢字的萌芽。到了殷墟甲骨文，漢字已經發展成為有著比較嚴密體系的文字，距今已有三千四百年的歷史。漢字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經過了兩個大的發展階段，一個是古文字階段，一個是今文字階段。古文字階段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和小篆；今文字階段包括隸書、行書、草書和楷書。其中小篆到隸書的轉變，是最大的一次系統變化。從隸書開始，漢字的造字意圖變得模糊，漢字的可解釋性減弱。在漢代的經學發展中，今古文學派論爭激烈。今古文學派的一個重要分歧是今文學派學習的經學著作是用隸書書寫的，古文學派的經學文本則來自戰國文字。東漢時期許慎為了弘揚古文經學派，寫作了《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一書。

《說文》系統整理了秦漢時期留存的小篆，并做了系統講解，成為漢字學的奠基之作，是我國語言學史上的不朽名著。《說文》也是我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說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同時“從全世界的范圍考察，《說文》也是出現最早的、系統合于科學精神的、具有獨創的民族風格的字典。”（陸宗達《說文解字通論》）誠如姜亮夫先生在《古文字學》一書中所說：“漢字的一切規律，全部表現在小篆形體之中，這是自繪畫文字進而為甲金文以后的最后階段，它總結了漢字發展的全部趨向，全部規律，也體現了漢字結構的全部精神。”《說文》在中國語言學史和漢字發展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同時，以《說文》為中心的漢字文化也是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依據。

關于漢字和漢字文化，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如漢字與拼音文字相比有什么獨特性質？漢字的一筆一畫是怎樣體現意義的？《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為什么一個叫字典、一個叫詞典？《說文》中的小篆字頭有9353個，《康熙字典》收字47035個，當代的《漢語大字典》則收字約56000個，從《說文》小篆至今，漢字數量增加了好幾倍，這些成千上萬的漢字之間有沒有內部聯系？《說文》中的小篆字形是如何體現中國文化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其實都可以在《說文》中找到答案。

《說文》在中國文字學史上具有奠基意義，后來的歷代研究著作有幾百種之多，進而形成一門學問叫“許學”，或者叫“《說文》學”。對于《說文》的價值和意義，古今很多大學者都有論述。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說：“此千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若網在綱，如裘挈領，討源以納流，執要以說詳。與《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雜亂無章之體例，不可以道里計。”段玉裁指出《說文》歸納了部首，系聯了漢字，發現了漢字內在規律性，這在漢字理論上具有極大價值，它不同于《史籀篇》那一類的識字課本。清代考據大家王鳴盛在《說文解字正義序》中也提到：“文字當以許氏為宗，必先究文字，后通訓詁。故《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余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此后近現代的很多大學者無一不強調《說文》在研治中國文字和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意義。

《說文》確立了漢字的性質，描寫了漢字以義構形的原則，展現了分析漢字的基本方法，奠定了漢字學的基礎。《說文》是解讀古文字的橋梁，了解今文字的關鍵。《說文》及其包含的漢字文化內容豐富，理論全面，對后代影響深遠。我們主要從五個方面來介紹《說文》的文化價值。

漢字是表意性質的文字

世界上的文字可以分為兩大體系。根據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說法，世界上的文字只能劃分為表音體系和表意體系兩種。英文和漢字在文字性質上是不同的，英文屬于表音文字，漢字屬于表意文字。用通俗的話說，英文是“聽”的文字，漢字是“看”的文字。兩大文字體系的劃分是從文字記錄語言的本質出發的。任何文字都在記錄語言，都有形音義，不過文字的音義是從語言中接受下來的，而唯獨形體是文字獨有的。文字就是用形體來記錄音義。人類的有聲語言有音和義兩個要素，文字只能從中選擇一個要素作為構形依據，即文字形體直接顯示的信息或者是語義，或者是語音。兩種文字體系的劃分正是基于文字構形的依據來確定的。

比如漢語“看”這個字，可以用英語“look”對譯。“看”和“look”各有其形音義。其文字性質差異表現在，漢語中“看”字在形義之間具有可解釋性，它是一個“上手下目”的會意字。而英語中look的形體只是字母構成的一組發音，無法分析其形義之間的關系。中國人有一種把漢字當成會意字的思維慣性，這正是由于漢字的性質本身和我們識讀漢字習慣的互動而造成的。早在《左傳》中就有對漢字形體的解釋，如“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等。宋朝的文學家王安石也有一本書叫《字說》，多用會意的方法解釋漢字，不過其中很多說法實際是站不住腳的。今天也有人喜歡用會意的方法解說現代漢字，經常把形聲字當成會意字來解釋。不過從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這些現象，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國人習慣于用會意來解釋漢字的文化心理，這恰恰是漢字表意性質的體現。由于漢字具有表意性質，我們可以通過字形來了解漢字記錄的詞義。但不能根據現代簡化字，而必須追溯到小篆，甚至更早的古文字形體，來尋求古人最初的造字意圖。

漢字表意性質的最直接的證據，就是英文是在一個維度上使用字母組成單詞的，而漢語可以讓構字部件在兩個維度上造字。如英文單詞culture，其形體是每個字母的線性排列，即c-u-l-t-u-r-e，不可能將字母上下或穿插等排列在一起。而漢字部件的排列則是在兩個維度上展開，如“日”在構字時，既可以與“木”這個部件組成上下結構的“杲”“杳”，又可以穿插在“日”中組合成“東”（東），還可以與“青”組合成左右結構的“晴”等，漢字的這種部件排列方式與英文字母的一個維度的線性排列迥然不同。

漢字的不斷發展演變

在數千年的漫長發展歷史中，漢字以其特有的超地域、超方言的作用和藝術魅力，為記錄漢語、傳承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我們中華文化的瑰寶。我們學習漢字不僅要掌握漢字的結構特點，同時要了解漢字形體演變的歷史和規律。從殷商到今天，漢字形體發生了重大變化。變化的內容眾多且復雜。

之前我們已經提到，漢字形體演變的歷史可以秦代為界限分為古文字階段和今文字階段。兩個階段的最大變化就是小篆到隸書的變化，通稱“隸變”。

隸變，是漢字最大的一次變化。為什么這么說呢？這個變化至少有兩點標志性意義：第一，隸變之前的小篆，加上更早的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基本保留著漢字造字意圖。古人為什么造一個字，字的形體是可以解釋的，而到隸書以后，不少漢字的造字意圖就難以找尋到了。第二，隸變之前，漢字書寫的單位是線條，隸書之后，筆畫形成了。現代漢字的點、橫、豎、撇、捺、折、鉤等筆畫是隸書才有的。小篆沒有這些筆畫，也就沒有后來的筆順概念。研究《說文》就能比較容易了解這一變化。

如“光、赤、尉、煎”等字，今天一般人幾乎不知道這幾個字其實都包含“火”的偏旁，但在小篆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小篆“光”字的構形是“人”上有“火”，表示手舉火把，代表光明。《說文·火部》：“光，明也。從火在人上，光明意也。”《說文·赤部》：“赤，南方色也。從大，從火。”小篆“赤”字從大從火會意，表示大火那種紅彤彤的顏色。小篆“尉”字是熨斗的本字。邵瑛《群經正字》：“今俗又加火作熨。”《說文·火部》：“尉，從上案下也。從（見圖1），又持火，以尉申繒也。”大意是，“尉”是從上面按壓下面，從“（見圖1）”（平），“又”（手）里拿著“火”，表示用火來按壓、伸展絲帛。小篆“煎”字是形聲字，“火”在下，為義符。《說文·火部》：“煎，熬也。從火，前聲。”

又如今天的“春、泰、舂、奉”等字，上半部分看起來一樣，其實在小篆中完全不同。小篆“春”字的字形上面是“艸”，表意，中間是“屯”，表聲，下面是“日”，表意。字形用太陽升起、草木生長表示春天。小篆“泰”字的字形上面是“大”（太），表聲；下面是雙手捧水，表示順滑。小篆“舂”字的字形上部是雙手持杵，下面是“臼”，合起來表示搗米脫殼。小篆“奉”字上部是一串玉石類的禮物，下面是三個“手”字，表示恭恭敬敬將東西敬獻給他人。所以要想了解清楚“春、泰、舂、奉”的古代構形理據，不追溯到小篆是很難說清楚的。

從古至今，漢字形體變化的基本趨勢有三個方面：簡化、分化和規范化。林沄先生《古文字簡論》曾專門談到這一問題，在座的有興趣的可以參閱。

漢字歷史悠久，加上使用人數眾多，除了文字系統的變化外，作為個體字符，也有使用中的變化，有一部分字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寫法，主要有三種情況，即古今字、異體字和繁簡字。此外，從上古開始人們就有書寫別字的情況，即所謂通假字。以上所說的幾種情況都是漢字發展中出現的現象，對古籍閱讀都會帶來影響，需要加以重視。這些都是漢字在使用中出現的問題，需要另文分析，這里不再贅述。

漢字是有嚴密體系的符號系統

漢字從古代發展到現代，出現的字形成千上萬，這樣的符號能夠為人所使用，肯定不是雜亂無章的。因為對于人的大腦來說，越是有規律成系統的東西越方便使用和記憶。不過，作為符號系統，漢字卻不像字母文字那樣看起來簡潔明了。

對漢字系統的認知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其實從《說文》開始，許慎就已經確認了漢字的系統性，他使用540部首聯系起9353個小篆。但漢字的這一特征要為人們普遍接受和認識并不容易。其實，認識到了漢字的系統性，漢字的學習和掌握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困難了。

漢字構形是一個系統，學習漢字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掌握漢字構形系統。王寧先生在許慎《說文》“六書”學說基礎上，提出了“漢字構形學”理論，認為不同時代的漢字都有各自的內在系統。從甲骨文至今，漢字的基礎構件或稱基礎符號大致是穩定的，有三五百個。而《說文》的部首有540個，這些部首大多是基礎部件。成千上萬的漢字像搭積木一樣，由這些基礎部件組裝起來。漢字構形學一開始就是基于對《說文》小篆的研究。小篆中的形聲字已經占到85%左右，通過對小篆形聲字的研究可以基本弄清小篆的系統性。李國英教授所著《小篆形聲字研究》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比如“籟”字，可以先拆分成竹、賴。“竹”已經是具有造字意圖的最小單位，不必再拆分，再分就成了筆畫，沒辦法解釋了。“賴”從貝，剌聲；“貝”不用再分，“剌”可拆分為從束，從刀；“束”可分為從木，從口。如此下來，經過四次拆分，可以得到竹、貝、刀、木、口五個基本構件。它們在其中或表音或表意，用在造字時的不同層次上。數以萬計的漢字都可以進行這一拆分與組合。

從許慎發現漢字的系統性至今已經快兩千年了。認識到漢字的系統性是極為重要的，這對于漢字教學、漢字研究以及漢字的信息化處理都有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

漢字與漢語密不可分

從清末至近代時期，還出現了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切音字運動”。從時代背景來說，自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積弱積貧時代。很多愛國志士都在尋找救國之路，其中就有一些學者將落后的原因歸結到漢字上，進而要求廢除漢字，改用切音字即字母文字。錢玄同、魯迅都有類似的言論。還有一些學者反對這種觀點，章太炎于1908年發表了《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反對要求廢除漢字使用萬國新語（世界語）的主張。自清末民國開始，切音字運動一直延續到現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家才逐漸認識到，漢字無法改成拼音文字。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漢字適合漢語。漢語中同音詞太多，如果改用拼音文字，必將在書面表達上出現很多麻煩。語言學家趙元任于1930年代在美國寫了《施氏食獅史》一文，這是一篇同音文，收錄在《語言問題》一書中。文章原題《石室施士食獅史》，同時趙元任還用英文寫了一篇說明，標題為Story of Stone Grotto Poet Eating Lions 。全文每個字的普通話發音都是shi。1960年，《施氏食獅史》被《大英百科全書》收集在有關中國語言的介紹中。原文如下：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尸。食時，始識是十獅尸，實十石獅尸。試釋是事。”

如果用拼音寫下來，通篇只都使用的是“shi”，這就容易造成閱讀的障礙。漢字每個單音節（包括聲調）平均承擔四五十個以上的詞。如果只使用拼音文字記錄漢語，那么書面漢語的閱讀將會麻煩重重。比如，我們平常問人的名字，如果對方回答說他叫lǐ hóng，那么他的名字到底是哪個hóng？是紅色的“紅”，還是彩虹的“虹”，抑或是鴻雁的“鴻”、洪水的“洪”、弘揚的“弘”？

從漢字與漢語關系的角度看，《說文》最有用之處就是幫助我們尋找漢語詞匯本義。而找到本義，漢語詞匯眾多的意義就如同有個頭緒，可以通貫起來，容易為我們掌握。同時，漢字構形構意的分析對于積累詞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際”今天有“交界處、邊緣、會合、交際、接近”等意思，這些意思是怎么來的？《說文》“際”在《阜部》，意思是“壁會也”，即兩墻的接縫。明白了“際”的這個本義，對于那些引申而來的其他意思就非常容易理解掌握了。再如有人不清楚“救火”一詞的來源，說要是把火“救”了，那“火”不是越來越旺嗎？《說文·攴部》講：“救，止也。從攴，求聲。”“救”的本義是“制止”。《論語·八佾》說：“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這段內容是說，當時只有周天子和諸侯國君才能到泰山祭祀，而貴族季氏卻準備到泰山祭祀，這是明顯破壞禮制的，而孔子學生冉有當時就在季氏那里做事，所以孔子詢問冉有：“你難道不能制止他嗎？”冉有說：“不能。”“救”由制止義又引申出拯救、挽救、救援等意思。

可見漢字的性質是由漢語的性質所決定的，漢字適合漢語。研究漢語離不開漢字。在漢語語言學研究中，也無法完全照搬印歐語系等語言理論，必須充分考慮到漢字在漢語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與價值。

漢字與中國文化息息相關

從歷史上看，《說文》這一部書的出現，本身就與當時經學發展和斗爭密切相關，屬于文化辯爭的成果。

漢代的統治思想是儒家，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初通行的經學讀本是所謂“今文經”。秦始皇“焚書坑儒”后，大批儒生隱遁，天下圖書除了法家與一些方術類書籍等，其他大多被焚毀，敢有私藏圖書的會被處死。到了漢朝初年，漢惠帝廢除“挾書之律”，漢文帝和漢景帝則以重賞鼓勵民間向朝廷獻書。當時漢代搜求圖書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靠口耳相傳，二是輾轉得到的古本。關于口耳相傳，古人讀書特別重視背誦，所以很多人能記住不少古書文本，這些書在秦始皇時有用戰國文字記錄的，也有用小篆或秦隸記錄的。到了漢隸，更加簡便和符號化。如《尚書》的今文本就是秦博士伏生所傳，據說是晁錯受朝廷派遣前去濟南記錄得來。這樣記錄下來的《尚書》自然是隸書的本子，這樣得來的經書就是今文經典，傳授這些經書的人被稱為“今文學派”。古文經書則大多是在此前焚書時幸存下來的，有的隨葬在墓中，有的藏在墻壁中，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壁中書”。這些古文經用“蝌蚪文”寫成，其實就是戰國文字。這樣得來的經書就是古文經，研究并傳授這些經書的人被稱為“古文經學”。

在漢代，今文經學占據主流，古文經學沒什么影響，但古文經學家劉歆等上書朝廷要求在朝中立古文經博士。于是引起今文經派的反對，古文經派還認為今文經學用隸書講經典，出現很多錯誤。而今文經派則說古文經是偽造的，這樣兩派的斗爭愈演愈烈，長達兩百年之久。許慎是古文經學家，他的《說文》正是為了弘揚古文經學而寫的。古文經派的人十分重視文字釋讀，要求在正確識字的基礎上講解經書。所以說《說文》本身就是經學爭鳴與文化辯論的成果。

《說文》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學者們很早就加以關注了，從程樹德《說文稽古篇》開始就不斷取得成果。關于“漢字與中國文化”這一命題，王寧先生在《漢字六論》中明確提出應從兩個層次來認識。一是漢字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事項，從這樣廣義的角度可以觀察《說文》小篆與其他文化項如政治、教育等的關系。二是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表意文字系統，其在記錄漢語詞匯意義及構形時所記錄的中華歷史文化的相關內容。王寧先生說：“從漢字來觀察中華文化，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角度。通過典籍的記載和考古的發現來了解中華文化，看到的常常是政治經濟和觀念制度的大問題，而漢字的形體構造中存儲的文化信息，常常深入到一些瑣細而具體的細節，是對歷史文化宏觀問題的印證和補充。”從這個角度看，進一步通過《說文》小篆形體的分析，探求漢字構形取象、構形發展、分化孳乳等所蘊含的文化信息，進而探求先秦文化思想，還大有可為，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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